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1974年,大陆穷得仅剩三万八千美元外汇储备”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里举了这么个例子:


“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一万二千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


“精英”的描述真是有鼻子有眼:“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如此常识还要“突然想起”?)“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 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 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 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 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多么“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又是多么“催人泪下”啊!


然而实际呢?


纯粹是胡编乱扯,当众造谣。仅举几个事实:


第一,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住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不是住酒店,谈不上“给不起小费”。


第二把手,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一大批国家跟中国建了交,纷纷互派大使。如果“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那中国连维持一个驻外使馆的正常活动都不够,怎么可能跑到那么多国家去建使馆?


第三,仅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一家的数字,“从1972年到1979年,中技公司共为国家引进367个项目,其中有大型化肥设备、大型化纤设备、石油化工装置、数据处理设备、发电设备、采煤机组、制氧设备等1971年至1980年中技公司共完成进口额66.7286亿美元。”http://baike.baidu.com/view/1383739.htm


——如果情况如辛子陵所说的那样狼狈,“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这些进口是怎么来的?


第四,以挪威为例:1974年中国从挪威进口2,394万美元。出口536万美元——如果“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这两千多万美元的进口是怎么来的?光同这一个国家的贸易就维持不下去。(中国与挪威历年贸易额统计)http://no.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0211/20021100046559.html


第五,1973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在今后三到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一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其中包括:大型化肥设备13套,大型化纤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3套,综合采煤机组43套,10个烷基苯厂,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大型项目。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引进项目,进口总额预计达到51.4亿美元。从1973年起中国对外贸易额大幅度增长,1973年达到109.76亿美元,1974年达到145.7亿美元。


(邢茹玉、陈东林:《新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开创》, http://tieba.baidu.com/f?kz=158338476)


(刘仓:《毛泽东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思想和实践》,《党史文苑》2006年第4期)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282


——如果当真如同辛子陵说的,1974年“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这么多成套设备怎么引进得成?


顺便说一句,邢茹玉、陈东林的文章揭露了另一个历史事实:中国的布票、肥皂票是怎么取消的:


“引进的四个大型化纤厂1982年全部建成投产后,中国从1984年起就宣布取消使用了长达30年的布票,敞开供应纺织品。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生产大国。在用的方面,中国过去制造肥皂用宝贵的天然油脂,原料十分紧张。引进设备建成南京烷苯基厂后,用石油生产肥皂、洗衣粉,能够满足全国市场的需要,取消了凭证供应”


——看清楚没有?取消布票、肥皂票是毛泽东的功劳,是毛泽东打破外国封锁禁运后立即采取的技术引进措施的成果。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对华封锁禁运被打破,1973年中国即开始了“四三方案”,成套引进西方先进设备,1982年全部引进建成投产,1984年便取消布票、肥皂票——谁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刚刚打破封锁立刻就争分夺秒搞开放了。只不过从引进到投产有个时间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而已。“精英”们开口闭口污蔑毛泽东“与世隔绝”“封闭半封闭”、“毛泽东时代一切凭票”,把毛泽东时代制定的“四三方案”、开放引进的成果全算到自己头上不算,居然还公然造谣,编造出1974年“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样的弥天大谎,其厚颜无耻程度实在堪称世界第一。


写到这里又想起另一篇文章《蒋介石三气史迪威》(见附录)。


别的事实且不论,文中所谓“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他们成功地杀出一条血路,撤回国内”纯粹是撒谎。历史事实是杜聿明的残兵败将根本没有能够“成功地杀出一条血路撤回国内”,而是不得不逃到印度,被编入驻印军接受史迪威指挥,只有光杆司令杜聿明灰溜溜飞回了重庆。


至于文章洋洋得意地吹嘘蒋介石如何用宁波方言耍弄了对方、为自己挣了面子等“壮举”,倒令人想起鲁迅的一段话:“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表面上“蒋委员长”厉害:一再用方言耍弄了对方,最后成功地把对方赶走,倒是挺有“面子”。实际呢?结果是美国人立刻修改了靠你中国军队从陆地上打败日本的战略,转身找苏联帮忙去了。苏联正中下怀:要我出兵可以,但得有代价——中国的主权:外蒙古独立,旅大基地,中长铁路。美国满口答应,签署了《雅尔塔协议》,用中国的主权做了交易,而且跟中国连个招呼都不打。——相形之下,“用方言挣了面子”之类的“成就”值得一提吗?把如此屈辱的历史当成“佳话”得意洋洋,居然还发表在《文史春秋》)《人民文摘》上当“典范”,这样的文人难道还不算无耻之尤?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造谣,公然拿国耻当“趣闻”,拿肉麻当有趣——如今的“精英”实在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连起码的羞耻都顾不上了。名副其实“无耻文人”。


附录:《蒋介石三气史迪威》(摘自《文史春秋》)《人民文摘》(2004年第八期)


童程东


1942年3月,美国派遣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负责指挥协调中国战区军务。史迪威生性耿直骄傲,经常不顾蒋介石的颜面而自行其事。蒋介石为此非常恼火,多次与部下合手算计史迪威,最终将其逼回美国。


1942年3月6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抵达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第一次见面,他就通知蒋介石,他将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战场的所有美国军队。史迪威是蒋介石的参谋长,照理说他应该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但是史迪威往往在关键时刻抬出美国总统罗斯福,把蒋委员长给硬生生地压下去。


这样,时常弄得蒋介石很不高兴,两人有时竟为一点小事吵得惊天动地。此外,史迪威是带着某种野心来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深藏不露,后来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的位置。平时,蒋介石称史迪威“刺儿头”,史迪威也不甘示弱,在暗地里把蒋介石叫作“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尾蛇”(爱吵架的人)。两人关系闹得很僵,蒋介石决定要寻找机会,整一整这个“刺儿头”。


第一次缅甸战役于1942年头几个月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史迪威看到撤离显然是不可避免时,他甚至连蒋介石也懒得通知一声。他一个人决定把部队分散成小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


一听说史迪威擅作主张,蒋介石心中有气。他和史迪威来了个针尖对麦芒,马上给在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一份电报,命令他及时回国。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


他们成功地杀出一条血路,撤回国内。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一回到重庆,马上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说蒋介石不应该与他手下的将军直接联系。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蒋介石看到来信,不动声色,随即组织召开了一次缅甸战役检讨会。他先请史迪威介绍了本次战役的基本情况。这位耿直的美国将军侃侃而谈。他的中国话生硬有力,跟蒋介石的宁波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分析了自己的作战思想,并自我赞誉,还说有的人(指蒋介石)在背后搞瞎指挥,战役岂有不失败的。


会上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良久,蒋介石冷冷地说:“史迪威将军先进的作战思想固然令人信服,可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输掉了战役,再怎么说也是无用的”。


史迪威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他“噌”的一声站了起来,指着蒋介石吼道:“你这粒‘花生米’,胡说八道。如果没有你在暗中操纵,战役早就胜利了!”这下,蒋介石也坐不住了。他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狠狠地说:“娘希匹,枪毙!”史迪威听了,顿时扬长而去。他回到住所,给罗斯福总统拍了一份电报,说蒋介石要枪毙他。罗斯福拍电报给蒋介石,要他谨慎从事,否则他会停止对中国战区的一切援助。


几天过去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秋毫无犯。史迪威找到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大为恼火,原来蒋介石情急之下,用浓重的宁波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这个笑话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广为流传,史迪威成了大家的笑柄。


本来,史迪威想仗着罗斯福总统给他的特权,压一压蒋委员长的气焰,出一口胸中的闷气,没想到蒋介石用浙江方言又耍弄了史迪威一次,将他带来的500万美元贷款全部挪做军用。


史迪威刚来中国时,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500万美元的贷款。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到来是不欢迎的,但那笔贷款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很快,两人在对这笔贷款的使用上产生了分歧。史迪威主张把这笔钱的80%用于购买大米、布匹、食油、盐以及燃料,否则,他将撤回贷款。


蒋介石听了史迪威的主张,不断地点头,连声说:“好,好!”史迪威以为蒋介石同意了他的要求,便放心地把这笔钱给了蒋介石,心想:这回,你总算乖乖地听了我一次。没想到蒋介石用这笔钱的80%买了军用物资,20%用来发军饷。史迪威知道结果后,大发脾气,来到蒋介石跟前,说蒋介石总是违背诺言。蒋介石听了,冷冷一笑,说:“我几时答应过你的要求啊?”


原来,造成这次冲突的原因仍是蒋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会说汉语,不需翻译。但是,除了蒋介石的老乡之外,连其他中国人都觉得蒋介石的话难懂。当他说“好”时,意思是“我知道了”,并非表示同意。


蒋介石和宋子文合谋向罗斯福摊牌,逼其将史迪威召回美国。临行前,蒋介石得意洋洋,口若悬河,称史迪威是“最有中国味的美国军官”。


1944年9月,由于前线吃紧,蒋介石十分礼貌地请求史迪威把手下的中国军队调一部分保卫云南省的龙陵。缅甸公路从这个地方横穿而过,而且当时此地正处在日军的压力之下。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请求,并火冒三丈地电告马歇尔要求给蒋介石写一封口气强硬的信,逼他听从自己的命令。


马歇尔亲自口授了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再签上罗斯福总统的名字,并以强硬的措辞要求任命史迪威为“不受限制地统率所有在华部队的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亲自将这封信送给了蒋介石。


事后,蒋介石像他的侍从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大发了一通脾气。蒋介石与宋子文合谋决定向罗斯福摊牌,于是电告总统,说史迪威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利于联合抗战日军,要求立即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这时罗斯福终于意识到让史迪威继续待在重庆已没有必要,他答应蒋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担任他的参谋长。


不久,史迪威被召回美国。临行前,蒋介石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勋章。史迪威脸色铁青,拒绝了这个奖赏,但他咬牙接受了随后举行的告别茶会的邀请。告别会上,蒋介石得意洋洋,口若悬河,称史迪威是“最有中国味的美国军官”。史迪威则闷闷不乐,一言不发。1944年8月17日,这位“刺儿头”飞离中国,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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