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自建国起以史为鉴,(南宋末期,金被南宋和蒙古联合所灭),大喊满蒙一家口号分化汉族和蒙古族。实行满蒙结盟,乃是整个清代的国策,清廷根据蒙古封建主原来地位的高低和对其效忠的程度、功劳大小,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各种爵位,使他们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此外,政府每年要拨出大量银两、缎匹,以及俸禄等形式,赏赐蒙古贵族。清朝统治者还通过满蒙亲贵世代互通婚姻的办法,紧密双方的关系。





看似满清非常优待蒙古,但实际上满清在一方面笼络蒙古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让大量的蒙古牧民如同羔羊一样软禁在羊圈里,同时用喇嘛教让蒙古人变成寄生人口,从而让整个蒙古草原性病泛滥。

这才是满清对蒙古政策的真相!


一、旗界封闭制度----“众建以分其力”


自成吉思汗至明代末期,游牧界限在战争中不断地变化,游牧民也处于大区域的流动中,不断地接受到新的信息,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相对开放,因此此时蒙古人对世界各地区的技术和文化有着相当强的吸收能力。

而在满清时期,清朝统治者在厚养蒙古头领人物的同时,对蒙古防范甚严,作了种种限制规定。蒙古共被分为了200多个盟和旗,始终被束缚在各自的地域,不相统属,不能统一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对满清的统治构成威胁。

康熙《大清会典》规定:“外藩蒙古不得越旗畋猎。越境游牧者:王罚马十匹;贝勒、贝子、公罚马七匹;台吉罚马五匹;庶罚牛一头。”

比如喀尔喀原来是三部三十七旗,后来增为五十五旗,雍正时分为四部七十四旗,乾隆时又增为八十二旗。又如青海和硕特蒙古,原是个统一的部落。雍正二年(1724),清廷以其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将它编为二十一旗,并长期不设盟长,连同其它各部蒙古,共二十九旗,统归于西宁办事大臣辖领。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蒙古由欧洲伏尔加河下游回到伊犁后,清廷又将其部编为新旧二部,分归两地进行游牧。



康熙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大批内地民户流迁到关外东北、口外蒙古以及新疆等地。对于内地民户,清朝政府都用设置府州县厅的办法,与蒙古等盟旗制度,分别进行治理。象热河设承德府,察哈尔地区设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丰镇等厅,在土默特归化城地区建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厅,新疆有镇西府、迪化州,等等。清廷的此种做法,根本意图还是想要严格区别移居汉民和原住民族,隔绝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致互为影响。

满清还规定蒙古人到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六处入关。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而且除以上六个关口外,不得从其他关口出入。



同时,禁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如道光年间规定:蒙古人只准以满州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而且还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请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其公文量词也不得擅用汉文。

而且还禁止内地人出关种地和经商,内地出关经商者必须持有理藩院发的票证,而且限定一年期限,不准滞留各部娶妻生产,不准取蒙古名字等等。

满清通过这些严格的法律来隔离蒙古与内地汉族地区的交往,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从而使蒙古人民无法获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始终处于游牧的地位,三百年不能进一步的发展。

二、喇嘛教政策----“崇释以制其生”


从康熙时代开始,满清在蒙古地区大力提倡喇嘛教,以宗教鸦片来麻醉广大蒙古人民。

在清朝三百年中,一户蒙古人如有三到五个男子,就必须有二到三个出家当喇嘛。而喇嘛是不能娶妻的,长此以往,人口必然下降。

再则,男不婚女不嫁,自然导致不正当的性行为,造成性病流行,严重的影响人口增长。




《冯玉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冯玉祥--春梨注)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正因为如此,蒙古族下层人民开始萌发同同盟会联合反清的斗争思潮,《民报》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综上所述,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十分强悍的蒙古族,曾经一度征服过欧亚许多国家,建立过一个近百年之久的蒙古大元王朝,在经过满清三百年的统治后,人口由清初一千多万下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百多万,整个民族被制服成了一个一蹶不振,不相统属,人口下降,贫穷落后的弱小民族。

据1978年调查结果显示蒙古与满洲人口几乎相同(这还是解放后的民族政策实施了近30年以后的事):满族265万,蒙古266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