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50年代藏族人民到底怎样看待解放军的(图集)!!

有人劝我,把50年代初期在康藏公路西线带领藏族民工筑路那段历史写写。开始我不以为然,认为无甚写的。后来经过思考,觉得还挺有味道。真是“不想不知道,一想真奇妙。”奇妙什么?奇妙在筑路中有政治,政治中有故事,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筑路本身。不信,我先讲个故事给你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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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证和代理村长

1954年我从步兵155团临时抽出来到康藏公路西线筑路指挥部主编1个油印小报,小报下设1个油印组,有5、6个人。哎呀,5、6个人1个油印组,在当时说可不简单,简直成了1个印刷大机关,指挥部不论印什么材料都找我们。1天,指挥部第1政委杨军同志找到我说:“焦东海同志,我们印个立功证怎么样?”我一听,头皮就有点麻,忙回答说:“不行,不行。我们是腊纸油印,又不是铅印,更不是胶印,油墨也只有红、黑两种颜色,怎能印立功证呢!”杨军同志听后很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在民工中开展立功运动已经2年。光说立功,没有个证件也不好。再说康藏公路今年就要通车拉萨了,如果再不印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他给我讲了许多,要急印立功证的理由,看样子这个任务不干不行。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心想困难归困难,再困难也要设法干好,不然发出去太丢人。我到油印组找到刻钢板的能手邵伯富,请他尽量学着内地印的立功证的样子,刻成宋体字,刻大点,刻好点。又找到印刷能手乔振基,向他交代,反正咱们只有红黑2种油墨,尽量搞成套色,要搞得既大方又美观。

我们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印出了比巴掌大一些的立功证。因为纸张缺乏不敢印大了。1954年康藏公路西线筑路指挥部给藏族民工发的就是这种立功证。说实在的很不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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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我来说是过去了,再也没有想过它。1959年山南地区平叛刚结束,我以西藏军区政治部《高原战士》报社记者(这时我已调到这里工作)身份到山南地区拉加里(即现在的曲松县)采访。当时这里住的平叛部队是54军134师401团。团部的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告诉我,这个村有个当年修筑康藏公路的积极分子,立过功,很有点水平,很不错,他们已指定他为代理村长,负责这个村的工作。一听,他立过功,我忙问他有什么证据?团里负责报道的同志说他有立功证。这引起我很大兴趣。我们马上找到了这位代理村长(可惜,名字不记得了),请他拿出来一看,果然是当年油印的立功证。立功证已经很旧了,更加不起眼了,但是代理村长仍然像宝贝似的用红布包着。拿的时候,轻手轻脚,唯恐落下地丢失了。为了保存这个立功证,代理村长是冒过很大风险的。山南地区曾是叛匪的老巢,叛匪规定凡是在筑路中领过立功证的人必须交出来烧掉,不然一经查出就杀头。但他始终不交,一口咬定:丢了,早已丢了!叛匪威逼他参加叛乱,他也不干。他硬是拼着老命,顶住了那股妖风。

当我了解这些以后,再看看这张陈旧的、不起眼的立功证,真是思绪万千,感动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半天,我只问了1句话:“保存这个,你不怕杀头吗?” 他毫不犹豫地说了1句话,使我更加感动不已。他说:“共产党、解放军把我当人看,真心为我好,我死也要对得起他们。”

这时我才看出当年带领藏族民工筑路在政治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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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影响藏族民工

康藏公路西线筑路是1952年开始的。要求到1954年底通车到朗嘎,结果按时超额完成了任务。1954年从拉萨修到巴河桥,与后方筑路部队会师,康藏公路全线贯通。

参加西线筑路的主要施工力量:步兵155团、军区炮兵营、藏族民工(有时多达万人。)

为了按时修好这段公路,当时在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下,由西藏工委、噶厦政府、西藏军区3方面联合组成了筑路委员会。筑路委员会主任为: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主任为:噶厦政府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军区参谋长李觉、军区政治部主任刘振国等。筑路委员会下设筑路指挥部。指挥长先后由丁青军分区副司令员田宝湖、155团团长苏桐卿等担任;副指挥长由噶厦政府派出的官员吞巴堪穷担任;政委先后由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杨军、155团政委李传恩、第1施工局局长程培兆等担任。筑路指挥部下设3个工段:工段长由解放军筑路部队的领导同志担任,副工段长由藏政府派出的官员担任;每个工段都有部队和民工参加施工,民工是由西藏各宗(即县)派来的;民工组织以宗为单位,由宗代表(均由各宗宗本派出)负责领导;下设甲本(相当于连的单位)、觉本(相当于班的单位),甲本、觉本就是他们的领导人。为了加强筑路工作,当时上级决定每个觉本均由解放军派1名战士任副班长,协助觉本工作。藏族民工亲切称为:金珠玛米觉本(即解放军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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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组织阵营可以看出,筑路是和统战、影响群众的工作紧密结合的。在当时来说不这样也不行。这是康藏公路西线筑路的特点。当时统战工作的口号是:“兵对兵,将对将。”“将对将”的统战工作是怎样做的,我不知道。我这里只说说带民工的战士们在民工群众中是怎样做群众影响工作的。

这些带民工的战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又不会说藏语,靠什么工作呢?靠实际行动,靠阶级感情。那时上级规定得很严,一切按17条协议办事。17条协议明文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等等。根据这些规定,上级要求不准在藏族群众中宣传内地的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连看电影《白毛女》都是保密的。在群众中只有用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政策。开始我对此不大理解,也不大相信。心想不说话,靠实际行动怎么宣传党的政策。在通过筑路的实践过程中我信服了。共产党、解放军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行动和作风与没有经过改造的封建农奴主和藏政府官员、头人根本不同。这1点我们自己往往不觉的,而劳动人民则看得十分清楚。我在筑路指挥部主编1个小报,经常到指挥部请示指挥长、政委一些工作,有时免不了还要争论几句,但过后上下级关系仍然很好。指挥长和政委对我仍然那样亲切关怀,彼此相处得无拘无束。当时吞巴堪穷副指挥长(此人1959年3月参加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击毙。)的仆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可能觉得,解放军上下级之间不像他们那样,见到自己的长官还得装出低三下四的样子,弯腰吐舌,颤颤惊惊,只准说“是,是,”连个“不”字都不敢说,稍有不妥,不是打,就是骂;而我们这样太幸福了。1天,他拦住我,偷偷地对我说:“解放军本保(长官)牙古希扎都(很好的意思)!”然后他指指吞巴堪穷的房间说:“牙古几也门都(一点也不好)!”当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有这样的看法,确实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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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带民工的战士都是1颗小红星,必然在藏族民工群众中闪闪发光。每个战士都是1个小政委,必然会在民工中做大量无形或有形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影响群众。空口无凭,还是让我讲1个故事吧!

我访问过155团带民工的战士华振和。1954年他带朗宗2个班的民工40多人。他第1次走进民工班,1个50来岁的民工叫扎西次仁,面孔又黑又瘦,颧骨突出,看样子足有60来岁。他想跟这位老人说几句话,拉他坐下来,不料扎西次仁吓得马上弯腰吐舌,口中念念有词:“拉苏,拉苏”的,不敢坐。华振和对我说:“看见这个老阿爸,不禁使我想起了父亲。他们都是劳动人民,在旧社会1天到晚流血流汗,怕这怕那,吃过多少苦哪,到头来还是缺吃少穿。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现在解放了,过上了好日子,而他还没有。”从此,他对这个老阿爸特别好,经常帮他烧茶做饭,干这干那的。人都是有感情的。扎西次仁觉得解放军这位班长和藏官不同,慢慢和他也就熟悉起来。1天华振和在工地上看到扎西次仁用铁锹挖土时,脚一踏上铁锹就皱下眉头。他觉得奇怪,跑过去,拉住扎西次仁的脚一看,原来是鞋底破了。老人的脚底已磨得红肿起来。他马上脱下自己的鞋子让老人穿,老人坚决不肯,说:“你是本保(长官),要领导我们几十个人修路,没有鞋子怎么行。再说没有鞋子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呀!”华振和一了解,全班有3个人的鞋子都烂了。当时又买不到鞋。他跑回连队,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允许他拿出连里的牛皮给民工缝了3双鞋子。鞋子虽然缝得样式不怎么样,但确是真皮的穿上顶用。

扎西次仁穿上这双鞋,1天晚上把华振和拉到一旁,流着眼泪,用一半藏语,一半汉语,再加上手势比划着说,他只有1个儿子,叫索朗,是他的唯一靠山,可是他在家经常没有鞋子穿,索朗也没有给他做过一双鞋。解放军真是比自己的儿子还亲。华振和热爱民工、关心民工的故事传开了。他在民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民工们唱出这样1首自编的歌来歌颂他:筐子破了柳条编,鞋子破了玛米连;解放军呀,解放军,个个都有菩萨一样的心田。

就是这个华振和,你别看他文化水平不高,政策水平还不低呢。1954年下半年上级号召在民工中开展“工程民主”活动。他和宗代表谈了几次,每当谈到“民主”2字时,宗代表总流露出1种不快甚至不安的神情,老推脱说,西藏群众没有这个习惯,这个活动难以开展。他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改口说:“这样吧,咱们不开展‘工程民主’,就在工地上开展‘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活动。”宗代表采纳了。结果“工程民主”同样开展得轰轰烈烈,满有成绩。

看,他在统战中执行政策的灵活性不是掌握的挺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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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民工筑路和干其他工作一样,免不了也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怪事。但不管遇到什么事,战士们总是把藏族民工的利益放在第1位。1954年初夏,曲水宗2个民工班在太昭附近的尼洋河畔施工,为了工作方便,他们住在靠近河岸的1个河中小岛上。当时河水不大,搭1个便桥即可通过。1天早上带民工的2个战士阴正元和殷相尧来上工,到河边一看,哎呀,不好。只见河水暴涨,不时吞噬着小岛。通向小岛的便桥早已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岛上的民工乱作一团,有的哭,有的叫,有的在合十祷告,有的把帐篷、衣物赶紧往岛上唯一的1块小高地搬运。他们一看到带领他们的2个解放军战士来了。连连呼喊着“救命,救命!”这2个战士心里很清楚,民工们生长在高寒的西藏高原,会游泳的极少,必须把他们马上救出来。但怎么救呢?他们虽会游泳,40多个民工,靠他们俩人1个1个从岛上救过河来,实在时间不允许,再说民工们还有一些东西呢。正在这时他俩突然发现河边有一棵大树,河对岸岛上也有一棵。他俩急中生智,让民工投过利斧1把,就砍起树来,岛上的民工也会意地砍了起来,不大一会儿,树被砍倒了。两棵树正好交叉在一起,在10来米宽的河流上架起了1座“便桥”。阴正元、殷相尧站在“便桥”的2头扶民工过河。两棵树倒交在一起是1个“便桥”,当然与桥不同。树干并不太粗,还有些枝枝桠桠,洪水在树下不停地奔腾咆哮,走在上边摇摇晃晃,免不了有些心惊胆颤。过着过着,1个叫扎西朗杰的小民工,大概17-18岁,他可能受惊过度,突然眼一黑,脚一滑,跌进了激流。这时两岸的民工一起惊慌失措,哭喊起来。阴正元、殷相尧此时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奋力救出扎西朗杰。扎西朗杰得救了,但这2个战士下水时被树枝一挂,都负了伤,身上不时向外渗血。这两个战士没有管这些,照样继续救人。他俩接受刚才扎西朗杰的教训,就干脆站在激流中间的树干上保护民工过河。他俩就这样一直战斗了几个小时,民工们都安全地上了岸,东西也都运了过来。这时小岛已全部淹没在激流之中了。阴正元、殷相尧上岸后,因劳累过度,头晕眼黑,体力不支昏倒在地,宗代表马上把他俩背进自己的帐篷,安置在自己的床铺上,精心照料。过了片刻,2个战士苏醒了,扎西朗杰跑过来,爬在地上就向他们磕头,说:“我是死过的人了,是你们俩又给我1条命。今后我要永远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话。”

从此,曲水宗晚上的篝火旁又唱起了这样1首民歌:我们生在西藏长在西藏,从没见过解放军这样的好心肠。毛主席像太阳,他派的兵和佛爷一样。会看病会修路,还把我们救出可怕的汪洋。

最有趣、最具统战气息的要数评功。在藏族民工中评功,有集体功,觉本(班)以上的单位里有个人功,即民工个人。当时筑路指挥部成立有评功委员会,各工段有分会,各宗有评功小组。各级评功组织中都有解放军领导干部、藏政府官员和头人、带民工的解放军战士。当时评集体功还好办些。评个人功,也就是说评普通农奴、特别是朗生(奴隶)立功就难了。因为那时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没有经过改造的藏政府官员和头人,在心理上对农奴、朗生立功,戴大红花,开会时和他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总感到不舒服,不自在。因此,在评功会上,那些官员、头人们对农奴、朗生立功总是百般阻挠,而这些劳动者在工作中又偏偏最极积、最肯干,同解放军战士又最合得来,战士们又喜欢他们。所以评功中经常产生矛盾和争执。没有经过改造的藏政府的官员和头人们,虽然不喜欢农奴和朗生立功,但又不好明说,而找岔子又找不具体。带民工的战士则不同,他们每日和民工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很了解情况,遇到争论,往往是战士们有理,藏政府的官员和头人们只好放弃已见。当然有时为了照顾关系,我们也有让步,致使那些表现很好的民工没有立上功,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但这只是少数。

藏族民工得到大洋(当时发工资都发大洋,即银元),固然高兴,但得到立功证和红旗时更高兴。他们把立功作为1种政治待遇,而且似乎从中看到了什么。难怪民工经常唱这样的民歌:红旗轻,大洋重。红旗比大洋更光荣。

我访问过1个立了功的小民工,他叫才巴旺杰。他对我说过几句话,对我印象很深。我认为他通过修路确实悟出了一些道理,尽管还不十分明确。我问他为什么修路那样卖力?他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他在北京就知道我们没有糌粑吃,没有衣服穿,叫你们来解放我们。只要我们修通公路,往后的日子会更好的!”

听,说得多好。要知道这才是1个14岁的孩子呀!

说到这个孩子,他还有个故事呢。当时修路上级有规定,年纪太大的、太小的、或身体太弱不能进行体力劳力的,应发路费,遣送回乡。按照这个规定,当时我们曾动员才巴旺杰回去。但说什么他也不走。最后1位40多岁的女民工突然站出来哭着说,这是她的儿子。她的丈夫早已死了。她家只有他们娘儿俩相依为命,要是才巴旺杰1人回去,非饿死不行。既然这样,我们就把才巴旺杰留下来了。带民工的战士很同情他,工作上也很照顾他,总让他干些轻活。可世上的事就那么怪,你越照顾他,他越积极肯干,干得不比大人少。评功时全班上下一致同意这个小家伙立功。这不,就出现了这么1个有头脑的小功臣。

发工资的学问

发工资还有学问?有。

修筑康藏公路的时候,西藏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在地方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得通过旧政权,即噶厦政府那1套机构。当时噶厦召集民工修路用的还是老办法—征派乌拉差役。而服乌拉差役是只有劳动的义务,没有要报酬的权力的。那时我们不了解这一切,第1次发工资,就把钱按单位发给头人,由他们转发各个民工。谁知不少头人都把这些钱占为已有了。有的给民工发一些也是微乎其微的。民工们不了解内情,还得感谢头人的恩德。真是把事情都搞颠倒了。

筑路指挥部知道了这件事,决定发工资时,由工程会计部门会同带民工的头人和解放军战士,根据每个民工的劳动表现,把工资落实到每个人头,然后开大会,亲自把工资1个个发到民工手中。按说这样作,问题该解决了吧?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工迫于头人的淫威,领到工资不敢要,往往是白天把大洋领到手,晚上又交给头人。有些头人还出面收交。民工真正得到的很少。筑路指挥部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一面在头人和民工中大讲谁劳动谁所得的道理;另一方面,决定发工资与实物相结合。筑路指挥部供应部门专门从拉萨购回大量物资,发工资时根据民工的需要,拿出一部分工资折合成实物发到民工手中,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或者发工资时供应部门就在旁边搭起帐篷,摆出各种各样的日用品,民工们那边拿到钱,马上就跑到这边买东西。东西买到手,该吃的吃,该用的用,头人想收也收不走。

就是用这些办法,再加上其他一些统战工作,虽然这时仍然有头人侵吞民工工资的现象,但毕竟减少了,民工们得到不少实惠。第1工段施工结束时,欢送部分民工还乡,军区文工团还来演戏,搞得非常隆重热闹,在欢送会上我采访过1位女民工。我问她近1年来得了多少钱?她高兴地说,除了吃穿用以外,得了399个大洋。这在现在看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封建农奴制度还没废除的年月就很不简单了。我问她这些钱准备回去怎样花?她笑了笑说:“我们一家几代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回去后先让父母和丈夫看看,让他们也高兴高兴,然后再说怎么花。”从她的谈话和表情中,看出她无限的愉快和自豪。

写到这里,我不禁深深地怀念起当年和我们一同筑路的藏族民工同志们来。他们是那样的勤劳俭朴,忠实厚道,爱党爱国。他们的高尚品质令人敬仰,令人难忘!

我父亲,1位战地记者的真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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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08-3-24 22:01:33 被德国空军元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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