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公共食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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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时期的食堂


一哄而起建立的人民公社,不可避免地出了不少乱子。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也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察觉运动中出现了不少严重问题的领导人。1958年国庆节前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从中感到有许多问题需要调查研究并加以解决。


就在各地大肆宣传“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之际,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的冯亩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灾情严重已饿死了500人。看了此信,毛泽东感到很震惊,批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派人调查。安徽省委调查后认为情况属实,并采取了措施作了处理。这使毛泽东感到,在大好形势下还是有严重问题的。1958年10月19日,他致信陈伯达,要陈带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卫星公社进行调查。10月下旬,他又让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分别去河南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


接着,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准备到郑州召开一次有部分中央和省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和研究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在途经河北的石家庄地区、邯郸地区和河南的新乡地区时,他不断找人谈话,除了询问生产情况,还特别关心社员的生活问题。每到一处,他总是问食堂办了没有,办得怎么样,群众是否喜欢吃大锅饭。还详细地询问吃了多少盐、多少油,有没有菜吃,有没有肉吃。他还要求各地要做到一是吃饱,二是吃好,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还说,吃饭就是劳动力,吃不好就不能劳动。针对当时一些地方搞疲劳战术,让群众几天几夜不休息的情况,毛泽东说,要下个命令,要休息,睡够。对于此前他看好的供给制,他也很关切,特地询问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徐水县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还说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虽然下面向他报告的不见得都是真实情况,他还是在谈话中体察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11月6日,毛泽东到了郑州,去修武、新乡调查的吴冷西和田家英向他汇报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所有制和供给制问题。田家英汇报说,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共18元,医药费每人2元,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10元,看戏不要钱,一年看1次戏、6次电影。田家英和吴冷西都认为这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共产主义。


汇报中,毛泽东不断插话。对于供给制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吃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当吴和田汇报说有的公社实行军事化,搞房屋公有、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体居住,只有礼拜六回家过周末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还认为,需要让大家冷静下来,“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他感到“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需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


此时,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不要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他在11月4日的讲话中说: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看一下么,你晓得怎么样?人家(按:指苏联)干了40年,还没有过,我们就快些,十年加上八年,你就把一切都过完了!人家到那个时候还没有过完,看样子,他还不准备过完的。他口头讲过,还没有动。准备过渡,你加准备两个字,机动一点。毛泽东提醒那些头脑比他还热的人说,苏联搞了40年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中国才搞几年的社会主义,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地宣布过渡。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尽早实现共产主义还是心向往之的。他在11月6日讲话中说,斯大林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多少年未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凡是可以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11月6日,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宣传部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报道了山东范县(今属河南)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即县委第一书记)这年10月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范县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规划报告的摘要。其中说:


根据全公社工农业生产布局和有利于生产美化环境的原则,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25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每个新乐园村设有: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等等,达到八院、二所、四馆、三厅、两池、三站、四场。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段批语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这说明,毛泽东对范县这种典型的“乌托邦”式“新乐园”,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把它当做一首浪漫诗来看,甚至认为也并非不可能实现。可见,毛泽东一面劝说别人不要匆匆忙忙往前赶,急于实现共产主义,一面自己又对这种“乌托邦”共产主义还有相当的眷恋,有着一种难以摆脱的“乌托邦”情结。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乘专列继续南下。在专列上,毛泽东邀集了河南信阳、南阳、洛阳、开封、商丘、登封等11个县的县委书记进行座谈。当天晚上,他还专门同卫星人民公社所在的遂平县委的负责人谈话,详细地询问了卫星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情况。


1958年11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0期上,刊登了一篇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中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此次患病人数较多,蔓延之快,为历年所未见,已波及全区的21个市县、70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卫生工作搞得不好,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的注意,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11月16日,谭震林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农村生活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书面报告,报告中讲到人民生活时,提出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及幼儿园必须办好,公社要有社领导专门负责管理生活。毛泽东在批改这份报告中,特地加上两段话:“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8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的时间4小时,共计12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8小时,忙时可有10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12小时,以为持久计”。“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资产阶级法权的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三风五气、老爷态度之类要破,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之类还不能破,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现在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吃红薯,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思想问题,要在党内讲清楚。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阅了中共湖北省委11月作出的《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这个规定提出,要把劳动和休息时间有节奏地结合起来,并且重点提到办好公共食堂问题,认为公共食堂是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的中心,直接关系到在公共食堂吃饭的每一个人。办得好,公共食堂就能巩固;办得不好,公共食堂就可能垮台。怎样才算办得好,就是要保证吃饱、吃好,让每一个在食堂吃饭的人感到比在家里吃饭还好。文件还规定了几项具体的政策:


第一,要吃饱。不论何种地区,公共食堂一定要管饱,不管谁有多大的饭量也要管饱。


第二,要吃好。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有菜有汤,有荤有素,有干有稀有开水,尽量做到人人满意。


第三,要吃得干净。要经常保证食堂和炊具的清洁。


第四,公共食堂要有餐厅,可以附设小卖部,要有菜园,有酱园,有养猪场,有豆腐坊、粉坊,有腌菜、泡菜、腌鱼、腌肉等。


此外,这个文件还规定了食堂管理要民主化,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老、病、小、孕产妇可打回去吃,居住遥远的可以打回去吃或在家里做饭。要搞好工地食堂;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要按20:1或25:1配备食堂工作人员,要办好炊事员训练班,改革炊具,当然还讲到了要清除食堂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问题。


看完这份文件,毛泽东认为文件写得很好,要求发给与会人员研究。12月19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湖北省委的这份文件。


湖北省委的这份文件,规定得很周全,但当时提出的“吃饱、吃好”的目标,在许多地方已无法实现。此时,大多数地方已收起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浮肿病,云南就曾出现了因浮肿而造成的相当数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为此,毛泽东作出了两点指示,一是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尽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是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搞片面性。此时,毛泽东已发现了农村农民生活中存在不少问题,同时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发生与一些干部只顾抓生产,不去抓人民生活有关,一再强调在抓生产的同时必须抓生活。但是,对于公共食堂所出现的问题,毛泽东还没有觉察到,或者即使觉察到了,也感到问题尚不严重。他并不认为公共食堂是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只是认为人民生活出现问题,是一些干部对此不重视,没有认真办好公共食堂之故。


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对于这种“从群众中来”的东西,他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正如一位研究晚年毛泽东的专家所说的:“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在毛看来意义特别重大,它不仅是农民自身革命精神——向几千年私有观念、生活观念的挑战,而且还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既是对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又是在制度上推动更高级的所有制形式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尝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制定各种方针政策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是,对于群众中自发出现的一些东西,要分清楚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需要和根本利益,万万不可成为群众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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