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真应了一句文字：人生在每个人是一幅画，瞬间落下的笔，覆水一样难收。每个人，无论是善是恶，常常要等走到人生的尽头时，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好坏是五五开，还是三七开，都随着价值观的演变，在后人的评语里变得自相矛盾起来，五十年后的评价或是一个罪人，一百年后的评价却往往又变成了一个英雄，这便是一个历史人物注定要经历的尴尬。当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腐化被揭露，卖国贼李鸿章的洋务实业功绩被重新圈点，已被概念化的历史人物，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被丰盈，不断被还原，直到在后人眼里出现一个真实面目。

我们都活在历史里，我们也都是凡人。当我们呱呱落地的时节，伟人的手已经挥过苍凉的时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曾经说有三个伟人改变了现代中国，他们依次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回头掂量二十世纪的时候，会感觉到伟人虽已不在，但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影子出现。伟人的身影早已漫出历史之外。

我想，如果在这个世纪不及时回首的话，再过一个世纪，毛泽东会变成一个神话。后人会不相信一个凡人能有如此纵横捭阖的力量，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让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中国乾坤倒转，沧海桑田。而且，他传奇的生涯、奇崛的书法、瑰丽的诗词，使他的名字早已超越历史学家所界定的年代。

如果把毛泽东还原成一个凡人，我们首先学到的是什么品质？一百年前，青年毛泽东和今天的我们有无区别？1910年至1918年，毛泽东游学长沙，面对军阀战乱和列强环饲的时局，生出以救国为己任的志向。青年毛泽东所立大志，是圣人之志。对如何救国，他认为：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他还说：中国“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自此他立志于自己，去探求大本大源。23岁时，毛泽东在给老师的书信中说：“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下足了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因为志向高远，青年毛泽东总是担心自己不能充栋梁之任，在校从早至晚，读书不休。甚至，他要把中国经史子集77种全部读完，77种达数千册之多，中国学者能通读之人极为少见。但毛泽东说，只有“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才能“根实茂盛”。对中国文化精髓的精研，使毛泽东终生受益，他用最缜密的历史眼光、最朴素的语言，诠释出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而且，中国文化所隐含的开放特质使他的思想收放自如，他吸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效成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成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

青年时代中国文化典籍的滋养最终改变了毛泽东，他对中国经典灵活适用的水平远远超出照搬书本的同僚之上。从一介书生的身份过渡到游击战指挥官，又是如此自然，每一个战役，又是如此酣畅淋漓，星星之火，已然燎原。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却奈何不了小小的井冈山。后人曾妄言毛、蒋二人面相隐藏有降伏之兆，我认为是无稽之谈。蒋介石能做名义上的中国最高领袖，靠的多是权术，他的军事才能是教条式的，并不高明，后来红军被迫长征，也正是因为被一批教条主义者攫取了最高权力，两边都进行教条式的攻防，自然弱者首先失败。

《毛泽东传》里引用了一段话：“毛泽东的黄金时代正好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前夕这二十多年”。大概史学界也公认这一点：从不惑之年到花甲之年，是毛泽东一生中的巅峰状态。遵义会议成就了毛泽东，自此中国的命运，已经握在了他的手上。乌蒙磅礴走泥丸，原驰蜡象，毛泽东像一个巨人在俯视中国，才华洋溢地与敌人对弈，气吞万里如虎。他征服了雪山，征服了草地，征服了黄土高原，挥手之间，举重若轻，江山变色。

没有人是完美的，即便是毛泽东也不例外。后人说毛泽东对经济是外行，不然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超英赶美”的狂言。可是当今天的我们审视“一五”计划期间的几个数字时，都不能不惊讶，何况是当年身临其境的毛泽东呢？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原煤产量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发电量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试问在一个崭新的国家初创时期，哪一个领导人的头脑不兴奋？毛泽东在如此惊人的成就面前，要迈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迫步伐也是情有可原的。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每一步都是尝试，每一步都是新奇的，精通文化典籍的毛泽东，不得不从青年时期积淀的历史底蕴中寻找灵感，他从《张鲁传》中找到了“人民公社”的原始范本。

毛泽东用了后半生的光阴，来破解“历史周期率”的谜团。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国并没有出现任何“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这两个基本的民主功能。已经把握住历史发展脉络的毛泽东曾经说：党也会死亡。但是，在并没有获得全面稳定的历史阶段，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是必然的。一党执政，精英对精英的监督已经没有可能，只有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开辟大众对精英进行监督的渠道，才能防止执政精英的变质和腐败。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否定政治运动，实际上就等于拒绝任何监督。毛泽东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各地红卫兵纷纷抢班夺权，目的只有一个：彻底摧毁官僚阶层的生存根基。但是，他似乎并没有考虑自己和整个国家所要为之付出的代价。营建一个乌托邦已经不易，而营建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乌托邦几乎是不可能的。1976年6月，风雨飘摇之际，即将离世的毛泽东引用了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晚年的伟人，内心深处，怅惘如斯。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的孤独，在他被困在权力巅峰之前，他先后缔结过三次婚姻。第一位夫人杨开慧陪伴他度过了清苦的求知时代，第二位夫人贺子珍陪伴他一起万里长征，第三位夫人江青陪伴他度过余生。这三个女子对他都是至死不渝。晚年的毛泽东，黯然神伤之时，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千古绝唱，无疑说明，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年时期。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自由，永远都是毛泽东的理想。在他看来，历史，永远都是动荡的海洋。当同路人都以为征途已经终止的时候，他还痴迷于白浪滔天。但那时，他并不知道：他已经老了。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依然是一个伟人。伟人所为之事，是凡人所不能的。历史不能重新编排，也不能换位思考，因为世间只有一个毛泽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

2008年3月23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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