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 ( 西汉、新朝、东汉 ) 时期 ( 公元前 221-220 年 ) :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政治上几度出现强盛的局面,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步发展的时期。 政治:本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时期。秦灭六国后,为巩固统一,在中央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皇帝制和三公制,在地方确立郡县制,并在思想文化方面通过“焚书坑儒”等强硬手段,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西汉初年推行郡国并行制,王国权力逐渐增大威胁中央,其实质是奴隶社会分封制的残余对封建上层建筑的威胁。自景帝开始“削藩”,又平定“七国之乱”收回王国官吏任免权,初步削弱王国的势力。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从根本上解除了王国对中央的威胁,是西汉解决王国问题最关键的步骤。随之又夺去大批王侯的爵位,王国问题至此得到根本解决。为以思想上的统一加强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东汉时期,中央集权渐趋衰落,其主要原因在于豪强地主势力的恶性膨胀,这是东汉一朝政治上的突出特点。豪强地主指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世代相传具有特殊身份的大地主,豪强地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上又掌握中央或地方政权,还拥有私人武装,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在黄巾起义被镇压后,社会上便出现了豪强地主割据混战的局面。经济:本阶段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秦的政治统一和统一货币、文字与度量衡的措施都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在秦末农民战争的作用下,汉统治者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如西汉初年针对秦的暴政,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东汉初年针对西汉后期至新朝严重的奴婢问题,汉光武帝注意整顿吏治,并下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开创了“光武中兴”的局面。经过几代的治理,以及劳动人民的辛勤创造,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出现安定繁荣的局面。 民族关系: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民族关系初步繁荣时期。 在北方,汉族政权同匈奴族关系复杂。战国后期,匈奴族威胁中原,迫使北方各国筑长城自卫。秦朝北击匈奴,并修筑长城,迁发内地人民充实边防。西汉初年“白登之困”后,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并不能杜绝北方边患。汉武帝时,社会繁荣,国力强盛,三次大败匈奴,基本解除北方的威胁。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仍不断骚扰北方边郡。东汉政府两次打败北匈奴,解除了它对西域和东汉的威胁。两汉时期,同西域各族开始发生密切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往来,密切了西域和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西域的开发,丰富了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两汉的疆域也得到了扩展。 秦汉时期还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初步开发和管辖的阶段。秦征服珠江流域的越族,在当地设三郡,迁移中原人民到那里戍守,还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汉武帝则在四川西南、贵州、云南等地建立郡县,加强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同内地各族人民的联系。对外关系:本阶段,中国向朝鲜、日本、西亚和欧洲的交往开始以贸易往来,使节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形式发展起来。“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大秦的交往开始沟通。同东方领国朝鲜、日本的往来更为频繁,中华民族的文化开始对这些东方国家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文化: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各民族的联系加强,中外的经济政治交往频繁,科技文化由此得到很大发展。造纸术的发明以及数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


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220 - 589 年 ) :本阶段的特点是封建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江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开始改变我国农业经济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格局。政治:本阶段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乱世。秦汉以来封建的大一统局面被打破,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期统一,但分裂是这一时期政治的主要特点。这是东汉以来分散的封建豪强地主经济的产物。至魏晋时期,豪强地主上层又发展为士族。东晋南朝时期,士族制度获得充分发展,士族控制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并垄断了仕途,其腐朽统治是阻碍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国家统一的政治基础。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南北经济的明显差异,也使南北政治统一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内部明显的民族差异,也妨碍着国家统一。经济:本阶段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是江南经济的开发,使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朝以前,中国经济重心位于黄河流域,正是由于该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使它成为历代统治者争夺的对象。因此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战乱,这就使黄河流域原本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东汉末年,北方大规模的战乱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几经洗劫,黄河中下游的高度文明一再受到破坏,人民生活流离失所,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长江流域此时却获得了发展经济的一些便利条件。南方此时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西晋末年开始,大批北方农民生活迁居南方,为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也是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南方的某些统治者如宋朝的刘裕也比较注意采取措施发展生产。因此南朝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赶上北方,为国家实现政治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前提。民族关系:本阶段出现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明显差异。由于东汉和西晋统治者对内迁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尖锐的民族矛盾,故而形成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民族大分裂的局面。而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局面,成为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民族融合指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它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因此历次民族融合均以汉族为核心发生。从经济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由游牧经济转向农耕经济的过程;从文化风俗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从整体社会发展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民族融合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民族迁徙,指东汉以来周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这既是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民族融合的前提。二、友好交往,指北方各族逐渐改变以前的游牧生活,学习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农业居民;而汉族也学到了各兄弟民族的畜牧业经济。三、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四、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五、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在北方民族融合的背景下,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加国力而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均田制,它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其余措施如迁都洛阳、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等,都加速了民族融合。孝文帝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改革家。文化:尽管本阶段政局混乱,但我国的科技文化仍取得了辉煌成就,并超越秦汉,有不少领域继续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如数学、农学等,其成就即使与后代“治世”相比也毫不逊色,为我国封建文化在隋唐时期达到繁荣奠定了基础。


⑷隋唐时期 (581 - 907 年 ) :本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中国处于世界发展前列,是最文明先进,最繁荣发达,最富庶的强大国家。 政治: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定的完善时期,隋朝开创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唐朝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便于提高行政效能,三省最高长官的地位均相当于丞相,便于集思广益,彼此又互相牵制,避免相权过大威胁君权,因而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对固有矛盾——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可以参加到政权中来,统治者也可以进一步笼络士人,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也对魏晋南朝以来腐朽的士族制度产生了冲击的作用。这两种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封建政治的稳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封建社会的另一对固有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本阶段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由于唐玄宗在边境设藩镇,导致地方权力膨胀,对中央集权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从而爆发安史之乱,唐朝从此由盛而衰。而安史之乱后,地方上更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加速了唐朝的衰落,并直接导致唐朝的灭亡。经济:隋唐政权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唐统治者更把赋税制度由租调制发展为租庸调制。该制度最大特点在于“庸”的设置,即可以纳绢或布代服徭役。均田制使农民获得一定的土地,租庸调制又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这两种制度成为唐朝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但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国有土地私有化,使政府手中可以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780 年唐政府实行两税法。它改变了过去以人工为主的征税标准,是我国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但它并没有限制土地兼并,因此唐朝后期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导致农民战争的发生。民族关系:隋唐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民族关系空前繁盛,特别是唐朝前期,因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政治制度先进,经济发达,科技文化昌盛。这为汉族政权发展民族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对边疆各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他们迫切要求吸收唐朝先进文化,主动和唐朝政府发展关系,如松赞干布向唐朝政府求婚即是例证。而唐朝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也较为开朗,积极采用如直接管辖、册封和平等交往等多种方式主动发展同周边各族的关系。对外关系:唐朝国力强盛,对外吸引力大;陆海交通也比较发达;政府又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这些都为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此时唐朝同东亚各国如朝鲜、日本的交往十分密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也包括城市建筑、文字、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对西亚、南亚各国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唐朝文化固然对外国的影响深远,但外来文化对唐文化作用也极其明显。唐文化的博大精深,泽被深远,是建立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是互相影响,互为补充的,各国家民族的地位是平等的。 文化:隋唐时期,中国科技和文学艺术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文化昌盛发展的原因包括政治稳定,全国统一,为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经济发达,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唐朝政府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朝鲜、日本、印度、西亚各国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本国的文化内涵。这时期的文化出现下列特点:全面繁荣,即在文学艺术、科技、宗教等方面均出现了杰出成就,兼容并蓄,即广泛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世界领先,即在很多领域均出现了领先于世界的成就,如赵州桥、雕版、印刷术等;影响深远,是“中华文化圈”的源头。


⑸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时期 (907 - 1368 年 )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分裂割据若干民族政权并立逐步走向统一,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在经济上,重心南移,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向边疆地区扩展,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政治:本阶段的政治局面经历了封建国家的再度分裂——局部统一——民族政权的并立——全国重新统一的过程。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和扩大,北宋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但在全国的版图上还存在着辽、大理等发展政权,后来更陆续出现了西夏和金。因此北宋只是局部统一的朝代,而区别于大一统的汉唐。北宋亡后,又出现了南宋与金的对峙。直至 1279 年,元政权凭借其强大的武力使全国重新归于统一。本阶段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阶段。主要体现在北宋和元朝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为巩固统治,本着“强干弱枝”的指导思想,解除中央和地方大将的兵权,使地方行政权和财政权分开,又在中央组织强大的禁军。这些措施避免了地方分裂的再现,使北宋在政治上出现了稳定的局面,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又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军队数量的激增,造成北宋政权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至北宋中期,已出现严重的财政、政治和边防危机。为缓和矛盾,富国强兵,宋神宗任命王安石进行变法。他制定了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等措施,力图限制官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缓解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由于用人不当,特别是新法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削弱了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遭到特权阶层的反对,新法没有成功。 元朝统一全国后,为有效治理广阔的国土,实行行省制,初步奠定了后世省区的规模,并通过宣政院和澎湖巡检司等机构,有效地保证了中央对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广大边疆地区的管辖,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经济:本阶段,在农业和手工业繁荣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显著发展。商业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已打破了唐朝“市”、“坊”的界限;货币种类繁多,尤其是北宋在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民族政权的边境上,还兴起了“榷场”贸易。 本阶段南方经济持续发展。南宋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还大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地位。 本阶段中国古代纺织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南宋时,棉花种植推广,棉纺织工艺水平提高。到元朝棉花种植地区进一步扩大,棉纺织业逐渐取代丝织业成为纺织业的重心。民族关系:本阶段民族政权长期并存,战争连绵。尽管这些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这突出表现在战后的议和活动上,例如北宋和辽订立的“澶渊之盟”,有利于满足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增进了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了边疆地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因此和平共处仍是本阶段民族关系的主流。特别是元朝统一后,又一次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现象,并出现了汉族外迁、形成新民族等新特点。对外关系:本阶段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重心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汉族政权相对弱小,控制区域有限,与外国的内陆贸易受阻,“丝绸之路”不复畅通。南宋时期,由于政府大力扶植,加之造船技术的进步,经济繁荣等便利条件,海路成为对外交流、贸易的重心。元朝时期,陆路交通和海上贸易均很发达,再次出现了对外交往繁荣发达的情况。 文化:宋元文化高度繁荣,继续领先于世界,在天文历法、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均在本阶段外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⑹明清 (1840 年鸦片战争前 ) 时期 (1368 - 1840 年 ) :本阶段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封建制度逐渐衰落。政治: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空前强化时期,其突出特点即为君主专制的强化。明朝统治者在中央废丞相,在地方废除省制,设三司;清朝统治者在中央设立军机处,以上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均加强了君主权力。明清统治者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以维护统治,加强君主权威。如明朝设厂卫特务机构,严密监视和控制官员、百姓,并以八股取士作为科举考试的形式,以培养皇帝的忠顺奴仆;清朝统治者则大兴“文字狱”,造成“万马齐喑”的恶劣局面。这些措施的出台,恰恰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现。 还需指出的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起义军鲜明地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斗争锋芒直指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这也反映出封建统治已经日益不稳固。 经济:本阶段封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初年的统治者都比较注意恢复发展生产,为此些他们调整统治措施,以缓和矛盾,稳定小农。如明太祖奖励垦荒,减免租税;清朝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废除了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实行的人头税,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开始松弛,从而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稳定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明清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达到繁荣。在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基础上,明朝由后期,在江南的丝织业等部门中,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的萌芽。清朝前期有缓慢发展,但受到腐朽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但新生产关系的出现,毕竟可以反映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没落。 民族关系:本阶段是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重要巩固时期。特别是清前期,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加强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帝还周到地安置了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使其为开发边疆作出贡献。清政府还通过册封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紧密控制了西藏。这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并使其拓展了疆域。对外关系:本阶段中国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自明朝郑和下西洋后,统治者即开始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清前期统治者效法之。该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外交流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使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茫然无知,是中国落伍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同时,本阶段中国开始遭到西方早期殖民活动的骚扰,如葡萄牙占据澳门,荷兰侵占台湾。这也反映出封建制度的衰落。 文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没落,使明清文化出现了不同于以住的新特点。在思想领域,产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学者;在科技领域,中国虽仍在传统科技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产生了几部总结性的著作,但在近代自然科技和人文科学方面则明显落后于西方;在文学艺术领域,则开始出现鞭挞封建礼教、反映封建制度没落的小说、戏剧作品,如《红楼梦》、《牡丹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