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过去 历史的见证——记日寇在管城回族区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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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野蛮的、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 日本鬼子为了侵占郑州军事要地,早在1931年就在东三马路设立日本领事馆,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盗窃我国机密和军事情报,并进行策反活动,干了大量坏事。直到1937年下半年阴谋暴露回国,历时四年之久。1941年和1944年又两次渡过黄河,明目张胆地入侵郑州,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在今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在管城回族区范围内搜集了一些史实资料,展示了过去的悲惨景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野蛮的、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屠杀。

日本鬼子为了侵占郑州军事要地,早在1931年就在东三马路设立日本领事馆,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盗窃我国机密和军事情报,并进行策反活动,干了大量坏事。直到1937年下半年阴谋暴露回国,历时四年之久。1941年和1944年又两次渡过黄河,明目张胆地入侵郑州,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在今天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在管城回族区范围内搜集了一些史实资料,展示了过去的悲惨景象,用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用以告诫我们的人民: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一、 疯狂的大轰炸

管城回族区位于城区东南部,紧靠京广、陇海铁路交叉点的东侧,是郑州的老城区、区政府大院即是国民党郑县县政府所在地。三十年代这里已是国内农副土特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如西大街的花行(棉花)、布行(布匹)、南大街的中药行……。买主卖主,在这里拍板成交,许多商人常年在这里逗留。加之七·七事变之后,华北豫北等沦陷区的难民大批涌入这块安全之地,使这个本来不起眼的郑县县城人口骤增,商店、货栈、旅店等行业应运而生,并不断兴建扩大,市面上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景象。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上午十时许,空袭警报在市区尖叫,人们习以为常,不去理会,路边的小贩继续叫卖,街上行人不慌不忙,继续赶路,十一时左右,日机十五架,其中轰炸机九架,轰响着由北向南飞来,侵袭郑州上空,人们不时手搭凉棚朝天观望,孩子们叽叽喳喳向空中指指点点……。这时只听几声巨响,罪恶的炸弹在地面上爆炸了,方才还活蹦乱跳的孩子惨叫着倒在血泊之中,街上顿时大乱,人们惊慌失措,前呼后叫,纷纷向就近的建筑物涌去……。敌机分三批,定时定距在人口稠密的市区大同路、火车站、北乾元街一带接二连三投下六十枚炸弹。一霎时,无数民房、宾馆、学校等建筑物化为灰烬,死伤无数,北乾元街被炸得到处是断壁残垣、血肉横飞、尸体遍地,连树上、电线杆上都搭挂着人的残肢断臂。一个在此卖石灰的农民被炸得脑浆四溅,鲜血淋淋……。敌机过后,人们扑向还在燃烧的火堆,扑向一座座废墟,一边哭一边呼叫着扒开破砖碎瓦,抢救亲人,寻找同伴,有的人手指头磨破了,鲜血直流,还在吃力地扒着、扒着……。随着下边的呼唤声、呻吟声,一具具血人被扒出来了。有的没有头,有的断了一只胳膊,有的被炸成两截,血肉模糊,不忍入目,这是日机第一次轰炸郑州,死伤十分惨重。为了了解这次轰炸的经过,我们走访了家住北顺城街团结里,原华阳春饭店伙计,1995年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的八十一岁的赵长海老人,他激动地说:“在这次日机轰炸中,我正在华阳春饭店上班,炸弹一枚枚在头顶上爆炸,房子塌了,我和华阳春的店员李汉云、王喜恩三人躲在桌子和案板下面,一根大梁斜倒在桌子上,我们才没被砸死,这时听到许多人的哭叫声,过了一会儿,没有声音了,人都死了,我们三人互相可以听到对方的说话声,谁也看不见谁,听到上面有扒砖的声音,我们就轮流呼救,上面的人大声说:‘放心吧,我们先救活的,后扒死的’。话音刚落,就听不到扒砖声了,这时又听到飞机轰轰作响,原来扒砖的人又躲飞机去了。就这样,人们扒一阵、躲一阵飞机,直到第三天我们才看到一个小洞口,上面系下一个箩筐,第一个被救上去的王喜恩一上去就死了,然后是李汉云被救上去了,立刻被他父亲和哥哥抬走了,当我被救上去睁眼一看,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瘫在地上,太惨了,到处是死人啊……!我被人们扶着回了家。我家的人都躲飞机去了,好心的邻居大娘刚给我做了一碗面汤还没来得及喝,敌机又来轰炸了,我已走不动了,是我姑父用胳膊夹着我跑的。当天晚上,我在姑夫家和母亲相逢,一见面母亲以为我是鬼,因为这次轰炸,华阳春饭店死了400多人,只有我和李汉云死里逃生,活过来了。”

日机继第一次轰炸后,又于1938年5月13日凌晨5时派飞机18架,相继袭入郑州上空,投弹97枚,目标在大同路、德化街、南菜市街等商业区及平民住宅区,位于南菜市美国人开办的华美医院及美国天主教堂被炸更惨,敌机此次暴举,炸毁街巷34条,死64人,伤25人。

同年9月14日,日机12架又于当日上午11时狂炸郑州,投弹100多枚。这次轰炸中豫丰纱厂受害最惨,当时豫丰纱厂为“郑县难民收容所”所在地,几十名难民在这次事件中被炸毙。

1941年农历正月初八,日机8架又来轰炸郑州,管城区北大街有20多人在这次轰炸中丧生,回民巴宗瀛一家惨死3人。据国民党郑县当局统计,从1938年2月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机共轰炸郑州达174次,抗战期间,全县损失公私财产价值1468495元,死亡1436人,伤残119人,战时房屋倒塌28035间,城墙被破坏90%,工业80%倒闭,商业大部分停业。

由于日机的不间断轰炸,搅得人心惶惶,民无宁日,华北豫北逃来郑州避难的难民和管城的中上层资产者惶惶南逃,久居管城的商家坐客也一轰而散,四处奔命,就连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老管城”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当时一位前线记者曾作了这样的描述:“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人,天桥上的人还是一个劲地涌来,月台上挤不动了,天桥上的人还是朝这边涌来,火车一进站,人们就拼命挤。不一会儿车厢挤满了,人们就往车顶上爬,谁也不怕掉下来……。又一列火车进站了,人们蜂涌而上,倾刻间就又上满了。有车就上,至于开到什么地方人们是不去过问的,只要能逃离这个地方就好”。据管城回族区的几位幸存老人回忆,日机多次轰炸之后,管城区(原郑县)人烟稀少,商店、客栈纷纷倒闭,这个素有小上海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古城,霎时间百业萧条,满目疮痍,令人心寒。解放后多年,管城区一些地方在施工中还挖出当年日寇投下的没有爆炸的重型炸弹,这是日寇当年轰炸管城的罪恶铁证。

二、 一九四一年血洗南关,五里堡制造无人区

1941年10月2日,日军分三路,以总兵力1万3千余人,向郑州进犯,当日寇离郑州还有60华里之遥时,驻郑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迫于各方面的原因,向南溃逃,使日寇于10月4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郑州。

日军进城后,为了封锁消息,在南关、五里堡各交通要道设立哨卡,以四辆坦克车日夜在郑州各条大小街道上横冲直撞。坦克车上架着机枪,见人就杀,公开强奸妇女。在南关、豆腐砦一带,他们每抓住一个人,就强迫自己挖坑,然后几个鬼子一轰而上,把人踹下坑,用铁铣照其脑勺猛击,使其昏倒后,再若无其事地用土将坑填实,把人活埋在坑里,1941年10月31日,日军败退后,仅南关城墙外就发现了被活埋的28名中国同胞的尸体。

在南关,日寇杀人的另一手段是:每冲进一家民舍,只要见到人,抓起来就倒提着往水缸里扔,将人活活淹死……。

在五里堡,我们访问了当年在战火中幸存下的70多岁的老人,南五里堡村民李宏道老人,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日寇第一次(1941年10月)入侵郑州时,他随全村人到密县一带避难,几天后,由于带的干粮吃光了,大人小孩饿得难以忍受,于是各家的老人们凑在一起商量,决定回家拿粮食。于是他们趁着月色,三、五成群结伴偷偷溜回村中,当时从南关到五里堡所有房屋、树木尽被烧光、踏平,无处藏身,所以回家的人一进村就被路上的日军哨卡发现,日本鬼子用铁条将抓获的中国人穿透胳膊,串在一起,然后一起投入南五里堡村李堡街南口的一口水井中,活活淹死。据不完全统计,被填进这口井的共32人之多,其中包括南五里堡村的村民郭老妮等8人。10月底,国民党第三集团军,81师师长贺粹之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之命,由新郑向驻郑日军发起攻击,在黄岗寺西门外大庙等处击毙日军300名。10月31日,国民党第38军军长赵寿山(系中共地下党员),率17师51旅的101、102两个团,与日寇浴血奋战,是日午夜,收复郑州。当人们陆续回到村里时,眼前的惨象使许多人当场昏倒,只见满井都是死人,尸体涨得很大很大,人头象斗一般大,血水布满了整个水井,水井周围到处都是血迹。为了悼念死去的无辜群众,国民党河南省第一行政区为此井立碑一道,上书“义井”二字,以志其事。当日寇1944年4月第二次侵占郑州时,为掩盖其罪行,将此碑破坏。

在西五里堡,日寇一进村,首先将村中所有房屋泼上汽油点燃,顿时浓烟四起,烈火冲天,整个村庄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焦土。在这个村,日寇又将9名中国人用刺刀挑死,扔进村中的水井里。

三、 十里铺大屠杀

1941年10月4日以后,日军沿郑许公路南窜到十里铺一带,在本村汉奸的带领下,到处抓人,村民袁××一家刚跑到村口,就被日本人抓住,日军一枪将跑在后面的袁父打倒,袁母扑上前去呼救,复被打倒,袁××和其妻、两个弟弟怒火中烧,欲上前和鬼子拼命,被鬼子抓住,绑在树上,用刺刀活活戳死。就这样,袁××一家六口惨死;十几个农民被赶到村民张××家,倒锁上门,放了一把大火,将房子点燃,除了几个青年男子冲出来之外,其余的全被烧死在屋里……。这次洗劫,十里铺一带共有60余人被鬼子杀死,其中包括十里铺村民30余人。日寇血洗之后的十里铺,房屋、树木焚毁殆尽,家俱荡然无存。村里村外到处都是被日寇用刺刀挑开的尸体,个个五脏外溢,鲜血直流,惨不忍睹。十里铺农民赵继面对日寇的暴行,奋起反抗,三次袭击敌营,不幸被日本鬼子抓住残害。

四、 一九四四年日寇再次入侵郑州

为了长期侵占整个中国,日寇又于1944年4月18日调集了六万余兵力大举入侵郑州,郑州再次沦陷。

这次日军占领郑州后,他们在郑州东三马路设立最高司令部(名曰“红部”),司令官名叫鹰森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日军最高司令部下设总兵站,驻扎在南十里铺。他们在十里铺烧杀抢劫,无恶不作。

北顺城街南路口东北角上,当年曾是日本妓院的所在地。在这里,到处是牵着狼狗的日本兵,中国人一旦被抓住,就被活活咬死,大人小孩无一幸免。为了同中国军队作战,他们指使汉奸、特务到处抓人,为其修筑工事,做苦役。被抓住的人,有的被活活折磨死,有的被狼狗咬死,有的做完苦役被活埋。

管城区的许多“老管城”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无不痛心悸首,在十里铺,老村长卢甚旺指着一片空地告诉我们:“这里曾是一片麦地,1944年4月,日军下乡扫荡,我们村有20多人藏在麦地里被发现,鬼子用机枪将所有的人统统打死。”

五、 酒井特务队

1944年4月,日本鬼子第二次侵占郑州,日本酒井特务队从开封迁到郑州,隶属宪兵队。这个特务队的头目叫酒井勇一(官衔中曹),故称酒井特务队。队部设在现管城区清真寺街20号,内有一个地下室,成了特务队的牢房。特务队的组成人员多数是汉奸,有三四十人,身穿黑色衣服,他们坏事干尽,罪行累累。提起酒井特务队,真是谈虎色变,令人发指。当时在郑州,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郑州南郊十八里河乡小刘村乡绅刘光钦,1944年农历7月16日,无辜被抓进了酒井特务队,饱尝了人间酷刑,经过花钱运作,才幸免一死。

据原国民党县政府派郑潜伏人员王国桢回忆:1945年夏天,在西大街(磨盘街北口)亲眼见到一个小孩,被酒井特务队便衣的马踩死。他的家长上前扶救,后面的马赶到,妨碍了他们的通行,不由分说,就用鞭打,一直打得皮开肉绽,踢倒在路边,然后骑上马,扬长而去。酒井特务队狼心狗肺,横行霸道,鱼肉人民,看着谁不顺眼、谁有钱,敲诈未遂,同谁有私怨、受贿为他人报仇等,便说某人是国民党的特务、游击队、共党嫌疑,就把某人抓到特务队施以酷刑,吊起来、皮鞭打、钢鞭抽、通条烙、坐老虎凳、狼犬咬、活埋等。城东古城村周吉祥因家中有钱,没给特务们献人情,便说他私通游击队,被抓进特务队,受尽折磨,饱尝各种酷刑。经王国桢周旋,送了10两大烟,5两老海,才算留了个活命。城东南乡尚岗杨村杨凤洲当时任日伪古城乡乡长,特务队的人因向他敲诈未遂,便说他给游击队送粮、送款,就将杨凤洲抓进特务队,鞭打、火烤、犬咬,弄得腿残腰折,后经王国桢说情,花了5两大烟,8两黄金,才算逃出虎口。城东南乡姚庄蒋兰亭和儿子蒋百年因事得罪了酒井特务,被抓了进去,父子二人活活被狼犬咬残而活埋。

恶有恶报,1945年8月,日寇投降,酒井勇一向开封逃窜时,在中牟县境内落网,后被送往武汉军法总监,处以死刑。树倒猢狲散,酒井勇一一跑,喽罗们亦如丧家之犬,东窜西奔各找门路。他们也向开封逃跑,到中牟境内得知酒井勇一落网,自觉东逃无路,又返回郑州北郊。由酒井特务队分队长张伯钧等2人与当时苏民乡乡长陈效孔、蔡伯乡乡长宋先舟商议,经宋作说服工作后,连同这两个乡的原有武装,一同送交郑县县政府(当时县政府在西南郊红花寺村)。县政府接收后,将酒井特务队的原有人枪原封不动的编为郑县县政府特务队。当时很多人对这种作法不大理解。可是没过十天,郑县县政府进城前夕,转移到城南25里小刘村时,乘这批特务熟睡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获,当夜即将张伯钧等22人全部处决(活埋)。酒井特务队分队长岳清江因系军统局内线人员,未予处理。

六、抗日战争胜利

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郑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新四军在河南开始了全面反攻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宣布投降,同年9月22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在郑州前线指挥所举行受降仪式。在郑投降日军计43334人。

郑州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当年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情景历历在目,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请记住抗战中被日军杀害的二千一百万中国同胞吧!请珍惜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吧!




附:①抗战期间郑州大事记

②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郑州

③南五里堡村民李宏道证言

④十里铺村民卢甚旺证言

⑤王永川关于日寇首次轰炸郑州目击记

⑥魏树人关于王永川同志《日寇首次轰炸郑州目击记》的补证

⑦王永川关于郑州第二次沦陷见闻

⑧刘光钦被关押在酒井特务队的牢房里

⑨王国桢关于酒井特务队的暴行见闻

附①

抗战期间郑州大事记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二月十四日,日机十五架,分三批空袭郑州。

五月下旬,日军西犯,进逼郑州。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三月十七日,日机七架空袭郑州,炸毁民房百余间,死亡甚众。

1941年(民国三十年)

一月,日机八架轰炸郑州,北大街死伤20人,回民巴宗瀛一家惨死三人。

十月二日,日军分三路向郑州进犯。四日,郑州沦陷。三十一日,国民党军队收复郑州。

是年,南十里堡农民赵继杀敌捐躯,受到当局表彰。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四月十八日,日军大举入侵,郑州再次沦陷。驻郑日军最高司令官鹰森孝在东三马路设立司令部(名曰:“红部”),下设总兵站,驻南十里堡。日本酒井特务队由开封迁郑州,驻清真寺街二十号,收买汉奸,进行特务活动。日伪在郑州筹建“中原自治学院”,强迫青年入院接受奴化教育,妄图“以华治华”。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七月,中共党组织派唐醒民等来郑州进行地下工作。西北军地下共产党员朱晦生在郑州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郑州支部。不久,中共汴郑工委成立,刘鸿文任书记,林衡、朱晦生为委员。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十八日,国民党郑州专员及郑县县长返回郑州。

九月三日,国民党军队开进郑州,接收日军防务。二十二日,国民党第一战区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在郑州前进指挥所礼堂进行。在郑投降日军计43334人。

十月,高晴伦任郑县县长。

据郑县当局统计:从1938年2月开始到日本投降,日机轰炸郑州达174次,抗日期间,全县损失公私财产价值1468495元,死亡1436人,伤119人。



附②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郑州


1938年2月14日,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上午十时许,空袭警报在市区尖叫,人们习以为常,不去理会,路边小贩继续叫卖,街上行人不慌不忙,继续赶路,十一时左右,日机十五架,其中轰炸机九架,轰响着雁蝙式由北向南飞来,侵袭郑州上空,人们不时手搭凉棚朝天望,孩子们叽叽喳喳向空中指指点点……。这时只听轰轰……几声巨响,罪恶的炸弹在地面上爆炸了,方才还活蹦乱跳的孩子惨叫着倒在血泊之中,街上顿时大乱,人们惊慌失措,前呼后叫,纷纷向就近的建筑物涌去……。敌机分三批,定时定距在人口稠密的市区大同路、火车站、北乾元街一带接二连三投下六十枚炸弹。一霎时,无数民房、宾馆、学校等悉成灰烬,死伤无数,北乾元街被炸得到处是断壁残垣、破砖碎瓦,血肉横飞,尸体遍地,连树上、电线杆上都搭挂着人的残肢断臂。一个在此卖石灰的农民被炸得脑浆四溅,鲜血淋淋……。敌机过后,一群群人扑向还在燃烧的火堆,扑向一座座废墟,一边哭一边呼叫着扒开破砖碎瓦,抢救亲人,寻找同伴,有的人手指头磨破了,鲜血直流,还在吃力地扒着、扒着……。随着下边的呼唤声、呻吟声,一具具血人被扒出来了。有的没有头,有的断了一只胳膊,有的被炸成两截,血肉模糊,不忍入目,这是日机第一次轰炸郑州,死伤十分惨重。为了了解这次轰炸的经过,我们走访了家住北顺城街团结里,原华阳春饭店伙计,1995年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的八十一岁的赵长海老人,他激动地说:“在这次日机轰炸中,我正在华阳春饭店上班,炸弹一枚枚在头顶上爆炸,房子塌了,我和华阳春的店员李汉云、王喜恩三人躲在桌子和案板下面,一根大梁斜倒在桌子上,我们才没被砸死,这时听到许多人的哭叫声,过了一会儿,没有声音了,人都死了,我们三人互相可以听到对方的说话声,谁也看不见谁,听到上面有扒砖的声音,我们就轮流呼救,上面的人大声说:‘放心吧,我们先救活的,后扒死的’。话音刚落,就听不到扒砖声了,这时又听到飞机轰轰作响,原来扒砖的人又躲飞机去了。就这样,人们扒一阵、躲一阵飞机,直到第三天我们才看到一个小洞口,上面系下一个箩筐,第一个被救上去的王喜恩一上去就死了,然后是李汉云被救上去了,立刻被他父亲和哥哥抬走了,当我被救上去睁眼一看,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瘫在地上,太惨了,到处是死人啊……!我被人们扶着回了家。我家的人都躲飞机去了,好心的邻居大娘刚给我做了一碗面汤还没来得及喝,敌机又来轰炸了,我已走不动了,是我姑父用胳膊夹着我跑的。当天晚上,我在姑夫家和母亲相逢,一见面母亲以为我是鬼,因为这次轰炸,华阳春饭店死了400多人,只有我和李汉云死里逃生,活过来了。”



附③

南五里堡村民李宏道证言


在五里堡村,我们访问了当年在战火中幸存下的70多岁的老人,南五里堡村民李宏道老人,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日寇第一次(1941年10月)入侵郑州时,他随全村人到密县一带避难,几天后,由于带的干粮吃光了,大人小孩饿得难以忍受,于是各家的老人们凑在一起商量,决定回家拿粮食。于是他们趁着月色,三、五成群结伴偷偷溜回村中,当时从南关到五里堡所有房屋、树木尽被烧光、踏平,无处藏身,所以回家的人一进村就被路上的日军哨卡发现,日本鬼子用铁条将抓获的中国人穿透胳膊,串在一起,然后一起投入南五里堡村李堡街南口的一口水井中,活活淹死。据不完全统计,被填进这口井的共32人之多,其中包括南五里堡村的村民郭老妮等8人。10月底,国民党第三集团军,81师师长贺粹之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之命,由新郑向驻郑日军发起攻击,在黄岗寺西门外大庙等处击毙日军300名。10月31日,国民党第38军军长赵寿山(系中共地下党员),率17师51旅的101、102两个团,与日寇浴血奋战,是日午夜,收复郑州。当人们陆续回到村里时,眼前的惨象使许多人当场昏倒,只见满井都是死人,尸体涨得很大很大,人头象斗一般大,血水布满了整个水井,水井周围到处都是血迹。为了悼念死去的无辜群众,国民党河南省第一行政区为此井立碑一道,上书“义井”二字,以志其事。当日寇1944年4月第二次侵陷郑州时,为掩盖其罪行,将此碑破坏。




附④

十里铺村民卢甚旺证言


管城区的许多“老管城”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无不痛心悸首,在十里铺,老村长卢甚旺指着一片空地告诉我们:“这里曾是一片麦地,1944年4月,日军下乡扫荡,我们村有20多人藏在麦地里被发现,鬼子用机枪将所有的人统统打死。”


附⑤

日寇首次轰炸郑州目击记

王永川


农历正月十六,是传统的上元节。1938年的这一天,风和日暖,郑州大同路、德化街、车站等繁华地区,人群象浪潮般拥来拥去,看狮子、旱船、龙灯、高跷等各色民间游艺,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当日上午,我和几位豫丰纱厂学校的同事蔡寄尘、王坚如,也在街上游赏。9时许,忽然有紧急的警报声接连划空怪叫。由于以前曾多次警报未发生过空袭,人们并不显得惊慌,依然若无其事地来来往往。不久,听到了嗡嗡的飞机声,沉重的响声越来越近,从东北方向飞来三架日机。它们先窜入上空,又很快俯冲下来低空扫射,接着是轰隆隆的爆炸声。霎时,人群混乱了,争向街道两旁的店铺里躲藏,人们的欢声笑语变成了鬼哭嚎啕。当时,我们正在德化街中段,躲进了路西的一家“土膏店”(卖鸦片的商店)里。重磅炸弹接连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楼房前后摇摆,玻璃门窗哔哔坠地,接着房屋倒塌,烟尘弥漫,火车站附近,一连落下七个重磅炸弹。火车站、天桥站台及车站下沿的邮政局、五洲大旅社、世界旅社、华阳春饭店等繁华地段,瞬间成为一片火海。总共18架涂着太阳的日寇空中强盗,分为三队,轮番进行轰炸,到11时才陆续飞去。警报解除之后,幸存的人们才畏缩地从店铺里走向街头。这时,我从德化街向南,经大同路、钱塘里回豫丰纱厂。一路是熊熊烈火,浓烟滚滚。德化街、大同路等街道的电线杆上,路边的广告牌上,店铺的门窗上……,到处是破烂血衣裹着的残碎肢体,或一只胳膊,或一只大腿,或半个脑袋,还在滴答着殷红的鲜血。路面上更是横尸遍地,血肉淋漓,腥风扑面,惨不忍睹。在德化街中段路西的一家生意门前,一个满脸血污的小孩,趴在一具尸体上,痛哭着喊叫“妈呀!妈呀!”。

“ 华阳春”饭店,是当时郑州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一幢服务性五层楼房,装有电梯,设有住宿、澡塘、饭厅等行业。住宿床位能容千人,饭店、澡塘日夜营业。一些有钱、有地位的旅客,多在这里下榻。日机轰炸之后,它整燃烧了三天三夜,有千余人被炸死、砸死在里边。炸后的第三天上午,我经过此地,一位半百的老人,含着眼泪在“华阳春”的一角挖掘尸体。有人问他挖找的是什么人,他哭诉说:“我家八口人,原住北平。芦沟桥事变后,局势危急,不愿坐当亡国奴,变卖家产后全家南逃,先后到南京、上海、广州、武汉,到处难以安身,三天前又来郑州,住在这里,那天上午我有事外出,回来一看……。”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日寇这次大轰炸,几乎把郑州的繁华区域炸成一片废墟,仅有的一个豫丰纱厂也被炸毁,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立即中断。被炸死、炸伤的达数千人,物资财产损失难以计数。此后,能够外逃的人纷纷外逃,郑州成了市面萧条、十室九空的死城。


附⑥

关于王永川同志《日寇首次轰炸郑州

目击记》的补证

魏树人


王永川同志回忆日寇轰炸郑州,时间是1938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可能有误,我回忆是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因为那天是传统的“元宵节”,我打算洗个澡,当天下午赶回荥阳和家人共渡节日,所以记得清楚。我到华阳春三楼时大约才八点多钟,茶房(即现在的服务员)们忙碌中似乎有些仓惶。这些地方我常来,许多茶房都认识我。我走在楼道里没进单间就有一个茶房到我跟前指着电梯诡秘地说:“魏先生,走!”他就匆忙地走开了。我觉得情况特殊,当即乘梯下楼。没走出大门就响起警报,街上行人也有些混乱,警察也呼叫着疏散行人。我快步走到大同路和敦睦路十字路口,已经听到嗡嗡异常沉重的飞机声,行人多已躲进商店,警察也禁止行动,我躲入东北角的大隆商店。进去后觉得这商店大门钢骨水泥,建筑坚固,比里面保险,就又站在大门下,伸头可以看到天空,见敌机是由北向南平飞过去,又向上绕弯,猛转向下,一声巨响,地动天摇。连续四架,同样动作。虽说楼房障眼不能平视,估计投弹点是华阳春。接着满天嗡嗡声,到处轰轰爆炸声,什么也数不清了,尘雾弥天。大约不到半小时,嗡声渐远,我向身边蹲着的一个黄包车夫说:“拉我到东大街,走快,我给一块钱”。眼前没见什么,走约二三十米,到瑞富祥绸缎庄门口(即现在的石平街口),见一具血肉模糊尸体,以下就是王永川同志见到的惨状。过南下街,到西关大街(当时顺城街以西叫西关大街,往东叫西大街)就没见什么,过西大街就见到慌乱哭叫的人在街上乱窜。到东大街家门口给了车夫钱,到家(这个家是我原先的家,“七七事变”后全家迁回荥阳山区原籍)一看,中厅院一棵海棠树上挂着一个鲜血淋漓的断臂。很奇怪,我这住宅前后五节,南北长少说也在百米以上,横宽也不下三十米,房屋并未损坏,哪来的断臂呢?看门的说西邻被炸了,可见炸弹的分量。当天我不敢再走火车站,出了北门。下午到柳林(即现郊区柳林乡),次日弄个牲口骑着,绕过郑州市区返回荥阳老家。

事后我很疑心那茶房是汉奸,但想着他一定死在楼里。又传说那天是冯玉祥、白崇禧到华阳春换了衣服,没停就走了,不一会就轰炸了。我在楼上见到茶房们忙碌而仓惶的情况,以及叫我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两位将军呢?

华阳春北邻有一旅店叫“华东旅馆”,有三层楼,经理叫方东明(是否正经理不敢肯定),须水人。这旅店借我许多家具,这次也同归于尽。当时这旅馆有三十多个职工,除了当时在外的九个人外,馆内只有方东明一人幸存。他是钻在办公桌下被埋起来,到夜里才被挖出来的。其余全被炸死,连尸体也找不到,住的旅客还不计在内。这是方东明后来对我说的。


附⑦

郑州第二次沦陷见闻

王永川


日寇第二次占领郑州,发生在1944年4月18日。当时我在三青团郑州分团任书记。

1944年4月17日,郑州警备司令部正式通知郑州地方各机关单位撤离市区,向西南梅、太二山(荥阳、密县交界处)转移。当日夜,大街小巷都有岗哨,不准闲人行走,国民党军队流水般的跑步撤出。直到天色大亮军队撤完,各机关才得放行。一经放行,机关人员、眷属、车辆,一齐涌向西闸口。当人群到达陇海体育场时,前面的人见有穿黄军装的队伍在陇海花园附近的铁路上,仔细看发现是日本兵。有人喊了一声“日本人来了”,人群顿时炸开了,日军的步枪、机枪、迫击炮随之炒豆般地响了起来。接着飞来三架日机,在上空盘旋扫射,轮番轰炸。这时,麦子已吐穗,人们迅速钻入麦稞里,匍匐逃命,彼此难以相顾。我们单位的同事和家属,把所带车辆、物品全都舍弃了,我和父亲、儿子也在慌乱中逃散了。我只身西逃十余里,在树林里遇上了中央军。他们询问市内发生的情况,我述说后,一位军官把手枪一摆说:“撤!”部队随声西逃了。

三个月后,我从内乡县(当时河南省政府逃往内乡,省党、政机关都驻内乡)返回密县山区,见到我的同事三青团郑禹区团务督导主任楚鸣烈和李静亭等人。听他们说,我们逃出郑州的当天上午,郑州红十字会会长王宏善,就领着一群民族败类,打着太阳旗,到西闸口欢迎日军,他随即当上了郑州的维持会会长。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公职人员及眷属被日军所俘,王宏善充当帮凶,把被俘人员集中在苑陵街西头路南的红十字会里,横加迫害,威逼自首,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关押。我单位干事邢凤瑾的母亲向我哭诉说,邢凤瑾就是由红十字会押往郑州第二监狱被折磨而死的。

日军所以能够不费力气地渡过黄河,占领郑州,我在密县山区听楚鸣烈等讲了以下情况:当时驻扎中牟境内的守河部队,是国民党保安第六旅(旅长鲍汝礼)。开始先由汉奸扮作贩私商人,用钱财、海洛因等贿赂第六旅守河官兵,运私货过河。这些守军见利忘义,继而使化装成商民的大批日寇精兵登岸。日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河防部队,长驱直入,占领了郑州。



附⑧

在酒井特务队的牢房里

刘光钦


我生于1920年,是郑州南郊十八里河乡小刘村人,家原有土地三百多亩,在附近属二等大户。我从小上学,初师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校长,干过新闻记者,当过一年多副乡长。日本鬼子第二次侵占郑州后,在家住闲。真是祸从天降,1944年农历7月16日,我被郑县维持会叫去,送进了日本鬼子的酒井特务队,使我饱尝了人间酷刑。经过花钱运作,才幸免一死。我在写这篇30多年前的回忆时,想到当时的情景,真是怒火满胸,泣不成声,写不下去,多次停笔,……。

1944年4月,日本鬼子第二次侵占郑州,在宪兵队下设了一个特务队。这个特务队的指挥官叫酒井勇一(官衔中曹),故称酒井特务队。队部设在清真寺街古化元家里,内有一个地下室,成了特务队的牢房。特务队的组成人员多数是汉奸,有三四十人,身穿黑色衣服,和戏剧中扮演的便衣特务没有二样,他们坏事干尽,罪行累累。提起酒井特务队,真是谈虎色变,令人发指。当时在郑州,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日本鬼子占领郑州时期,郑县维持会下设有区,我们那里是第三区,区长是个汉奸叫贾子郑,南郊贾寨村人。贾子郑原在开封,后随日寇来郑州当上三区区长。他在上任没多久,就向我敲诈勒索,派人向我要1头牛、1匹马、2只手枪。这事我已同家里老人商量好了,同意给送,但未即时送去。刚过两天,贾子政就派人来叫我,说:“区里叫你有事相商。”我跟他们到区里,一看,有两个县维持会的政警在等着,他们把我带到大同路东头向北另一个大院里,这就是县维持会的所在地。在那等了一会儿,酒井特务队来了三四个人,一见我就问:“你叫刘光钦吗?”我答:“是,我叫刘光钦。”话音未落 ,上去就是几个耳光,对我拳打脚踢。然后,五花大绑,说:“走!”让我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押着。来到清真寺街的古家大院,松了绑,把我推进了地牢。

第一次被提出审讯,我不知道要先跪下,特务们一脚把我踢倒了“跪下!”问:“刘光钦。”我答:“有。”又问:“你家有枪吗?”我答:“有,那是我买的6支枪。3支长的,3只短的。” (旧社会枪是一种商品,准备不干副乡长时,卖掉赚钱。)又问:“你认识游击队吗?”(指县政府游击队)我答:“有的我认识。”再问:“你能和他们联系上吗?”我答:“让我出去,我可以试试。”特务们马上变了脸说:“你通游击队?!”我沉思未答。他们便用一公尺多长的木棒打到我的腿上,又是脚踢,又是鞭抽,放出狼狗撕咬,立时我皮开肉绽,遍体鳞伤,鲜血渗透了裤子,滴湿了地面。我站立不住,头一昏栽倒在地上,特务们提来两桶冷水向我身上猛浇。当我清醒过来后,又把我拖起来推进牢房。同牢的难友们把我全身的衣服扒掉,拧了拧水,又给我穿在身上。在水泥地上躺了几天,慢慢才能跟难友们一起出牢放风。

过了几天,听特务们说,我是被第三区长贾子政检举的。说我有枪,私通游击队。我进来没几天,家里人就把六只枪全交过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特务队一个姓孙的翻译对我说:“你还有两挺机枪未交出来。”让我给家里写信,火速交出,否则就要处死。这时我想,反正是活着出不去了,早晚都是一死,何苦受这个洋罪呢!就一头撞到牢房的墙上,要自杀。被难友拉住了,血流满面,守牢门的特务听到了响声,进来把我拖出去毒打、训斥一通,又推入牢房。

古家的地下室有一间房子那么大,门是用木板钉的,又挖了一个小门,上有一块宽木板放着一盏煤油灯,被关在牢里的“犯人”出入都是从小门爬进爬出。特务们三两天进牢检查搜身一次。不到特务进来检查,地牢的大门是不开锁的。煤油灯在门外的一面,是用一块黑布挡着,牢门外边坐着一个看守特务,牢门里边放着一个木桶,大小便都在这里头。牢房小,又黑又臭,使人透不过气来,加上全身疼痛,真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度年。押人最多时达到32个,不要说躺了,连坐也坐不下。新来的“犯人”进不来,特务们拳打脚踢,硬是把人推进来,大家互相挤压。牢房周转率是很高的,进来出去,出去进来。象我这样的“长住户”是很少的。牢内虱子多如蚂蚁,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光是看不到捉虱子的。被关时间较长的难友们只好把衣服脱下来,轻轻的抖抖,用手往下扒拉扒拉,然后用条帚往一处扫扫,用脚挫挫把虱子挫死。不论白天或夜间,犯人大小便必须向看守牢门的特务喊报告,并报出姓名来,经看守特务许可方可解手。如看守特务打瞌睡睡着了,要解手的“犯人”还得把他先叫醒,这样免不了要挨一顿臭骂。牢内除了一个木便桶、一把条帚,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酒井本人还经常站在牢门外面看着,让特务们进去检查搜身。牢房里的生活是每天吃两顿饭,一顿不超过3两,有时是两个黑面蛋,有时包点白皮,有时让喝发了霉的小米咸稀饭。有稀饭就没有馍,有馍就没有稀饭。吃馍时送来桶热水。送稀饭时不管多少人都是半桶(铁桶),几个碗大家轮着喝。有时人多不够分,先吃的人就在下一顿后吃或少吃。从来就没有菜。吃完饭叫牢内出来一个“犯人”洗碗刷桶,每次都要先宣布规定,出来不准东张西望。轮上谁洗碗刷桶,认为是美差,因为可以到牢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亲自看到一个出牢洗碗的犯人,因违犯了他们的规定,被毒打一顿后,就再也没回牢里来。难友们说:可能又送沙岗里(活埋)去了。“犯人”放风每天两次,多长时间没有规定,实际上是让出来大小便和倒便桶。放风时戒备森严,前后都站着岗,出牢门站好队,低着头蹲到院子里。去厕所一次两个,回来拍一下别人的肩膀,是让站起来去厕所的表示,他再低头蹲下,依次如此,轮完为止。谁要是抬头一下违犯了规定,枪托马上就会砸在头上。我亲眼看到有一个难友被砸得头破血流。被酒井特务队抓进去的人,十有八九是不会活着出去的。凡是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一个也出不去。

我父亲托维持会里的一个叫张运江的办事员,不知花了多少钱,请了多少客,买通了酒井特务队的副大队长岳清江,一直到张运江和岳清江交成朋友换了帖,才把我放了出来。我在特务队整整折磨了87天,真是九死一生。这场事下来,共卖去100多亩地,用50两黄金送了礼。我出牢房那天,岳清江亲自把我送回三道胡同,交给我娘,并问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我说进去时收了我的良民证和200块钱。岳清江说:“钱不好要回来了,良民证明天我给你送来。”

我出来后,特务队的一个班长叫郑长海。他对我说,他们经常把铜币运往开封,从开封运来大烟、老海,能赚很多钱。以上是酒井特务队对郑州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不是广告,为了注明出处)部分历史资料参考“管城党建网” www.zzgcdj.gov.cn和“红网导航”www.h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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