[唐宋征文][原创]绥边弭患,互通有无!---宋与辽金间榷场贸易

[原创]绥边弭患,互通有无!

---宋与辽金间榷场贸易

宋与辽金,境域相邻,它们之间的关系,除了剧烈的军事冲突之外,频繁的商贾往来和物品交流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榷场,作为两国间经济交流的一个窗口,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出宋与辽金在政治、军事政策上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利益关系。下面拟对宋与辽金间榷场贸易情况做一个简单概述,并浅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 榷场建置的目的和原因

宋与辽金间商品贸易的机构称为榷场。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 宋与辽金皆设置之,设置目的虽各有侧重,但从榷场产生的根本原因来看,南北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产生了经济交流的必然性,这应是榷场产生并且屡废之后却屡置的根本所在。

生息在辽河上源的契丹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除了从后晋手中获得的幽、云十六州等地区外,辽代早期仍然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长期以来,“游牧社会不能够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如果没有与毗邻的农业区的密切联系,是不能够生存和发展的”, 契丹人民需要从中原获取茶、缯帛、漆器、粳糯等必需的生活用品,契丹贵族需要香药、犀象等奢侈用品,单纯的战争掠夺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便有了“咸平五年,契丹复求置署(榷场官署)” 的记载,反映了辽与宋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辽代中期以后,农业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主要生产部门,但受地理气候影响,很多必需品北方难以种植,而榷场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缺货,也就有其存在的意义。金在和宋的经济交流上与辽有着相似的必要性,以茶为例,金人喜饮茶,而茶“自宋人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 ,榷场必要性从中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金政权在与宋的对峙上处于主动地位,所以对榷场的设置并不是孜孜以求,但这并不影响经济因素是榷场设置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因为无论金政权对榷场是罢、是设,两国民间过界买卖都从未间断过,走私贸易更是屡禁不止,这种“屡禁不止”正反映了南北方经济交往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政府只有出面建榷场,对这种交往加以管理疏通,才是正确之举。

从宋朝方面来说,设置榷场一方面可以维持边境和平,保持与邻国的友好关系,以达到绥边弭患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可以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一般而言,边市侧重于政治,海市着眼于经济。故历代对边境贸易掌握,相对从严。” 宋置榷场正是如此,其目的更侧重于绥边弭患,避免与辽金发生政治、军事上的直接冲突,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宋金约为“海上之盟”时,宋允诺的条件是“银绢依与契丹数目岁交,仍置榷场” 。以“仍置榷场”为盟约的条件,可见宋早将其与纳“银绢”一样,作为与邻国维持和平关系的手段了。虽然宋仁宗曾有“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利计” 之语,但榷场带来的巨大利润额不能不说是宋积极建置榷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宋史•食货志下》中有“岁获四十余万”的统计数字,这还仅是河北榷场每年的贸易利润部分。高宗绍兴初年,礼部侍郎曾开讨论宋、金和战问题时, 也提及了榷场的巨大收益:“且章圣(真宗)不欲竭我力而富虏也。富弼乃议榷场之货,百有五十万,所收乃其地所入,章圣故出圣断。” 宋末时人李复的文集中也透露出以榷场贸易弥补经费的一些信息:“今湟州新复,正要措置,使商贾奔凑,不惟通其有无,诚亦厚其根本之势。臣今欲乞于湟洲依雄洲、火山军等处例,置立榷场于湟洲。别蕃市以居来者,更不发遣赴阙,使利归于公,货通于下,亦可少补经费,取进止。

由上可见,南北方人民经济交流的需要是榷场建立的决定因素,而政治、军事上的目的也渗入其中,甚至对榷场的兴、废起支配作用(详见下文)。

(二) 榷场建立的地点及兴废沿革.

先讲宋辽边界的榷场建置情况。北宋时期榷场的建置沿革历程,有下面一段材料可以对其进行概括: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沿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时累年兴师,千里馈粮,居民疲乏,太宗亦颇有厌兵之意。端拱元年诏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岂欲穷兵?至于幽蓟之民,皆吾赤子,宜许边疆互相市易。自今缘边戍兵,不得辄恣侵略。’未几复禁,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所在捕斩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置榷场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复罢。咸平五年,契丹求复置署,朝议以其翻覆,不许。知雄州何承矩继请,乃听置于雄州;六年,罢。景德初,复通好,请商贾即新城贸易。诏北商赍物货至境上则许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遣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乘传诣三榷场,与转运使刘综并所在长吏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又于广信军置场,皆廷臣专掌,通判兼领焉。……" 岁获四十余万。”

从上边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宋辽榷场发展的大致脉络:以澶渊之盟为界,此前宋辽间的贸易往来处于时设时废的状态,极不稳定,太宗初年设置的“榷务”与后来的“榷场”还有很大区别。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以后,相继开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四榷场。四榷场“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神宗继位之后,还可见“河北四榷场”的记载 。河北四榷场彻底被废,大概是徽宗时宋辽两国关系恶化以后的事情了。政治、军事上的和战对榷场兴废的支配作用在这里就表现得很明显。

除我们熟悉的河北四榷场之外,宋是否还设有其他榷场?《宋会要稿•食货》三八中有相关记载:

“河北沿边安抚司言,定州军城寨榷场,止接山路,往者北境常请开修此路,久则非便。况飞狐茭牙榷场,以商旅罕至,停废,其军城榷场亦请不置,从之。”

可见,宋在河北沿边定州和飞狐口地方,也设有过军城和茭牙榷场,后由于山路不便而停废了。

宋辽两国除河北之外,在河东还有一段接壤地区。河东地区是否建置过榷场,《宋史•食货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没有记载。但有人对宋在河东地区的榷场情况作过考证,认为宋在河东路的火山军和久良津也设置有榷场。

再看辽朝方面,宋雄州守臣何承矩奏请设置雄州榷场时,就和辽国官吏刘日新等商议过两国贸易事宜,而刘是“新城榷场都监”,新城县属辽而与宋接境,可见辽在河北边境也有榷场的建置。

再来看宋金间的榷场设置情况,大体来说宋金间的榷场贸易明显要比宋辽间的榷场贸易兴盛,无论榷场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后者。

宋金“绍兴和议”后,双方大致以淮河一线为界,两国榷场也主要是以淮水流域为中心场所。金方面于“熙宗皇统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榷场)于两界” ,宋则在绍兴十二年“于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 。具体建置地点如下:

南宋方面,前后共有六榷场:盱眙军场(今江苏省盱眙县)、光州光山县中渡市场(今河南省光山县北,淮河南岸)、安丰军花靥镇场(今安徽省寿县西北六十里)、随州枣阳县场(今湖北省枣阳县,地处滚河上游,邻接河南省)、襄阳邓城镇场(今湖北省襄樊市北)、天水军场(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七十里)。

金国方面,前后计有十二场:泗州场(治所在今安徽省泗洪县东南,盱眙对岸)、寿州场(今安徽省凤台县,处淮河沿岸,西淝河下游)、颖州场(今安徽省阜阳县)、息州场(今河南省息县,淮河横贯)、蔡州场(今河南省汝南县)、唐州场(今河南省唐河县)、邓州场(今河南省邓县)、凤翔场(今陕西省凤翔县)、秦州西子城场(今甘肃省天水市)、巩州场(今甘肃省陇西县)、洮州场(今甘肃省临潭县)、密州胶西场(今山东省胶县)。

宋金间榷场的开放期明显呈现出三个阶段:一一四二至一一六一年为初期阶段,一一六四至一二零六年为中期,一二零八至一二三四年为末期。 而这三个阶段又与双方的政治军事态势密切相关:一一四二年五月,即宋接受“绍兴和议”的第二年,双方就各置了榷场。一一五九年,“海陵将入寇,乃息罢淮北、陕西诸榷场,独泗州如故。边吏以闻,于是自盱眙外,余息罢”, 到一一六一年,金举兵南下,盱眙军场也随之被罢。金世宗大定四年(一一六四年),“以尚书省奏,复置泗、寿、蔡、唐、邓、颖、密、凤翔、秦、巩、洮诸场” ,一一六五年两国订立“隆兴和议”,宋于“襄阳邓城镇、寿春花靥镇、光州光山县中渡市皆置榷场” 。一二零六年,韩侂胄主持开禧北伐,双方皆罢榷场,一二零八年,定“嘉定和议”,于是《金史•食货志》便有“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的记载。

宋金间榷场的兴废沿革与宋辽间榷场的兴废有着很大的共同点,双方和,则榷场兴,双方战,则榷场废,虽然双方都有经济交流的需要,但政治军事上的动态因素却不断影响着双方间经济交往的正常进行,对榷场的兴废起直接的支配作用。

(三) 榷场的管理及规制

由于无论是宋朝方面还是辽金方面都在各自的境内设有榷场,因此各有其管理制度。

在职官设置上,由于史料缺乏,辽方面并无具体记载,金方面的榷场官制也仅在《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中有“委场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举察”的记载而已。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宋的榷场官制。宋辽榷场贸易中的官员,除去地方监司(沿边经略安抚司和转运使),榷场所在的州军,更可以直接过问,路分都监和沿边巡检,负责维持榷场治安,所差派的巡守军健,只许用驻泊兵士,不得差本州军人,朝廷又经常派专使,往来提点,所选派的内臣,必须是行止心力,谙会钱谷,并经三司部门的保举。另有勾当官和榷场指使等职位,担负榷场的实际责任。还有榷场牙人,名额不详,从事评定货色等级,兜揽商客买卖承交等事宜,但牙人是否从属于政府官吏则不详。宋金榷场贸易中,宋朝有提领、措置、提点、主管官、押发官等级官吏,“旧制总领兼提领官,知军兼措置官,通判兼提点官。榷场置主管官二员,押发官二员。主管官系朝廷差注,押发官从措置官辟差。” 除主管官由中央委派外,其他官员皆由地方官兼任。提领是榷场的监督官,负责每年年终向户部申报榷场的收入盈亏情况,户部据此给榷场官以赏罚,“岁较诸州所纳之盈亏,以闻于上而赏罚之” 措置一职,主管行政之全权,有任免榷场官属的权力。乾道元年以后,榷场设官略有变动,乾道元年,“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五年,省提辖官。” 于是以上的提领、措置、提点三级改为二级,提领和措置官实际上都不负责榷场贸易的过程,措置官之下,才是掌管榷场具体事务的主管官和押发官。主管官有朝廷差派,是榷场贸易的实权派,他们有权酌情估价,分商贾为大商、小商,决定商贾可否过界贸易,收息钱,搜检违禁等。虽然措置官有委任押发官的权力,但押发官的职权远远不及主管官,他只在具体事务上起辅助作用。由此可见,提领、措置、提点(或提辖)等地方官虽管榷场政务,但不能插手榷场贸易过程,主管官由中央差派,直接对中央负责,这也反映了宋代一贯实行的内外相维、削弱地方势力的基本国策。另外,押发官以下,有榷场巡防官兵,负责协助搜检,防止私渡。

榷场的有严格的规制,宋辽间的榷场贸易规制史料上无系统记载,但有“官司交易,悉从旧规” ,“北境人至榷场未知条式” 等说法,可知双方有一些章则条例性的规定,猜想大概是防止走私、禁止私渡等内容。宋金间的贸易规制则有较多记载,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是防止私渡。宋政府对人民私渡,法禁甚严,而地方官执法不严或知而不问,则编窜远方或以“故纵私渡法”惩治。金法更为严厉,私渡入境者罪当死。

二是管理商人。初时,南宋政府不许商人自行买卖,影响了商人来榷场贸易的兴趣,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商人自行买卖的规定:“将小客每十人互相委保,抄上姓名,据逐人所有物货留一半在场,先给一半前去,止许过淮到泗州榷场博易,候博买到北货回来,赴本场寄留,却给放留一半,直押过淮博易了当,计往来南北货物钱数,各重搭息钱入官。所有大客,并依旧拘留在场,准备北客到来博易。” 其中大客、小客的标准,大抵是货价百贯(后改为三百贯)以上为大客,以下为小客。到榷场贸易者要登记姓名、货物,领得通行牌子、官引,贸易后牌子要收回,榷场贸易规制之严格由此可见一二。

三是杜绝走私。宋金不仅严禁私渡,私贩更是不许。宋辽间除了榷场贸易外,民间走私活动极为发达,沿边各州县都严加查禁,但由于边界辽阔,收效甚微。

四是严禁违禁物色交易。鉴于双方政治军事上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有关军事科技、朝政得失、国计民生大事的战略物资都是严禁交易的。

(四) 榷场贸易中的货物

宋辽间榷场贸易的主要商品,见于《宋史•食货志》记载的,宋主要输出香药、犀象、苏木、草茶、缯帛、漆器、粳糯和九经书疏,辽则以银钱、羊马和橐驼等物易之。从中可以看到,宋输出的主要是加工制品,而辽则以原材料品为主,双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明显,榷场作为双方互通有无场所的重要性也体现无遗。

由于宋金间榷场贸易规模远远超过此前的宋辽贸易,因此有关宋金间榷场贸易的记载也远远详于之前的宋辽贸易。见于史书的贸易物品更是各色各样、种类繁多。两国间交易的大宗主要是茶、绢、盐、生姜陈皮等生活必需品,另外各色杂物的交易数量也很庞大,宋榷场由国库拨给物资抵折用以交换北货的主要有香、药、布、木绵、象牙、玳瑁、檀香等,而荔枝、圆眼、金橘、橄榄、芭蕉干、苏木、温柑、沙糖、栀子、犀象、丹砂等也是宋的主要出口物品。 讲到榷场合法交易的物品,就不能不讲一讲榷场严禁交易的物品,违禁物品,金国方面多是粮食、金属货币、牲畜等,而宋则禁犬马皮、硫磺、焰硝、箭杆、沙鱼皮等军器物资以及书籍出界。

与宋输入辽的物品相比,虽然宋金间贸易物品数量、规模都大于前者,但由于宋金间的政治军事对峙势态比之宋辽更加紧张和严切,因此宋金榷场贸易的违禁品种类也更多,粮食、金属货币、牲畜、书籍等先期宋辽可以交换的物品全在禁绝之列。另外,北宋时大宗输入到辽国的瓷器也未见于宋金间的交换,大概是金人入主中原,占据北方钧窑、定窑、汝窑、东窑等名窑的缘故。

(五) 小结

考察宋与辽金间榷场建立的目的原因、兴废沿革、管理规制、交易货物等方面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出榷场在宋与辽金关系中的本质作用在于“互通有无”,即是说榷场的经济属性是它的本质属性,而超出榷场经济属性之外的政治军事属性(体现在榷场对私渡、私贩和违禁物品的缉查上)则是其附带属性,这种政治军事属性是政府强加于榷场机制之上的,因而体现着政府在政治军事上的指导思想,即以货物交通敌国、维护边境安全,以达到“绥边弭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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