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转载)

从档案材料看

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

——兼答郑异凡先生

吴恩远

拙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发表在2002年10月15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第5期(以下简称“吴文”),11月7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摘登了该文要点。现郑异凡先生就该文中的观点与我商榷(见郑异凡:“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简称“郑文”)。郑先生是研究苏联历史的著名学者,非常高兴就此问题请教郑先生及同行。


斯大林时期大清洗人数与苏联解体密切相关。但学界对这句话有两解:一是认为斯大林时期杀人太多、甚至几千万人,这个制度属于“暴政”,因而必然解体;一是认为由于肆意歪曲、夸大的镇压人数被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了苏联的解体。所以这个问题的讨论确实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既然郑文与吴文都冠以“考证”的题目,“考”者,追根溯源也。关键不仅在于说清楚被镇压人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些数据的权威性,它来源于何处,是权威机构的原始、档案资料,或是人云亦云、相互转抄的资料。


一 “大清洗”概念与档案资料

(一) “大清洗”包括的时间

郑文认为:“斯大林镇压时期的起止……应当从1928年的‘沙赫特’事件开始,至斯大林逝世为止”。“‘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大肃反’……说的是同一件事,即苏联3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


学界一般公认斯大林完全执掌政权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所以这里郑文观点十分清楚,他指出的“镇压时期”、也就是“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包括了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


这个观点的确需要商榷。


吴文专门有一节论证大清洗的时间,认为大清洗时间应当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结束。读者有兴趣可以参阅拙作,这里不再赘述,仅作一点说明。


首先需要清楚:在苏联谁是“大镇压”一词的来源和始作俑者,是谁定义的“大清洗”年代。这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镇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他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镇压”。他似乎不同意郑文“从1928年就有了镇压行动”的观点,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镇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这是发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间”1。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镇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可见这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此后“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之类词汇开始流行,直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也援引“30年代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行为”的提法2。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也都传承这个说法。近年出版的由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沃洛布耶夫院士领导的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把“大镇压”年代划定在“1937-1938年”。3尽管在大清洗开始于1935年或是1936、1937年,还有一些小的学术争论4。颇有影响的俄罗斯《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组织――该组织1988年成立,专门研究“苏维埃制度的牺牲者情况”、分部遍及全国――在其公布的文件里,十分明确地写道:“从1937年7月开始的大恐怖时期大约1年左右”。5


我国学者基本持以上观点。周尚文、叶书宗等先生著《苏联兴亡史》中有“大清洗”节,时间限定在30年代的1936-1938年6。就是在郑先生亲自参与写作的、由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一书中,也认为大清洗时间是从1934年到1938年,“前后延续了4年”。7甚至当时郑先生在自己所写的文中也是使用“30年代大镇压” 这个提法8,而没有象现在扩大到50年代。

当然可以改变对镇压起止时间的观点,但起码应当说明理由。郑文却又没有对此作专门论证,这就很难令人信服。


争论这个问题,不是说除了1937-1938年,在斯大林其它执政年代就不存在镇压无辜的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研究整个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情况。但不能因为某个时候有镇压行为就可以冠之曰“镇压时期”。如果把苏联整个30-50年代都称之为“镇压时期”甚至“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则完全不符合这段时间历史发展的全部情况。

(二) 大清洗人数统计范围

1、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

郑先生表示他“本人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所以对“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大可怀疑”。正因为如此,在郑文列举的被镇压人数中,既包含所谓“背叛祖国、进行暗杀、充当外国间谍”……的犯人(郑文称之为刑事犯或国事犯),也有“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人”。这里郑文存在一个概念问题:既然前者也叫刑事犯,后者也叫刑事犯,两者之间有无区别?的确,在郑文引用的统计数字里我们看不到对此的分类论证。


拙文认为大清洗人数主要统计的是政治犯,并对此做了初步论证。这里补充一点材料,看看是否算得上关于政治犯“确凿的证据”。


让我们查阅1937年7月2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决议和7月30日苏联内务部“发动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决议档案原件9。这两份文件公认为发动大清洗的动员令。


第一份决议内容很简单,只是发布要尽快开展与前富农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命令;第二份决议相当详细,不仅确定了这场战役指挥机构、完成期限……更具体指明了打击对象及对这些人判何种刑。打击对象一共针对8类人:1-6类人包括前富农、以及郑文所说的背叛祖国、进行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的人……加上仍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前反苏维埃的党派如社会革命党成员等等。这些罪行,根据1927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法典特别部分》第一章第58条,属于国事罪(法律词汇: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中的第一类,即反革命罪(法律词汇: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10。所以郑文把上述人列入通常意义的刑事犯是不正确的。因为内务部文件同时对什么是刑事犯(法律词汇:Уголовники)有明确规定:指犯有偷盗、抢劫、贪污、利用职务走私……等罪行的人。内务部决议打击的第7-8类人就是专门针对这类刑事犯的。


这8类人实际上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了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人,称为反革命犯或国事犯;一类则是普通刑事犯。以上人等通称为反苏维埃分子,都属于大清洗对象。前者由于被认为是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罪犯,所以也被称为政治犯(法律词汇:полизаключенные。俄语这个词由 前缀“政治的”加名词“囚犯”构成)。1942年内务部指令中就把反革命犯通称为政治犯11,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议会机构设有“为受政治迫害死亡者平反委员会”,而没有说为所有被镇压的人平反。被郑先生认为是权威人士的德·沃尔戈科诺夫在其书写道:“坐牢的不仅有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政治犯大约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12(顺便指出,郑文中引用了这句承认有政治犯的话,既如此,怎么又否认有政治犯?)。郑先生更为推荐的亚·雅科夫列夫也是承认有政治犯的。如他在《一杯苦酒》中指责某人降低了被镇压人数,是因为“没有分析政治犯在集中营死亡人数”13。(顺便指出郑文也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删去了“政治犯”几个字)。所以1999年俄学者阿·利特温在“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一文总结道:“在苏联‘政治犯’的判定是由法典确定的” 14。



因此,如果查对档案原件,对什么是刑事犯、国事犯、反革命犯、政治犯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说对所谓政治犯的迫害是“镇压无辜”――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对那些“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这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应当镇压的人,难道能够把这些人都统计到被无辜镇压的人数里?如果这样做,甚至按照沃尔戈科诺夫“政治犯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比例,大清洗人数也夸大了3·3-4倍。


2、大清洗统计人数应当包括的范围

郑文写道:“吴文提供的是被判处死刑的准确人数(80万左右)。然而这不是斯大林时期镇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郑文指出:“不仅要统计被处死刑者,还要统计包括被流放的、劳改营死亡的、被处决的富农等等;不仅要统计通过法庭判刑的,还要统计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判刑的”等等,似乎吴文没有统计这些人,所以指责吴文“人为缩小镇压规模”。


我怀疑郑先生没有仔细看我的文章。吴文第一节专门列有一段:“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统计”?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二节“大清洗人数考”总标题下,分段论述了“被判刑的人”、“关押在劳改营的人”、“处死刑的人”、“被流放或驱逐出境的人”;第三节则对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富农、劳改营死亡人数等进行了考据。这些人难道不都在郑先生所指范围?完全可以不同意吴文有关数据,但怎能把“以80万死刑人数代替全部被镇压人数”的明显错误观点先强加于人,然后对这个错误观点展开批判,以证明自己正确?


哪些人应当列入被镇压人数统计范围?这个问题仍然必须从原始档案寻找结论,而不能凭主管臆想。还是在前述的苏共政治局和内务部决议中15,不仅确定了镇压对象,而且说明了对这些人的镇压形式。在内务部决议“关于被镇压者的惩罚措施及其人数”第二条第一款,确定了哪类人枪毙、哪类人判处若干年不等的徒刑;第二、三款是确定各地被镇压人数;第四款、即最后一款确定哪些人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哪些人迁徙和驱逐出境。这就是当年的大清洗范围。(顺便指出:决议在总标题“镇压”下——俄文用:репрессия——把镇压对象分为枪毙-расстрелять;关押-заключенные;迁徙-переселение等几种惩罚形式。显然,根据决议原件,如果郑文说“镇压一词是个大概念”还有某种合理成分,但郑文说“‘镇压’的同义语就是‘被处死’”则是完全不妥的。不仅词汇不同、语义不同,更重要的是混淆了判刑种类之间的区别、把不同判刑种类通通说成“被处死”是无法准确反映大清洗情况。这也正是大清洗数字夸大的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政法机构实际上也是按照上述范围的判刑种类统计30年代被镇压人数。


所以,吴文关于被镇压者的统计范围是这样写的:“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包括了被判死刑的,被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的,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等各种判刑的人数,这就是当年大清洗的总体情况。在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中央的报告、在1990年和1992年苏联和俄罗斯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概况,也都是从上述判刑种类概括这个总体情况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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