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诸制度

元朝的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 

一、元朝的户口制度


元代户籍制度特殊而复杂。元朝政府把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以及其他某些条件(如民族)划分成若干户计,统称诸色户计。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有所不同,隶属和管理系统也不尽相同,而且一经入籍,就不许随意更动,往往世代相守。诸色户计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军户,出军当役的人户。军户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在诸色户计中尤其受到元朝政府的重视。按蒙古、探马赤、汉、新附诸军之分,军户也有蒙古、探马赤、汉、新附军等名目户称。


元朝,留在漠北的蒙古人除了以驿站系统当役的人户外,基本上仍按万户、千户的编制在一定的区域内屯聚牧养,一般一有战事就从他们中间起军出征。至于进入内地的蒙古人,绝大部分以军户著籍,这就是蒙古军户。每一军户出军当役的人数,依军事需要和军户的丁力等具体情况而定。如至元四年规定,每户二丁、三丁者出一人,四丁、五丁者出二人,六丁、七丁者出三人。至元十九年又规定,"遵旧制,家止一丁者不作数,凡二丁至五丁、六丁之家,止存一人,余皆充军"。所谓蒙古军户,当然也包括编入蒙古军中的色目人户。漠南蒙古五部中一部分人以及后来被编入探马赤军的其他各族军士的家庭,则以探马赤军户著籍。对于军户的管理,通过奥鲁系统去实现。奥鲁一职,由州县长官结衔兼之。奥鲁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配合军前派来的起军户,选择"踏弩挽弓、负甲执役、视死如归、勇健张猛之人"当军应役。二是征集出军当役者的鞍马、器杖、盘缠等。向军户按家派征,应由奥鲁官员负责。除上述职责外,蒙古、探马赤奥鲁还兼管所属军户婚姻、负债、斗殴、私奸、杂犯等"不系官军捕捉"的民军诉讼。


站户,在站赤系统服役的人户。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内免税,四顷以外依例课税。元代前期军户、站户有时也要负担杂泛差役。蒙古牧民要提供对驿站的一切负担,其中包括对驿站所应负的一切劳役,供过往使臣的饮食,提供交通运输所需要的站马、铺马和车、牛等等。


匠户,为国家和皇室从事各种工艺造作的人户。他们须缴纳地税,元中叶以后也负担杂泛差役。


灶户,在国家经营管理下以煎盐为生的人户,又称盐户、亭户。按国家规定的数量缴纳额盐,支取工本钞或口粮,严禁私卖盐货,其他赋役得到宽免或优待。


僧、道、也里可温(***徒和教士)、答失蛮(***教士)等宗教职业者他们各有专门户籍。在其占有的土地中,凡属皇帝赏赐和元初旧产的,均能免税。续置土田尚须验地科征。终元之世,这些人基本上享受免役权。


儒户,乃读书授徒的儒生。他们亦分别著入专门户籍,元代中期曾一度负担杂泛差役。


打捕户、鹰房户专门为皇室猎兽以及捕养行猎时所用鹰隼等动物的人户。政府规定打捕户必须送纳皮货和野味,以代应缴纳的丝料和包银。


民户,则是一般的种田户,包括诸投下种田户、皇室和诸王妃子的从嫁民户,隶属寺院的永业户等。对北方民户征收丁税和科差;对南方民户征两税。民户均须负杂泛差役。


此外还有百工、技艺、医、运粮水手、香莎糯米、财赋、火佃、舶商、驱(奴婢)、绵马 ("乃以其众别籍也里皇后位为绵户")、采珠、养老("特赐养老一百户":专门为贵族和功臣养老时服役的仆从)、乐、织、娼、淘金等户。


诸王、勋戚、功臣所拥有的私属人户和分封户计,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哈阑千户制下的小私有者。诸王私属人户(匠人、打捕鹰房、金银铁冶、绵、种田、采珠、养老等户)依附于那颜并提供无偿劳动。


投下户封建领地内的属民,包括农民、牧民、猎户、士兵、工匠等等。为封建领主承担各种义务。


怯怜口户诸王私属人户,包括工艺、农耕、杂役户及媵户(公主下嫁时附随的陪嫁人口)。


匠户,供蒙古诸王、勋戚和功臣役使的私属人户,不承担国家赋役。在漠南弘吉剌部领主鲁王的统治机构中就有管领随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等户钱粮都总管府。


系官五户丝户,蒙语为"阿合答木儿"。元代赋税名目中,有一项是丝料。1236年,窝阔台将北方原金统治区居民分封给诸王、贵族和功臣,规定居民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投下,称"五户丝"。忽必烈即位后,改为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每五户出丝二斤输于本投下,合计每户每年出丝料一斤六两四钱(每斤按十六两计算),称"二五户丝",其中交给各投下的称为"五户丝"。其户口称"系官五户丝户"。


江南户钞户,忽必烈灭宋以后,规定诸王、驸马在江南分地里的民户,每户要交纳中统钞五钱,称作"江南户钞"。其户口称"江南户钞户"。成宗时改为交中统钞二贯。弘吉剌部领主在至元十八年,分得江浙省汀州路四万户,所得江南户钞1600锭。


元朝的户籍制度,可谓囊括了百家,显得如此复杂。 _

岭北行省的主要居民是蒙古各千户所辖牧民。成吉思汗在位时,曾先后设立过100多个蒙古千户,随着对外战争和领土的扩大,有相当一部分人迁离了蒙古本土。如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所属10余个千户都到了各自的分地,斡赤斤所领千户大部分进入辽东。据拉施特《史集》记载,拖雷承袭左、右翼共100千户,其中有原在漠南的汉军和金兵20千户、汪古部4千户,还有南迁的弘吉剌、伊奇烈思、札剌也尔、兀鲁、忙兀等五投下10多个千户,留在岭北的大约只有50多个千户。此外还有东道诸王和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所领的10多个千户(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岭北地区原来的蒙古诸千户,多数分属于诸王位下,不归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由于历次战争和镇戍各地的需要,陆续从各千户签军调往外地,故户口没有相对的稳定性;加之人口的自然繁殖及战争中俘掠来的驱口的增加,使岭北地区各千户所辖户口数难以统计。


大德末年,窝阔台汗国败亡,其民大批归降元朝而迁入岭北,诸部落降者百余万口。《元史·武宗纪》载,至大元年三月,"以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非久计,给钞百五十万锭,币帛准钞五十万锭。"所指当即诸部落降者。成吉思汗攻金期间,命率族归降的永清土豪史秉直管理降民达10多万家,不久迁往漠北。成吉思汗西征回来时,也带回大量西域人,仅撒马尔干人被东迁者即有3万人;玉龙杰赤人被俘为驱口者达10万多人。入元以后,又多次从中原和江南调遣成千上万汉、南军民到岭北各地屯田和戍守。如大德十一年,以汉军万人屯田和林。岭北人口因此大大增加,直至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年),总兵岭北的郯王彻彻图所统军48万(当为岭北诸王之军的总数)。


《元史》缺载岭北行省户口数,根据上述早期的诸王所部千户的大略数目和大德末年仰赖政府救济的诸部降民数目推测,大约在200万人以上(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



二、元朝的赋役制度


元朝的赋税制度南北相异,北方主要是税粮科差,南方征夏、秋两税。窝阔台汗八年丙申(1236年),更定赋税制度,史称"丙申税制",基本上确立了元代在华北地区的赋税体系。忽必烈即位后,对赋役数额有所调整,使之更趋完善。正税主要是税粮和科差。


元朝的赋税,"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南则取诸土田"(危素《休宁县尹唐尹田记》,《危太朴集》卷2)。北方征收的税粮分为地税和丁税两种。地税是白地每亩三升,水地每亩五升。以后一律改为每亩输三升(苏天爵《元文类》卷59,《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丁税每丁二石。各色户计分别按照不同的规定输纳丁税、地税之中的一种。官吏、商贾纳丁税;工匠、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户等验地交地税;军户、站户占田四顷以内者免税,逾此数者纳地税。一般民户大多数交纳丁税。灭南宋后,"世祖皇帝之一天下也,立法创制有因有革。民田之税二十而取一,仍宋之额也。商税之征三十而取一"(蒋易《送蒋伯羽序》,《鹤田集》卷下)。在南方,基本承袭南宋旧制,继续征收夏、秋两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所征为粮食,也有一部分折钞征收。盐由国家垄断,政府将工本钱发给灶户,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国家支配。按户计口发卖食盐。盐商向政府纳课换取盐引,到盐场支盐,再运到规定的地区("行盐区")贩卖。除北方的地税、丁税和南方的秋、夏二税外,盐课收入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财赋来源之一,所以元朝人说:"经国之费,盐税为重"(《元典章》卷22《户部·盐法通例》八)。至元后期盐课总额有二百万锭左右,相当于国家一岁钞币所入(税粮未计入内)的一半以上。山林川泽的特产,如金、银、珠、铜、玉、铁、硝、碱、竹木之类,或设总管府、提举司等机构经理,分拨一部分民户从事采伐加工;或由民间自行开采生产,政府以抽分等形式收取税金。茶课收取的办法是,元朝设立茶司于产茶地,茶商先向茶司缴纳茶税,领取公据,然后到产茶地区按公据载明的数量向茶户买茶,再回到茶司缴回公据,换取茶引,凭茶引发卖茶货(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西南地区,曾一度由官府统一收购民间茶货,再置局发卖。商税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北方的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两项。系官民户所纳的丝料全归政府;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民户所纳丝料中,有一部分经过政府转交给封建主,其数额以每五户二斤为率。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其赋则每五户出丝一斤,不得私徵之"(《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40)。至元二十年(1277年),"敕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元史》卷12《世祖纪》九)。包银每十户额当钞四十两,此外还要按缴纳包银的数额,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诸路官吏俸禄,即俸钞。江南的科差,一曰江南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二曰包银。


杂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征发的车牛人夫,以及里正、主道(农村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隅正、坊正(城镇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仓官、库子(为官府保管财物的职事人员)等职役。杂泛差役,元时简称为杂役,即古之所谓力役。


岭北和漠南蒙古牧民交纳的赋税,蒙古语称为"忽卜赤儿",汉族称为"抽分"或"税敛",始于窝阔台汗时代。到了元朝,抽分之制定为:"马之在民间者……数及百者取一,及三十者亦取一,杀于此则免。牛、羊亦然"(《大元马政记》)。蒙古各万户、千户合纳差发,羊马抽分,由宣慰院掌管。1315年规定:"抽分头匹羊口,自前是宣慰院管来,如今迤北蒙古百姓每,各千户并各处口子里,交他每委人抽分者,城子里交本处官司就便提调抽分者。"(《元典章》卷16《户部·禁治久食分例》二)。千户是岭北地区的地方基本行政单位,所以赋税的征收就由千户那颜委官掌管,再往宣慰院缴纳。


蒙古牧民负担的徭役,主要是兵役和站役。遇有大规模的征伐,政府就下令从各千户签发兵员,由所属诸王和千户统领出征,马匹、兵械、衣服杂器等由被签民户自备。元朝驻戍各地的蒙古、探马赤军、切薛,也是从蒙古各千户签发兵员补充。


岭北地区在成吉思汗时代就设有驿站,窝阔台即位后,制定了驿站制度,从各千户签调站户专门承当站役,各千户除出人夫(蒙语为"兀拉赤")外,还要自备站马、"首思"(接待用品)、帐户、什物。凡朝廷官员往返岭北,诸王、公主、驸马、千户等到上都朝会或遣使奏事,以及运送官物,都由驿道行走。由于朝廷各衙门和诸王贵戚等泛滥给驿,遣使频繁,往往使站户难以承受,甚至部分蒙古牧民也在沉重赋役负担下逐渐贫困化,沦为 "亚堵其",即贫民。



元朝的军事制度

元朝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和上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宿卫军队由"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而以其人名曰:钦察卫、康里卫、阿速卫、唐兀卫"(《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文类》卷41)。因此,属于宿卫系统的军队是由切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切薛"是蒙古语(kesig)的音译,由突厥语kezik演变而成,轮流值宿守卫的意思,指蒙古和元朝的禁卫军。元朝建立后,保留了成吉思汗创立的四切薛轮番入侍之制,用他们列值禁庭以充护卫侍从,常额在万人以上,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至元十六年,诏立后亲卫军都指挥司,设使副签事,统选兵万人。这样元朝宿卫系统则有左、右、前、后、中诸卫,设亲军都指挥使统领五卫。元世祖时,四位切薛长安童、月赤察尔、忽都答尔、玉昔帖木尔,在朝廷内曾担任过最重要的官职,如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中书平章政事、御史大夫等要职。


元朝的大都和皇城的一般军事防务改由五卫亲军担负,受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到元朝末年,先后置30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隶属于枢密院。进入内地的色目人军队,由于战斗力较强,相当一部分人被编入侍卫亲军。

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军,其布局是:称作"腹里"的河北、山东、山西主要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戍守。探马赤军是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拣选出来的士兵,组成精税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驻扎镇戍被征服地区。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由各地区的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的蒙古、探马赤军戍守。南方以蒙古军、汉军(金朝降军和蒙古政权、元廷在华北签发的军队)、新附军(南宋降军)相参驻戍。防御重点是临江沿淮地区(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某一方面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行省统辖,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枢密院节制。全国兵马总数只有皇帝和枢密院蒙古官员知道,行省兵马数也只有为首的蒙古官员知道。忽必烈即位之后,其制度渐趋完备。


军卒的来源,在汉地江南是采取从固定的军户中签发的办法。军民分户的制度早在蒙哥汗二年(1252年)大规模籍户时已有明确区分,进入内地的大多数蒙古人户及被收编的金、宋降军之家,皆以军户著籍。此外还有一些汉族或其他各族人户陆续被新签为军户。如辽东的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和福建的畲军等,"则皆不也戍他方,盖乡兵也"(《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文类》卷41)。军户种田,可免税粮四顷,称为"赡军地"。

元代漠北草原和漠南的蒙古人,仍过着兵民合一的游牧生活,战时出征,平时便屯聚牧养。蒙古民户按千户、百户、十户(也称牌甲)的十进制组织,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游牧居住,由各级那颜(官人)管辖,上下级有严格的领属关系。千户、百户、十户是岭北行省境内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单位。1217年,成吉思汗命木华黎攻金,从漠南的兀鲁兀、忙兀、札剌亦尔、弘吉剌、伊奇烈思五个部落的千户、百户中,挑选矫捷有力的士兵组成五投下探马赤军。这支部队充当先锋,颇立战功,驻屯中原。窝阔台汗时,命搠思蛮(又译绰儿马罕)出征波斯,作探马赤军留在该地镇戍。也速失尔征高丽,留驻高丽作探马赤军镇守。在元一代,始终保持着探马赤军的建制。在发动战争时,"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元史》卷98《兵志》一)。战士的装备一律自备,没有固定的军饷。蒙古军和蒙古探马赤军一般不设达鲁花赤,隶属于该奥鲁当役军士所在的万户、千户之下。奥鲁的主要职责,一是从军户中调发丁男当军应役,并及时起征阵亡军人的"户下弟男"承替军役,弥补军队缺员。二是负责按时为本奥鲁调发的当役军人置备鞍马、器杖、盘缠等军需。汉军奥鲁由所在地区的管民官兼领。新附军未设奥鲁。其他各族军队除特殊情况外,在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都设达鲁花赤以监军务,品秩与元帅、万户、千户相同。万户、千户、百户分上、中、下三等。万户佩金虎符,符跌为伏虎形,首为明珠,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以上是元代军队编制、军队管理和军队任职的简单情况[附图:元军甲胄]。


元朝军事防卫除上述宿卫系统和镇戍系统的两大系统外,还有不出戍其他地方的乡兵,如上述的寸白军、畲军、契丹军等。应募而集的军队名曰"答剌罕军",此种军队不给军饷,不编入军籍,是散兵游勇,"助声势虏掠以为利者也" (苏天爵《元文类·军制》)。还有以兵士所掌握的技术而命名的军队,如曰炮军、弩军、水手军等。


元朝的统治机构与行政设置

大蒙古国据有中原之后,曾创置过若干行政机构和有关制度;但基本上保持着草原游牧国家对被征服的定居农耕区居民的间接统治的格局。这种局面的根本改变,是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忽必烈即位后,为了巩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为了战胜南宋,他接受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的建议,吸取中原地区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并借鉴金朝的统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国家机构日臻完备起来。

但元朝的统治制度,在许多方面与历代王朝不尽相同,其特征也比较明显。如行省的设立,是中原王朝历代相承的传统体制的发展变化;蒙古、探马赤军中的奥鲁(老小营)的建置,保留了蒙古的旧制;对吐蕃地区所实行的政教合一统治政策;还有刑罚体系的细致化,等等。


一、中央机构

元朝的中央一级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秉兵柄)和御史台(司黜陟)组成。中书省下分左三部(吏部、户部和礼部);右三部(兵部、刑部和工部)。

中书省始立于窝阔台三年(1231年),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即位,第二年四月复立中书省;七月,又立燕京行中书省。大约在中统三年前后,燕京行中书省合并于中书省。

据元朝的定制:中书省最高长官为中书令,由皇太子担任;又设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四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蒙古之俗尚右,故以右丞相、右丞居上。自中书令至参政知事均为宰执。中书省领左、右三部,各设尚书三员、侍郎二员。


至元三年(1266年)设制国用使司,总理全国财政,以后一度成为与省、台、院并立的最重要的国务机构之一。七年,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统六部,并改天下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中书省建置虽仍被保留,但实际上由尚书省总领国政[附图:元朝圣旨牌札]。


至元九年(1272年),撤掉尚书省,归并于中书省内。此外,又相继设置了下列机构:


翰林兼国史院,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


大劝农司,掌农桑、水利。


集贤院,掌提调学制和道教事务。


太史院,掌天文历数。


将作院,掌工艺。


通政院,掌驿传。


宣政院,主持全国释教及吐蕃地区军、民之政。


大宗正府,主持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的刑名等公事,时而兼管汉人刑狱,是治天下刑政的札鲁忽赤(断事官)官署。

崇福司,管理也里可温(元朝人对***徒和教士的通称)的宗教事务。


回回司天监,掌回回历法。


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属蒙古国子监,掌蒙古文字。


经正监,管理皇室和贵族的营盘纳钵、标拨投下草地并治理有关词讼。 G


管领本位下怯怜口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掌为中宫从事织染、杂造等。


中尚监,掌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位下怯怜口诸务及内府供亿。


会秋寺,掌武宗五斡尔朵(行宫)户、钱粮、营缮诸寺,等等。

二、地方机构


元朝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即位之初,为十路宣抚司,同时以都省官"行某处省事"系衔,派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的权力。行省逐渐由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定型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除"腹里"(河北、山东、山西)直隶于中书省和吐蕃由宣政院辖理以外,所置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甘肃、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在距离省治较偏远的地区,分道设宣慰司,处理当地军民事务。负责民政的官员属中书省管辖,负责军务的官员属枢密院管辖。边陲民族地区的宣抚、安抚、招讨等司,多参用当地土官任职。


行省之职守,"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元史》卷91《百官志》七)。每省置丞相一员(例不常设)、平章二员,品秩比中书省低一等;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品秩与都省官相同。各省的政务需要通过中书省进行协调统一或向皇帝报告。行省与都省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从属关系。


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依次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有达鲁花赤、总管,是为长官;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是为正官;还有总领六曹、职掌案牍的首领官(经历、知事、照磨)。府设有达鲁花赤、知府或府尹,同知、判官、推官,知事等官职。有的府隶属于诸路,有的直隶于行省;有的统领州县,有的则不统州县。州有达鲁花赤、州尹或知州,以及同知、判官等官。有些州直隶于路或行省,有的州不统县。县有达鲁花赤、县尹等官。有些县直隶于路或府。边远地区还有"军"的建制,品秩及设官置吏皆如下州。路治所在的都市,设一个或几个录事司(大都、上都设警巡院),管理市镇居民。司内置达鲁花赤、录事、录判等官员。


各级行政官员的任命权都掌握在中央,投下的州县,其达鲁花赤一职,由领有该地的诸王、贵戚或勋臣任命。


御史台在地方上也有相应的分设机构,即监临东南诸省的江南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和陕、甘、滇、蜀地区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南台和西台品秩与中央御史台(内台)相同。内台、南台和西台以下各设若干道肃政廉访司。


为了征伐或镇抚的需要,枢密院有时也在有关地区设置行枢密院(简称行院)。

三、基层行政设施


元代社会的基层行政设施,是通过社制和坊里制的推行而确立起来的。社制又称村疃制度,是元朝在农村的蒙、汉地主统治机构的基层组织。元朝,在县一级下面设立两套行政组织(与驻防军相结合):城关的坊里制;农村的村社制。坊里制于城内分若干片,名曰隅(如东西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隅下设坊,置坊官、坊司。坊下设里或社,置里正、社长;有的设巷而不设里,置巷长。村社制则于县下设乡,置乡长;有的设里正而不设乡长。乡之下设都,置主首。主道名额是:上等都四名,中等都三名,下等都二名,均视户数多寡而定。都之下设村社。社的户数,率以五十家为准,除驻防蒙古军、探马赤军外,蒙古军由各自千户的士兵编成。探马赤军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拣选士兵,组成精锐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驻扎镇戍于被征服地区。户数超过五十家者,待增至一百家,添设一社长。不满五十家,则与附近村落相并为一社。地远人稀处,难以相并的虽不满五十家,准自立一社。亦允许三村、五村合并为一社,其社长由适中之村,择一人担任。社长的职责在于劝督本社农民"务勤农业,不致堕废"。严禁社长率领社众"非理动作聚集",社长应监督农民聚众集会,有不服从社长劝告者,"从本处官司就便究治"。坊里制和村社制在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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