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日寇第二次侵占郑州后,为了加紧“以华治华”,他们在郑州搜罗了一批地痞流氓、民族败类,连同从开封带来的特务、土匪共100余人,成立了一个特务队,隶属宪兵队。这个特务队的头目叫酒井勇一(官衔中曹),故称酒井特务队。酒井勇一是日本贵族,所以他的军衔虽然只是个“军曹”小官,但非常跋扈,日寇高级军官见了他也先敬礼,在郑州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特务队队部设在现管城回族区清真寺街20号(现管城公安分局院内),内有一个地下室,作为特务队的牢房。特务队的分队长有岳清江、朱照文、童焕俊、韩中华、岳学海、杨金声、马德胜、王英等。班长有吴凤田、张伯钧等。他们一律身穿黑衣,头戴黑帽。这伙人坏事干尽,罪行累累。提起酒井特务队,真是谈虎色变,令人发指。当年在郑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个特务队在郑期间横行霸道、鱼肉人民。1945年夏,酒井特务队的马队在西大街将一小孩活活踩死,其家长上前扶救,妨碍了他们通行,不由分说,举鞭就打,直到其皮开肉绽,方踢到路边,骑上马,扬长而去。凡他们看不顺眼的、有私怨的、有钱又敲诈不出钱的,便诬蔑是国民党的特务、游击队、共党嫌疑,就抓到特务队施以酷刑,吊起来皮鞭打、钢鞭抽、通条烙、坐老虎凳、狼犬咬、活埋等。凡是被抓进去的几乎无一生还。即使有极少数虎口余生的,也都是遭受了严刑拷打之后,花了大量金条、老海(即毒品)上下买通,才能获得保释。城东古城村周吉祥,因家中有钱,不开眼,没给特务送钱,便说他私通游击队,被抓进特务队,受尽折磨,尝尽酷刑,经说情,送了10两大烟,5两老海,才算留个活命;城东南乡尚岗杨村杨凤洲,当时任日伪古城乡乡长, 因特务队的人向他索贿没有得逞,便说他给游击队送粮送款,被抓进阎王殿,鞭打、火烤、犬咬,直到腿残腰折,托人说情后,送了5两大烟、8两黄金,才算逃出虎口;城东南乡姚庄蒋兰亭和儿子蒋百年因事得罪了酒井特务,被抓了进去,父子二人活活被狼犬咬残,然后被活埋;南郊十八里河乡小刘村富豪刘光钦,家有良田300多亩,当过校长,副乡长,因被日维持会敲诈,送礼较晚,被抓进特务队关了87天,其父卖了100多亩地,送了50两黄金,又请客无数次后,才将奄奄一息的儿子救出来……

据清真寺街多名老人回忆,在1944 年4月至1945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酒井特务队每天都在杀人,在特务队里每天夜里都传出受刑人的惨叫声,周围老百姓心惊肉跳,彻夜难眠,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许多人实在受不下去,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生,一些人外逃后至今杳无音信。

恶有恶报。1945年8月中旬,日寇宣布投降,酒井勇一向开封逃跑,至中牟县冉庄被当地自卫团捕获,送交郑州专员公署转解武汉军法总监狱,于1946年被处决。树倒猢狲散,看到酒井勇一逃跑,喽罗们亦如丧家之犬,东窜西奔,各找门路。其中有36人也向开封逃跑。到中牟境内得知酒井勇一落网,自觉东逃无路,又拉回郑州北郊。由张伯钧(特务队班长)等2人与当时苏民乡乡长陈效孔联系,妄图与陈一同上山打游击,被拒绝。陈又和祭伯乡乡长宋先舟商议,经宋作说服工作后,连同这两个乡的原有武装,一同送交郑县县政府(当时县政府在西南郊红花寺村)。经县政府县长崔国庆①批准接收后,将酒井特务队的原有人、枪原封不动的编为郑县县政府特务队。当时很多人对这种作法不大理解。可是没过10天,在郑县县政府进城前夕,转移到城南25里小刘村时,乘这批特务熟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获,当夜即将张伯钧等22人全部处决(活埋)。队长岳清江等,未予处理。

注:郑县县长崔国庆,字喜亭,郑州东郊人,曾任冯玉祥部下旅长。在县长任内,即与八路军来往甚密。1948年9月在任中牟县县长时率部起义,解放后在河南省政府参事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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