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华宁:孔子启蒙了伏尔泰 伏尔泰启蒙了西方

石华宁:孔子启蒙了伏尔泰 伏尔泰启蒙了西方

伏尔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民主政治的创立者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然而很少有人告诉你,伏尔泰的民主思想是从孙子那里学来的。伏尔泰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中国的孔子。孔子的民本思想,让伏尔泰欣喜不已。孔子启蒙伏尔泰,伏尔泰启蒙西方。


近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化人将中国暂时的衰落,归结于中国文化。在以极高的热情寻找强国之路的同时,也以极高的热情去砸烂中国传统文化。以为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就可以强盛。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看到的却是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之心。


500年前,中国文化催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


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欧洲人定义的名词。因为这四大发明,对欧洲意义重大,而被欧洲人看成是四大发明。纸张和印刷术,让书籍开始流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文学等书籍,因为纸张和印刷术,以较低的成本开始传播。在火药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主要是封建割据的贵族庄园,火药传入欧洲后,国王和城市平民开始攻打这些封建庄园,建立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不然,欧洲各国的状况就如中国战国时期,一个乡便是一个小王国,国家四分五裂,国王名存实亡。指南针,则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没有指南针,不可能发现新大陆。当然最重要的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吸引着哥伦布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那个繁荣、富裕,象人间天堂一样的中国。是中国吸引了他们,发现了新大陆。



200年前,中国文化催生了启蒙运动和民主思想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专 制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发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在平民 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在欧洲,儒家学说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作品。道德经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中国的书画作品,瓷器,漆品成为人们最想得到的艺术品。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法国三代国王都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和收藏中国艺术品。法国王宫凡尔赛宫,就是用中国砖建造的,而且是皇家专用,民间不许用中国砖。


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的黑暗和专 制,并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当时法国主要哲学思想流派百科全书派以及重农学派等,都从中国哲学中汲取很多营养,推动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重农学派的始祖魁奈,因自信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中国文化和哲学对德国近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也明显可见。莱布尼茨是承认中国文化促进西方发展的第一个人。莱氏弟子、哲学家沃尔夫因极力赞美儒学轻视***,结果被驱逐出国境。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德国最伟大作家歌德对中国文化也极力推崇,他大量阅读来自中国的著作,学中国诗的体裁做诗,学写中国字。


当年欧洲的这股“中国热”,给欧洲人带来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当时的上流社会,都以学习中国风格为荣,绘画、室内装饰、建筑、家具、瓷器、纺织品等都模仿中国的风格。法语中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Chinoiserie来形容这股学习中国文化的浪潮,意思就是“中国风”或“中国热”。在今天欧洲各地,仍然有许多建筑显示出这股中国热的烙印。德国波茨坦无忧宫里的中式茶亭,英国的逑园宝塔,瑞典、丹麦的中式凉亭、维也纳的美丽泉宫里的中国房间以及许许多多的瓷器、家具用品和大量的中国风格的绘画,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中国热”的情形。


伏尔泰对中国的孔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曾作诗称颂:

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

他不炫惑世界而是开启心灵,

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圣人,从不是一个先知,

然而人们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国土一样。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还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一生写有15部悲剧,其中有一部是《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搜孤救孤”即赵氏孤儿的故事。伏尔泰写它,宣扬儒教文化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伏尔泰让得胜的鉄木真向失败的中国士人如此描述:


你把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忠勇双全的人值得全人类尊敬,从今后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马克思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总结为“征服者被征服”。


伏尔泰如此崇奉这个“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究气节,讲究尊严,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一篇他人论文摘要:


《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

作者周宁


中国思想参与构建西方现代启蒙经验,不仅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最活跃的阶层与人物、最主要的思潮与论争,而且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层面上的意义,从天启神学到自然神学、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再到政治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启蒙思想从中国获得灵感,但中国并不是思想的对象,而是思想的方法,启蒙运动不断利用并不断扬弃中国形象,最终完成西方现代性文化的自觉。


莱布尼茨在为《中国近事》写的激情澎湃的序言里,将中国誉为“东方的欧洲”,希望中国与欧洲,“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在地球上又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把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引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西方文化对中国寄以厚望,希望它能担负起自由时代“人类精神伟大的和谐”。传教士在中国发现了普世语言与天启神学的奥义,普世***理想似乎有了着落;其次是传教士与哲学家共同策划的中国的自然神学与道德哲学启示,可能引导欧洲走出混乱残酷的宗教纷争;再后是启蒙哲学家在中国发现“异教的美德”,从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到中国皇帝的开明君主制,中国思想成为启蒙政治哲学挑战神权批判王政的武器。


利玛窦首先在晦涩的先秦典籍中发现了上帝、神启、爱、天堂与地狱。利玛窦毫不避讳地说:“我处心积虑地借用儒家先师孔子来证实我们的见解,因为我把某些含义模糊的文字解释得对我们有利。”耶稣会士们努力研读中国儒家经典,在儒家典籍中感悟神的智慧与自然的启示。利玛窦将《四书》译为《四经》(“Tetrabiblion”),令人想起《摩西五经》。殷铎泽神父甚至说:“如果孔子再世,他一定是第一位改信***的中国人。”


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代,神学家与哲学家亲密合作一项伟大的事业,希望用自然神学于信仰分裂与宗教迫害中拯救欧洲文化;也正是在神学家与哲学家亲密合作的这项伟大事业中,中国思想在西方现代文化中最光辉的时代到来了,中国思想成为自然神学的象征,成为建设一种理性宗教、宽容哲学的现代文化的启示。英国的自然神论哲学家马修·丁达尔说:“我不仅在思考孔夫子与耶稣箴言有什么不同,而且我认为,孔夫子箴言的简明恰好可以用来阐述耶稣箴言的晦涩含义。 “7


彼埃尔·培尔的著作《历史哲学批判辞典》1702年再版时,培尔发现了中国儒者都是些无神论哲学家,而中国的皇帝是开明的宽容主义者。这种比较让刚刚废除“南特敕令”的路易十四“太阳王”黯然失色。没有***也可以产生高尚的道德和英明的君主。培尔提出了危险的观点,教会已经从中发现了“无神论者的阴谋”。


莱布尼茨逝世5年以后,他曾赞扬过的一位青年学者、德国哈雷大学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沃尔夫,在哈雷大学做了一次“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沃尔夫指出,中国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都取决于一种深奥的哲学,它植根于人类理性中的自然性,是一门真正的、关于幸福的科学,与***神学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因为不管是根据自然还是根据神启,都可以发展出高尚的道德。11沃尔夫与他的老师莱布尼茨观点不同之处在于,沃尔夫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自然神学,只有自然哲学,或者说建立在自然力量之上的道德实践。


在沃尔夫的演讲中,中国人变成了道德高尚的无神论者。这与耶稣会与莱布尼茨的观点,已经相去甚远,或者根本相反。耶稣会与莱布尼茨都在努力证明中国人信奉上帝,为在中国传播***与在欧洲传播中国智慧,提供可接受的观念基础。沃尔夫却试图说明,中国人对天启神学一无所知,而能从自然力量中运用理性建立高尚的道德与处世治国的智慧。沃尔夫想用中国的无神论道德,证明他的自然哲学,结果却支持了无神论。沃尔夫宣称希望借助异教哲学恢复***神学的纯正性,但***正统派却从他所宣扬的中国的自然哲学中发现了无神论倾向。


中国思想从神学家的旗帜变成哲学家的旗帜,甚至哲学对抗神学的旗帜。早在1640年,拉莫特·勒瓦耶就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内容写出《论异教徒的德行》,他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称赞孔子为“哲学之王”,真正的伟大光荣之处在于他将人间的权杖交给哲学家,使暴力强权服从理性,建立哲学家的统治。哲学家们首先宣扬建立在自然神学基础上的中国伦理哲学“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的真理”,然后进一步放弃道德的神学基础,宣扬一种无神论的道德,用人的理性支撑世界的道德秩序,最后,用一种合乎理性的、建立在自然哲学基础上的道德,为公正贤明的统治提供政治合法性,中国思想从自然哲学进入政治哲学。


传教士神化的中国思想,最终成为哲学家“祛魅”神启的武器。在哲学家看来,用理性改造社会,将人类从迷信与恐惧中解放出来,最大的障碍就是***传统。中国思想有多重意义,但在启蒙运动全盛期,主要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哲学;二是政治哲学。沃尔夫两次演讲的内容,既是对这两方面意义的启发,又是对这两方面意义的总结。1721年7月在哈雷大学做的《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集中论述中国的道德哲学,试图为一种优越的文明寻找哲学基础。1728年的另一次演讲《哲人王与哲人政治》,集中讨论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如何塑造开明君主:哲学赋予统治者以道德理性,作为他们统治的原则,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成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14


中国思想的意义从自然神学到自然哲学,标志着真正的启蒙哲学构筑的中国思想出现。神学家希望看到中国是有神论的甚至是***的,而哲学家则希望那个道德高尚政治清明的中国是无神论的,那样就可以证明:一、道德不需要***基础甚至不需要宗教基础;二、宗教信仰应该建立在理性自由的基础上。中国人不信神,却生活在高尚的道德与开明的政治中,人类幸福与正义不需要神旨的保证;中国人与他们的皇帝不信奉***,却开明地允许***在华传教。信仰是自由的,人有选择信仰的权利。启蒙运动开创了哲学家的时代,他们挑战教权,挑战王权,最终塑造了理性、自由、宽容、民主、乐观、进步的西方现代主流文化。在这种划时代的文化创建工程中,中国思想从神学家转向哲学家,最终成为启蒙文化中乌托邦式的想象他者,在提倡理性宗教与自然道德、信仰宽容与思想自由、开明政治与人性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莱布尼茨在政治贤明、宗教宽容的康熙皇帝身上,寄寓了他的政治理想。伏尔泰则找到了乾隆。迷人的中国皇帝竟成了人类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楷模!伏尔泰歌颂中国的哲人王,“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得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15伏尔泰阅读《孔夫子:中国哲学家》,说他从中看到的是最纯洁的道德,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色彩。“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16中国是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的典范,也是道德实践的楷模。伏尔泰敬仰中国高尚的道德,用莱布尼茨式的口吻赞扬中国人的德行,甚至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编了一出中国戏──《中国孤儿》,阐释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孔夫子的哲学“从来没有受无稽神话的糟蹋,也没有为政教之争和内战所玷污 “,孔夫子教导的”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与法律......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开明的政府,”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政府......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17


莱布尼茨去世30年后,伏尔泰在政治哲学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思想的文化价值。在中国思想上,伏尔泰并没有添加什么、改变什么,他的作用,只是使中国思想的政治意义在西方启蒙文化中更鲜明、更有批判性、影响更大。莱布尼茨试图让西方神学包容中国思想,伏尔泰努力让中国思想无法包容西方。这是中国思想在西方现代启蒙文化中表现出的最后一层意义。


“重农学派”的思想领袖魁奈赞美中国的开明君主专 制,说中国土地肥沃广阔、资源丰富,运河、桥梁、公路,一切都管理完善。皇帝提倡务农,人民以农为本,贸易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中国拒绝与欧洲国家从事外贸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经济自足。在魁奈看来,中国是一个根据“自然法则”建立的模范国家,从帝王官吏到哲学家,都以“自然法则”作为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世界上没有更完善的政府与更完善的经济制度了。


重农主义者是西方启蒙运动中最后一批“中国迷”。在《中国君主专 制论》一书中,魁奈讨论了中国建立在自然法则上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教育制度,并试图用中国榜样说服法王路易十五效法中国改革法国税制与国民教育制度。当然,最能体现魁奈的思想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所谓的“ 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阐发”。魁奈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值得借鉴:财富的分配与流通,人口与财富的增长,普遍的贫困与蓄奴制度,婚嫁中财产的转移与遗产继承习俗,还有,最重要的是国家税收政策。他认为中国的税制是最完善的税制。百姓根据田产的份额纳税,寺庙亦不例外。朝廷体恤民情,土地质量高下,纳税额也不同。没有公平财富,只有公平赋税,这是几千年来指导中国政府的基本原则。


重农主义对中国的崇拜,感染了大革命到来前的欧洲君主们,举行“亲耕仪式”,也成为王宫的时尚。


从传教士的介绍中,哲学家们在中国文明中发现了自然理性。孔夫子的哲学提倡自然、理性、宽容、仁爱,中国的人民与君王听从内心中自然理性的召唤,在宗教上宽容,在道德上高尚,在政治上贤明。沃尔夫就因为宣传以自然理性为基础的中国道德哲学,触怒了教会中的虔诚派与普鲁士国王。


在哲学与神学的斗争中,首先是神学家自己引进的中国思想动摇了***神学的信仰基础,然后中国思想又赋予启蒙哲学家批判神学的武器。启蒙时代的思想,既反抗神权,又反抗暴 /政;既维护君权,又要限制君权。这是那个时代文化的期望与焦虑。维护君权可以维护文明社会必要的秩序,限制君权可以避免为必要的社会秩序付出过多的代价,那就是专 制与暴 /政。限制君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道德的,一种是法律的。有趣的是大多数启蒙哲学家最初的政治理想,都寄托在道德上。中国思想为启蒙哲学家提供了对抗教权的武器,如今又在提供限制王权的武器。


中国思想在西方启蒙运动中一路凯旋,中国思想与西方启蒙运动共同的理论基点或实践经验,建立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信仰、自然道德、开明君主、自然经济理想上。启蒙主义者推崇中国的自然神学,试图将信仰从宗教纷争与迫害中解放出来,推崇中国的自然哲学,试图将世俗伦理从神学与教权中解放出来;推崇中国的开明君主,试图将绝对主义王权从暴 /政中解放出来;推崇中国的自然经济,试图将国家经济从腐败与衰落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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