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作战第二讲：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盾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春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兵员不再次征调，粮饷不再三转运，武器装备在国内准备充足，粮草补给在敌国解决，这样，军队的军粮就能满足了。
国家由于兴兵而造成贫困的原因是长途运输。长途转运军需，百姓就会贫困。临近驻军的地方物价必然飞涨，物价飞涨就会使国家的财政枯竭。国家因财政枯竭就会加重赋役，军力衰弱、财政枯竭。国内百姓穷困潦倒，每家资财耗去了十分之七。政府的经费，亦因车辆的损耗、战马的疲惫，盔甲、箭弩、戟盾、矛橹的制作补充及丘牛大车的征用，而损失了十分之六。
所以，高明的指挥员务求在敌国内解决粮草供应问题。就地取食敌国一钟的粮食，等于自己从本国运出二十钟；夺取当地敌人饲草一石，相当于自己从本国运出二十石。
要使战士勇于杀敌，就要激励军队的士气；要使军队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就必须用财物奖励。因此在车战时，凡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士卒，换上我军的旗帜，将其混合编入自己的车阵之中；对于敌人的俘虏，要给予优待、抚慰和使用他们。这样就会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日益强大。
在文章开头提到的“粮”我认为可以从广义上来理解，即可以支持敌人作战的一切战略物资。与《三十六计》中“釜底抽薪”“薪”字相近
汉族的物质基础是粮食，战马，钱等。游牧民族的物质基础是牛马羊，水草丰美的草原。牛马羊，水草丰美的草原，同时也是匈奴人的生存基础。
汉奸中行说过：“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
游牧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哪里能够养活牲畜就迁往哪里；依靠肉和奶解决大部分食品，然后用毛皮、肉食和奶制品与农耕民族交换日常用品以及一些谷物。如此，游牧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牲畜，一切都来源于牲畜。因此游牧民族在人类的农业文明时期也必须保证和农耕民族的贸易，对外依赖性较强。但是游牧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生产不稳定，一旦有旱灾或者雪灾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就意味着生存的危机——肉和奶制品不象谷物那样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由此可看出，游牧民族的软肋在于人口稀少、物资匮乏。汉族要战胜游牧民族就适合采用“因粮于敌”的战略思想，掠夺其有限的物资、杀伤其民众。缺少牛肉和羊毛的游牧民族绝无能力熬过西伯利亚的寒冬，到时其不是远遁西域就是南向称臣，融入汉族。如此，边患自解。
像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历史中始终处在与游牧文明对峙的过程，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情况。中国曾经数次被落后民族洗劫破坏，但也曾经数次将游牧民族彻底驱逐出草原。
《史记·匈奴列传》记：“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人，牛羊百馀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
卫青打仗，并不重在杀人多少，而是重在消耗敌人的生产资料基础，给敌人的经济以重大打击，并重在获取敌人物资，使敌人失去生存的基础。从而打败敌人。
这一特点从河南战役卫青战楼帆王，白羊王，杀5000余人，获牛马羊百万头，收河南地可看出。漠南战役，更说明了这点，卫青战右贤王，俘男女15000人，获牛马羊千百万头，完全击跨了右贤王。这两次战役虽然杀人不多，但却从生存基础上完全摧毁了楼帆王，白羊王，右贤王所部。占领了匈奴的水草肥美之地。对匈奴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使该三部只剩下等待饿死的人，只能各奔东西，自找生路。以后数十年不见楼帆王，白羊王，右贤王所部，对汉朝侵略。
这种战略思想，还可从卫青采取的春天烧匈奴草原，饿死匈奴牛马羊的战术中看出来。该战术也为后人所称道。
霍去病在战争中，不要敌人物资和缴获，重在杀伤敌人头目和有生力量。自己军队的军需取之于敌，不等后方供应。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保证部队的机动性，速度，灵活性。保证抓到敌人更多头目，杀伤更多的敌人。将骑兵的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
河西走廊为匈奴的水草肥美之地，是浑斜王，休屠王的放牧地。霍去病两次河西战役扫荡了五个匈奴小部落国，杀匈奴近四万人，却没有缴获。漠北战役霍去病杀到了匈奴王庭，和左贤王的放牧地，杀七万人，也没有缴获。
以高机动的骑兵快速突进，迂回深入纵深，不断打击敌人防卫薄弱的软肋，同时毁坏城镇，掳杀民众。这本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惯用战术，无论匈奴、鲜卑还是后世的女真、蒙古都以这样的战法让汉人大吃苦头。而霍去病将这样的战法用于对付匈奴侵略者本身，“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匈奴人的赖以生存的草原被焚毁，大批女子老幼以及数万的牛羊都成为了的战利品，之前欠下汉人的血债，被连本带利的讨了回来。
卫霍二人就如同两把尖刀一般插入匈奴的软肋，把匈奴的人民和牲口一块块的剜下来。
千年之后又有一人将此种战略思想成功地用于对付游牧民族，他就是唐将李靖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三千精锐骑兵，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勣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我认为我提到的卫青、霍去病、李靖三人可谓是把此种战略发挥到了极致，才造就了强汉与盛唐的辉煌。据史书记载，霍去病不读书，也许其根本就没看过《孙子兵法》其战法却与书中所述惊人地相似，不得不让人惊叹其军事天赋！后事如宋、明在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怎么就不借鉴前人呢？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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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6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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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极是，游牧民族基本上就是只破坏，不建设的民族，所以以掠夺为性，经济基础极其脆弱。卫青的招数绝到家了，烧其牧场、掳其人口、牛羊，可以大伤其元气，使其无力再战，相比之下，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就未免太消极了。
lz说的太轻巧
如果不胜能有俘虏牛羊?如果不胜能有杀伤敌人头目和有生力量?
关键还在战略上的转变,改消极防守为主动进攻,集中兵力,就算打的是消耗战也耗的起.如果只是防守,则无胜算
相对于找寻游牧民族骑兵主力决战来说，直接打击其人员和食物来源的牛羊群和平民，可以最大限度削弱其战斗力，而且可以使得在以往交战中一直被动防御的汉族军队可以掌握战争主动权。
“‘中行说’说过” 而不是“中行说过”
引用点资料，丰富以下LZ的文章：
行说（hang yue）西汉文帝时人，原为宫廷太监。
当时匈奴著名的冒顿单于病死，其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汉文帝鉴于国内不稳，各路诸侯对帝位虎视眈眈，且国力尚未恢复，无力与强大的匈奴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只好继续与匈奴和亲，文帝下令送宗室女去匈奴，并让太监燕地人中行说作为陪同侍臣一起去。中行说不肯去，被汉廷强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对汉文帝说：“我如果到了匈奴就肯定会威胁汉国。”文帝只当他在说气话，也不以为意。没想到中行说一到了匈奴，果然就立刻归降，并深受老上单于欢喜、宠信。中行说竭力劝说匈奴不要太看中汉朝衣服食物的精美，增加匈奴对自己食物、器械、风俗的自信心，还教给匈奴人记数方法，从此这些蛮族才知道算数。在中行说的鼓动下，老上单于在给汉帝回书中口气傲慢，对汉朝使臣也威逼利诱，动不动就索要钱物金银，不给就威胁秋熟后大发兵马入汉境中践踏。
中行说在匈奴数十年间先后侍奉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和伊稚斜单于，是名副其实地“三朝元老”。中行说熟知汉国内外，并且颇有谋略，着实替匈奴出了不少主意，让汉吃了不少的亏。最后汉匈漠北之战前，中行说终于病死，临死前还不忘忠心向伊稚斜单于献计，把病死的牛羊都丢入水源当中，企图使汉军感染瘟疫。所幸汉军事先觉察，做了防范，漠北之战仍以汉军的全胜而告终。但其后不久，汉军杰出的年轻将领霍去病病逝，有人推测正是他在漠北喝了含有病毒的水而感染了疾病去世，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但这种说法还是流传了下来。
综看中行说的所做所为和他所处的时代，称他为“汉奸的始祖”倒也名副其实。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初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知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其遗汉书牍及印封，皆令长大，倨傲其辞，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斋 义者汉使或訾笑匈奴俗无礼义者，中行说辄穷汉使曰：“匈奴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云有礼义，及亲属益疏则相杀夺，以至易姓，皆从此类也。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喋喋占占！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熟，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其实孙武的观点在于从物质基础上彻底击溃敌人 这虽然符合当时的情况 但也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游牧民族采用掠夺方式与中原农耕民族作战，表面看，在战术上是极大的成功。但是，实际上导致了战区经济的崩溃，而匈奴人既不惯居汉地，也不可耕汉田，这导致了匈奴一再的战术成功却没有转化为实际控制，换来最终战略上的扩张。
中原农耕民族虽然一再在战术上表现出消极和被动，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战略的物质积累；匈奴没有积小胜而大胜，反而在汉朝的进攻下顷刻丧失了优势。问题是，汉朝自己的历史局限在于：以匈奴之战法击匈奴，这实质上也犯了匈奴人的战略错误，匈奴人固然战术成功是为了获得物资，而汉朝战术再成功都是消耗物资，所以汉武帝连年征战最后虽然取得了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最终却也因此搞得民生凋敝。
因此，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作战的胜利并不只是击溃对方的军队，攻破敌人的国家也不只是推翻敌方的政权；攻伐在外，消耗在内，实属下下之策；攻伐在外，消耗在外，也属于鼠目寸光。
古人说“战胜于朝廷”，实际上就是打意识形态的战争，以自己的强大，引起敌国国民的比较和不满，只有当敌国自身发生了崩溃的迹象，才是我们用兵的时候，而这样的用兵不在使敌崩溃，而在于按照我们标准恢复秩序……这一套东西，其实同“和平演进”颇为相似，但是，西方的“和平演进”缺乏耐心，充满了铜臭味，急功近利的意在颠覆，而且其主张的意识形态素来强凶霸道，又要强加于人，所以，将这种模式交给西方国家，可谓所托非人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苏秦灭齐~身虽死却助乐毅连陷齐国城池七十余座~诛齐王~
如果能收买中行说~估计就没有卫霍的盖世奇功了……哈哈
这种战法是好的，但缺点就是太危险了，如果敌人切断你的补给，并和你的部队保持距离，就是不和你打，其结果就是你没有补给，又不能找到敌人（无法补充物资），最后溃败在茫茫草原上。
1,孙子兵法主要讲的是军事哲学，所以千古以来用之纸上谈兵的多不胜数
2，后事如宋、明在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怎么就不借鉴前人呢？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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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马产地都不在手，怎么借鉴啊，纸上谈兵
文章好长。不过最后的一个游牧民族我们没有战胜，由于其在文化上的天生的落后，使国家的国力迅速落后于世界的那头，致使国家几近倾覆的边缘。
 以下是引用dujian908 在第13楼的发言：1,孙子兵法主要讲的是军事哲学，所以千古以来用之纸上谈兵的多不胜数 2，后事如宋、明在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怎么就不借鉴前人呢？惜哉！ ============================= 良马产地都不在手，怎么借鉴啊，纸上谈兵 |
宋代和明代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宋始终处于南北朝的政治格局中 虽然北方大片领土沦丧 但是南方富庶之地仍然在宋的治理之下 因此 宋代 特别是南宋 其经济和科技条件是相对发达的
但是正如你所说 马是个问题 这倒不是产区的问题 而是从客观上 南方的自然环境本身就很难发展出大骑兵 但是 这不代表战争就打不胜 宋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重装步兵的巅峰
当年的宋军步兵负重达四十到五十公斤 这完全是抛弃自己的劣势 全面巩固自己的优势 所以像岳飞这样的名将 在缺乏大规模骑兵的情况下 也一样可以取得对金作战的优势 宋代如果要是稳扎稳打 并非就没有希望
问题其实不是出在战术和装备上 恰恰是出在我们今天谈的战略决策和政治上
宋代由于吸取了唐末军阀割据的教训 因此开创了“重文抑武”或“以文治武”独特政治格局 武将在军事决策上必须服从文人朝廷的政治战略 而当时的朝廷缺乏对北作战的决心 对掌握兵权的武将也采取猜忌和节制的态度 所以 不是当时的军事人才不懂LZ所说的道理 而是最高统治者不是汉武帝这样的霸主人物 这从根子上 就造成了宋代的“心理阳萎” 偏安一隅。
而到了明代，版图基本上继承了元朝的轮廓，虽然大幅度缩水，但是发展养马应该还不能算是问题，包括到了崇祯朝与满清作战，马颈相交的场面不胜枚举，缺少马匹绝对不是明朝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当时明代已经发展出了对付蒙古骑兵非常有效的炮车战术，蒙古骑兵以机动能力见长，北元经常南下进行掠夺；但是，北元以掠夺为目的的入侵规模很小，一旦交锋，明军以炮车交替射击，就可以摧毁这样规模的进攻，在以骑兵追杀，效果显著。可问题是，对北元/鞑靼蒙古的作战，人家是无本买卖，而火器化的明朝在那个年代是要承担巨额军费的，一来一去，明朝怎么打怎么赔钱。
而对后金，明朝向来采用的正是将战争引向敌方的绞杀战术。当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就是在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劫掠中被误杀，因此激起了后来努尔哈赤起事。
以当年明朝几近残忍的劫掠方式，其实确实在战术上和相对长期内抑制了辽东少数民族的发展；可问题是，这也导致了辽东问题从来也没有根本的被解决，当明朝开始出现衰弱迹象的时候，长期压抑的仇恨导致后金迅速的壮大，并且最终走向同明朝对立的局面上来，明朝寄希望抑制女真消灭北元的战略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最终将自己拖入了崩溃的泥潭。
归根到底，宋与明的例子，都是政治战略上拖了军事战术上的后腿；只不过前者是彻底的战略阳萎，而后者是政治腐败，导致军事战略的执行力极差；明朝的另一个致命错误，恰恰是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哲学；但是很遗憾，明朝的总兵们将这种战术理论，作为政治战略的常态来经营，不但对蒙古根本就没有实现过扩张和占领，而且对自己治下的辽东也采用对敌的掠杀战术，这是战术上短视，战略上愚蠢的表现。
纵观中国历史，《孙子兵法》的历史局限性越来越大，其很大程度上只能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战略战术需要；而将《孙子兵法》当作政治教材来处理本地区内复杂的民族关系，这是后来人不思进取的表现。
探讨古代军事不要用外敌这样的字眼,匈奴\突厥也是中国势力范围内的部落民族,本来好好的军事技术贴子,一旦搭上了民族偏见,就变味了.
15楼的观点,我很赞同.解决民族问题,军事打击是急攻近利的表现.真正凑效的是吸收和同化.中国北方和西部的草原,就是产生游牧民族的温床,就算杀完了匈奴和突厥人,汉人跑过去一样会变成新的匈奴和突厥人.中国的边地,统治和教化才是王道,这需要时间和耐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