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治国差距

假如在青天白日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该是何等壮观的一种景象?这种奇异的巧合并非臆想。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在17至18世纪中把各自的国家带入鼎盛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然而,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辉煌,盛极而衰,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在被西方列强鲸吞蚕食的同时,竟还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

远在西方的马克思,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无常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间与中国擦肩而过?这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凄凉挽歌,令人回味,发人深省。

一、少年登基 性情各异

如果不是上帝插了手,谁也无法解释康熙和彼得一生波澜壮阔的历程,竟然充满那样复杂而神秘的巧合。他们同是少年登基,同样博学勤政,甚至连幼年的曲折命运,也充满谶语般的暗合。

年幼的康熙和彼得都是不幸的。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玄烨降生时,父亲顺治皇帝正对满洲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即传说中的明末名妓董小宛)爱得死去活来,哪有精神顾得上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儿子。出生不久,玄烨即遭到当时被人视如洪水猛兽般的天花的侵袭,命悬一线,尽管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侥幸存活下来,却让后来的康熙大帝从此留下一脸不太好看的麻点。不幸接踵而至,他八岁丧父,十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死了。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心灵创伤。康熙后来回忆到,那年母亲生病的时候,他日夜守候在床边,滴水不进。母亲去世时,年仅九岁的他日夜啼哭,不思饮食,每念及此,康熙晚年不无悲伤地说,他在父母的膝下没有得到一天的欢娱,“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但玄烨又是幸运的。他有一位宽仁博大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十分关心他的成长。这位富有政治头脑、品性贤良的祖母,对玄烨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为玄烨成为一代明君打下了坚实基础。她经常给小孙儿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激励他将来要秉承祖先英烈之风,成为有抱负、有作为的人物。她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儿,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甚至连一举一动都要“俨然端坐”,中规中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幼年的不幸,砥砺玄烨更加勤奋地学习。从五岁学习开始,他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从未中断。父母双亡后,他更加发奋努力,系统学习治国安邦之道,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还拜武艺高强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刻苦练习骑射技艺,纵马射猎,十矢九中,英武非凡。他常常虚心地咨询左右,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繁重的学业差点儿压垮了他的身体,他累得咯血,仍然坚持学习。后来不得不发展到需要针灸治疗的地步,以至于多年后康熙皇帝一闻到灸条的艾味还心有余悸。

康熙一生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全能皇帝”。正是这种严格认真的教育,形成了康熙雄浑博大的学识修养,培养了康熙果断坚韧的人格力量。

公元1669年,康熙正式亲政。这位蓄势待发的年轻君王,一旦坐上至高无上的王权宝座,就显示出不可遏止的治国雄心。他十四岁时就亲自谋划铲除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鳌拜,一生先后平定三藩之乱,东北反击沙俄,西北扬威平叛,修德中外一家; 对内则治河安邦,富国裕民,肃清吏治,开创出“康乾盛世”的繁盛局面。康熙的一生,既能纵横疆场、运筹帷幄,又能经世济民、安邦治国,达到儒家标准的“内圣外王”境界。这样的帝王,如果不是处于一个终结蒙昧的封建王朝,也许算得上“千古一帝”了。

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康熙晚十八年出生的彼得同样命运多舛。他来之不易的皇位,显得更为血腥。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老年得子,欣喜若狂,对彼得宠爱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彼得年仅四岁,老沙皇突然病逝,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的彼得母子命运岌岌可危。彼得十岁那年,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斗争,同父异母的索菲娅公主先发制人,以谎言和承诺赢得射击军的支持,兵围皇宫,拥戴彼得一派的皇后亲属纷纷人头落地,一颗颗血淋淋的头颅被挑到射击军的矛尖上。索菲娅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此情此景让彼得深受刺激,他的一生从此崇尚暴力,在残暴与恐惧之间彷徨。索菲娅是个阴险狡猾的女人,她那种翻云覆雨、复杂多变的政治手腕,给年幼的彼得以深深的影响,使他学会对待敌人应该如何恩威并用,残酷无情。

和康熙幼年生活在野心勃勃的鳌拜的阴影下一样,彼得母子在索菲娅公主高悬头顶的利剑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彼得虽然是名义上的沙皇,而真正的大权却紧握在索菲娅公主手里。他们被索菲娅公主赶出了莫斯科,流放乡间。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生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彼得如同脱笼之鸟,自由翱翔。与从小生长在深宫红墙内锦衣玉食的康熙不同的是,彼得不认为手工是贱活,他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的热情,办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十二种手艺。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也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业余爱好,有喜欢做木活的,有爱好设计下水道的,有喜欢做生意的,甚至有像北齐后主高纬那样喜欢扮乞丐行乞的。然而彼得并没有只荒嬉沉醉于一己之好,他酷爱学习,对历史、地理、炮学、造船都充满浓厚兴趣。而他最乐此不疲如痴如醉的还是军事游戏。广阔的乡间成为他最好的训练场。他的儿童玩具几乎全部是由马刀、战鼓、小火炮组成。他十一岁就学会发射大炮,十三岁就会使用手枪和毛瑟枪。他在住所旁边构筑了带炮塔的兵营,周围挖了壕沟和阵地,他常常组织村里的小孩们玩打仗游戏,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后来,年幼的彼得心血来潮,竟向索菲娅公主申请索要一批真枪实弹。索菲娅暗暗欢喜,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子,一直是威胁她独霸王权的一块心病,如今眼见他玩物丧志,不问世事,索菲娅不禁喜从中来。她不但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甚至还送去了大炮和正式的编制。索菲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玩闹的游戏断送了她的权柄。

彼得搜罗了一些外国军人,招募了六百名童子军,立志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军队。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担任了鼓手。他甚至举行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导致他的二十名“士兵”丧命。而这些与彼得玩耍长大的孩子,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他的重臣,比如儿时当过猪倌的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为他的陆军大元帅,而这支童子军也成为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军队,远比射击军精锐。

当索菲娅公主终于认识到彼得原来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蛇卵,为时已晚了。和康熙借摔跤角力的满洲少年“善扑营”智擒鳌拜一样,十七岁那年,彼得统领由他组建的“少年团”一举粉碎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集团,把这位凶残的女大公关进了修道院,开始行使皇权。

但不甘失败的索菲娅公主,趁彼得到国外学习之机,于1698年再次挑动射击军发动兵变,但很快被效忠于彼得的谢英将军成功镇压。这次彼得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他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敌人,下令杀死一千多人,那些已死去的贵族被从墓中挖出来鞭尸。他亲自挥舞马刀砍下射击军的头颅,还逼着大臣们跟他一道下手。他把叛乱的射击军的头颅挂在索菲娅公主的窗外,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和他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彼得在一片盛怒的血海之中,建立起他绝对的权威。大幕刚刚拉开,一切仅仅才只是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性格决定命运,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这条真理对康熙和彼得来说同样适用。不同的是,两个权倾天下的男人决定的是中俄两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彼得也只有十岁,都一样勤学尚武,天资过人,早年即显示出过人的胆魄与能力。他们都曾有过受制于人的傀儡皇帝经历,又以相似的手段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封建王权血腥残酷的宫廷斗争,成为酝酿他们早期性格的共同温巢。而在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不同的文化土壤和性格气质,就已锻造出他们明显的差异。少年时代那一幕幕以暴制暴的经历,使彼得终生崇尚强权,充满野性不羁的气质里蕴涵着强烈的叛逆精神,他要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抽打着俄罗斯一路飞跑;而康熙自幼酷爱中国的儒家文化,并终生用它来治理中国

二、博学勤政 治国殊途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层层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是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术,谨记祖母当年“得众则得国”的教诲,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他对于老百姓的仁慈宽厚,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卧地上。拦挡圣驾非同小可,侍卫正要严加惩处。康熙立马阻拦,令人问明情况,得知他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康熙说不要惊吓了他,你们马上热粥给他喂了救他。王四海喝了热粥之后苏醒过来了。康熙了解到这个人家里的确很困难,又送他盘缠让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尽,四处传颂当今圣上的爱民功德。这件小事是康熙治国爱民的一个缩影。他常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

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的治国目标。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小农社会里,这不仅仅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历代君主的政治理想,构成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康熙竭力维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他清楚地给自己设计了为政的蓝图:“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位六十一年中,康熙废寝忘食,鞠躬尽瘁。有时为追杀敌军,一连三天不下马,其骁勇与顽强绝非常人可比。他对送来的奏折是有奏必签,右手患病拿不住笔,左手也要执笔批签。即使秋季围猎习武,白天纵横奔驰,每晚仍不辞劳苦,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康熙起居注册》真实地记载,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把御案搬到乾清门前去办公,辰时准时上朝,御门听政,巡游在外也要在行宫的大蒙古包里按时办公,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由于康熙的榜样一直到光绪都坚持下来。

当康熙终于看到天下太平,国势日盛之时,随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图景,到处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说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质外,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

他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为了推行他的强国梦想,他不惜一切代价。用普希金的话说,彼得的某些诏令“是用鞭子写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长乘车过河,彼得发现桥梁出了故障,他觉得这是警察局长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致,不由分说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以示警告。彼得说:“这是要你好好记住,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沙皇在给警察局长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课后,又挥挥手说:“上车吧,老弟!”

挥舞着鞭子的彼得并不是一味蛮横,他自己就是尽职尽责、身先士卒的楷模。彼得堡早期每年总要着上几场大火,时任法国驻俄大使儒埃尔写道:

“我多次看见他第一个来到失火地点,雪橇里带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参加全部的灭火工作。由于他的思想异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断出应采取什么灭火措施。他爬上房顶,哪里最危险就到哪里去。”

是的,彼得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接过手来的俄罗斯实在是太蛮荒、落后、野蛮了!当时,荷兰已辉煌了近百年,英国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上帝派来的大管家”牛顿对宇宙的认识带动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带领下成为欧陆首强,巴黎成为整个欧洲竞相模仿的对象……而此时的俄罗斯人,心灵完全处于封闭蒙昧之中。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 每个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半数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年就贫病而死,多数人活不过四十岁。俄国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平民中上过学的就更少了。寒冷严酷的冬天来临,人们只好待在屋里用酒精打发时光。俄罗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现实。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国摆脱孤立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为此,他绝不容许任何俄罗斯人有半点松懈,首先从他自己做起。

他向来一身几任,除沙皇外,他还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等身份“为国服务”,并对各种身份的直接上级保持尊敬。从十九岁开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甚至亲自驾驶小船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在行军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冻受饿,在肮脏的泥泞里摸爬滚打,有一次战斗中还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穿了帽子。因战功晋升将军后,他要求人们不要拿他当皇帝,要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在有生之年,他的个人用度从来没有超出一个海军将军的薪俸(他到英国访问时结识一位女演员,分别时只赠给她四千卢布,女演员抱怨沙皇是个小气鬼)。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用挣来的八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亚维里深谙为君之道,他在《君主论》中说:“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彼得用铁和血为这段话作了最好的注释。他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改革,一手导演俄罗斯高潮迭起的变革活剧。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评论说:在他野兽般的巨掌中有俄罗斯的未来。

整个俄罗斯都在这位威武强悍的命运之王手中颤抖、嬗变。

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他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他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直到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后,醉酒后的太子终于忍无可忍地公然喊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来到的,我父亲和继母的朋友们将会尝到尖桩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对这位想走回头路的太子,执意改革的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所有反对改革的风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叔叔、岳父、儿子,彼得也会断然与之决裂!

谁也想不到的是,历史的悖论竟然出现了。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康熙激于道义,彼得唯利是图……结果却是俄罗斯一飞冲天,中国却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而俄国仅占3.2%;而俄国1700年—18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远远超过中国,大踏步跨入西方列强行列。

很明显,站在道德的立场,康熙似乎是胜者。而站在治国的立场,他被后来居上的彼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盛衰无常,世事难料。两个同样勤政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何治国的效果迥异?难道儒家宣扬的道德理念敌不过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难道千年难遇的贤明圣君敌不过从不体恤百姓的俄国“秦始皇”?是真理战胜不了强权,还是仁政输给了暴政?在令人丧气的事实面前,谁都会憋气纳闷。

其实,中俄两个繁荣强盛的帝国,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正如俄罗斯人自己所说,彼得“出于高贵心灵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国的所有疾病,给了俄罗斯可怕而有益的一击”。

彼得是一位天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的领域。他一生主持颁布了三千多条法令,改革行政机关、军队,建立军事工业,引进千余名各类专家,建立众多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和科学院,并派出一批批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理性冲破禁锢,科学压倒愚昧,重商主义盛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俄国终于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的步伐迎头赶上来,正如彼得骄傲地说:“我不能亲手建成和看到一个强大的俄国,但我的继承者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目标的实现。”

康熙继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老真理,完全回归到传统的轨道,把儒家设计的政治道德蓝图当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但他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农经济,却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然世外桃源一般宽松安闲,实力却弱小得多。“康乾盛世”只能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夕阳,从当时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康熙茫然无知,毫无准备,反对变革,满足现状。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官场贪腐横行,百禁不绝。他重农轻商,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对外则闭关自守,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

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

三、醉心西学 其道不同

康熙八年(1669年)初的一天,紫禁城的午门广场。

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凝固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大臣齐聚一堂,表情严肃。这里正在上演一场生死对决。原因是由一桩由来已久的学术公案引起的。

主持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早在五年前就上疏康熙,指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借编造历法之名藏身京师,意在窥伺朝廷机密,且其所制新历法说可推算两百年间的天象,这不明摆着是在诅咒我大清江山只有区区两百年寿命吗?杨光先揪住了洋人的小辫子,激情万丈地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的战斗口号(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味道)。御状告到康熙那里,满朝文武中没有一人熟悉西洋历法,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判别是非。康熙尽管年仅十五岁,但他却没有犯糊涂。他下令来一次现场考试,由钦天监官员吴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当着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

结果,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而汗流浃背的吴明烜却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康熙当即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任用南怀仁主持西法治历。

这次惊心动魄的午门对决,激发了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从此,对西方科技学习的渴望和热忱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说起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多年之后,康熙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地球的概念都还不知道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康熙的开明和好学,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 “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的老师,详细记述了康熙热情高涨、学以致用:

“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很高价值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它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西欧各国的所有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当政的时期,西方器物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中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在宫廷拨给他们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这段“蜜月”期中,西洋传教士们如鱼得水,欣喜若狂,满以为通过西学的吸引力可以顺利推进他们伟大的传教事业。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

康熙对西学的满腔热情,不仅在中国宫廷掀起一股空前的热潮,在西方也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的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

“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然而,果真如这些洋人对康熙的评价那样神奇吗?既然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都是向往西学善于吸收新鲜知识的帝王,为什么俄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为什么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却依然在蒙昧落后的状态中摸索?

实际上,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仅止于个人爱好,对科学技术造福于国计民生的重大作用并无充分认识,那个时代,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缺乏近代科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八股取士使学子埋首经书,而不去钻研学习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知识;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政策也不利于近代科学的诞生。西方科技仍被视为“奇技淫巧”,治国理念仍然是理学唯尊。

而彼得对西方科技的着迷,一开始就来自于他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他将西方科技视作霸业利器,带着明确的功利实用目的。

就在莱布尼茨盛赞康熙的同年8月,荷兰赞丹,当时欧洲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来了一群学习造船的俄国留学生。学生中有一个名为彼得的人,自称是个下士。这个身高两米多的下士,和工匠们吃住在一起,吃粗茶淡饭,汗流满面地干活。凿木头、造军舰、学驾船,他的手艺样样出色,被师傅和工友们推荐为“优秀工匠”。他,就是俄国的沙皇彼得。彼得刻意隐瞒帝王的身份,以普通人的身份来到欧洲,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一切感兴趣的东西。在瑞典,他扮作游客,爬上制高点观察瑞典人的要塞地形,测量绘制要塞平图,差点与守军发生冲突;在英国,他冒充学者,上门拜访牛顿,还和著名数学家弗哈森攀上了交情,津津有味地和他们讨论科学方面的问题;在荷兰,他不但指挥快艇参加荷兰海军的演习,还利用闲暇去观看芭蕾舞剧……他有着令人惊讶的学习能力,对周围一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包括向妇女学纺织技术。他甚至兴致高昂地参加外科手术,还学会了替人拔牙。当动手解剖之前随从们面对泡在防腐剂中的尸体吓得不敢动弹时,彼得竟令他们割下一块肉来吃下去!

彼得专门为出国特制了一枚印章,上面刻着一句话:“我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

这就是两位皇帝的差别。在红墙深锁的宫廷之内,当康熙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沉醉于西学的神奇时,彼得已远走天涯寻师问道,缔造了俄国关注世界发展的开放姿态。

彼得这一空前绝后的行动,犹如晴天中一声霹雳。要知道,在当时的俄国,沙皇意味着上帝的化身。而俄国人对外国抱着本能的排斥和畏惧,如果家里来过一位外国人,那么主人会在他走后,脱下衣服烧掉,打开房间通风,然而请神父重新进行洗礼。但突然之间他们的上帝、神圣的沙皇一下子成了荷兰人、德国人的学生,整个俄国都惊呆了。甚至有谣传说,那个人根本不是沙皇,他被人替换了,真正的沙皇已经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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