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50年代曾代中国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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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印制从来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却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币。而当时的“老大哥”也不负重托,按时将数十亿元印制精美的人民币钞票交付给了中国。   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请苏联去做?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曲折?……近日又一批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   1 周总理亲自指挥   解密外交档案中有两件题为“中国请苏联代印新人民币问题”,其中一件长达87页,囊括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印制从来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却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币。而当时的“老大哥”也不负重托,按时将数十亿元印制精美的人民币钞票交付给了中国。


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请苏联去做?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曲折?……近日又一批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


1 周总理亲自指挥


解密外交档案中有两件题为“中国请苏联代印新人民币问题”,其中一件长达87页,囊括了绝大部分当时中苏双方的相关谈话记录、来往函件、电文稿、合同文本等。不过记者没能从中找到双方最初接洽的记录。看来,中苏关系史上曾经的重要一页,目前还不能完全解密。


1952年4月初,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仅流通了3年零4个月,但解密档案显示,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


到1953年2月初,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就代印人民币问题进行了三十多次谈话,并陆续就印样、数量、交货时间及苏方供应的印钞纸等事项签订合同。到1957年最后一批十元券运抵满洲里,整个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5年。


参与处理相关事务的人员,中方还有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温宁等。大部分谈话地点是在苏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我驻苏使馆向国内汇报:“有关印钞的原则性问题,俱由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解决。有关技术性的事项,俱由苏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决。”


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全过程。档案记载:“张大使(向苏财政部长)申明:系受总理委托而来。”“兹维列夫说:我们将周总理最近电报研究后认为……”“叶季壮说:我在离北京之前,周总理告诉我要改变印刷计划。”等等。有的电报稿上更签有“周恩来”三个大字。由此可见,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制,完全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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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印制的唯一的3元面额纸币已经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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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双方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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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档案封面

2 请苏联代印新币


为什么要印制新人民币?1952年9月22日,张闻天对兹维列夫曾作过这样的说明:“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新的人民币的比值,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故提高新币质量,防止造假,极为重要。”


张大使还强调:“特别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我们高明,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五元十元上的花纹那样好。”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间,战争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已迅速消除。但是,由于解放前连续多年恶性通货膨胀遗留的影响,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而且,这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老大哥”帮忙。


我方人员在与苏方的一次次商谈中,一直对新币的防伪处理提出很高要求。苏方最早的印样送来时,张闻天大使从用纸、币面底纹、变点花纹到暗花等各个方面,都要求苏方“还要精致复杂”。


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请求,“老大哥”的态度是热情、积极的。参与商谈此事的所有苏方人员,没有任何推辞或讲条件的表示,有关谈话全部集中在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上。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双方往往很快就达成一致。


3 钞票面额从大变小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40亿元;但7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对此,兹维列夫表示,过去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因此增加的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而交货时间反而缩短,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对此解释说:“我们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他说,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亿改成45亿,是因为过去计划少了。


叶季壮还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动,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兹维列夫回答,“过去做的版全已无用,都须重新做版。(可)将原拾元券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五元券的,五元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三元的。”他还提出,印刷时用一种纸即可,不必用两种纸。


国内为这套人民币的印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4 增印十元券 票面不要“兵”


1年半后,印制方案又有变动。1954年4月12日,张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兹维列夫要求,为保证交货时间,“这个新增的十元稿样送来越早越好。”中方答应,当年第三季度送交苏方。


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十元券外,还解释:“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这个照会还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数“20亿元,计4亿张”。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当我方问是否给苏方带来了什么困难时,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困难当然有,你们有,我们也有,不过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最终,十元券的版样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苏方。我使馆向已几次催促的苏方解释说:“中经数次修改”,“因图案由原来的工农兵图改设计为工农图案,重新设计、审批、绘制、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现在。”当时的立意很明确:战争过去了,要和平建设,要维护世界和平。


5 满洲里交接严加警卫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三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站台。”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每批次人民币启运前,苏方都详细提供装箱数、总重量、箱子规格体积等,让中国国内作好接运准备。1953年9月底,当首批三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特别提醒:“希望中方多准备诚实可靠的接受人员及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但对(他们)应严守秘密,不能讲出箱中所递为何物。”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以免意外。“接运”车辆应选最好者,不能有裂缝及漏水口,车厢两端应有小平台,供警卫人员站立之用。“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对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还不足的“小兄弟”,苏方确实展现了“老大哥”的风度。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南汉宸行长曾就交接工作亲笔给张大使去绝密函,将交接工作的所有细节一一列出。如“争取一天交货完毕;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上午10个,下午10个;箱外编号必须衔接”,等等。


人民币的交接中出现过一个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五元券即将启运时,向我使馆诚实告白:“承印之三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九十五万张,因此数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三元券,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6 “老大哥”诚恳指点提醒


在中苏双方商谈人民币印制的一次次谈话记录中,苏方官员常常提醒中方一些货币印制发行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时隔半个多世纪,外交档案记载下的文字,仍让记者感受到当年“苏联老大哥”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和友好。


1952年11月21日晚10:00至11:20,在苏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有过以下一段对话:


兹维列夫 (苏财政部长,以下简称兹):100、50元都不要,改变发行票额小的纸币,是否会影响物价水平?此问题曾否考虑过?


叶季壮 (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以下简称叶):政府考虑过,但票额大,也是危险大。主要是防假,就不能不把票额改小,宁愿携带困难,就是造假也会使敌人比造大额的要麻烦些。

兹:是不是原计划发行100元,现改成5元,同时再压低物价?或者原计划以百元券一张票去买的东西,现改成要五元券20张票才买得回呢?


库梅金(苏外贸部部长):这样对使用票子的人是否会便利?买点贵重东西,要拿很多票子才成。在这里印的纸币,不管如何保密,将来中国人民是会知道的。因此,将来人民感到不便利时,会批评中国政府,也会批评苏联的。


叶:考虑过。对买货人、卖货人都不便利。


库:新旧币的兑换率是否已经肯定?等于旧的一万或五千?


叶:那是一个初步考虑。


兹:一元等于一万或五千既没有肯定,那么你们怎样做印刷计划呢?


叶:根据国内计算的结果,一元等于一万接近些。


兹:这问题应该解决,才能确定印多少票子,币改要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否则将来新币发行,会影响印刷和其他方面的。


叶:当报告国内。兹:另外还应注意的:1、旧票轮换率多大;2.流通额是逐渐增大的,特别在中国。计划过没有?(还包括从这一段到币改前增加的发行额);3.各地库存量多少,考虑过没有?


叶:流通额和库存量已考虑过,计划在内的,至于轮换率,可否供给我们一些材料,因我们的轮换率虽有,但(现在的)纸币质量差,不能做根据的。


兹:材料可以给你们找到。轮换率还要看人民币纸币的爱护和保存法。


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有了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的反假防伪功能的精致货币。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十元券。后来,受中苏关系交恶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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