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族群“省籍”矛盾的历史渊源及其政治影响

[内容提要]族群的形成及其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其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认同是它形成的基础，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过不断地竞争对立，特别是光复后，岛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70年代后台湾兴起的民主运动，使其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强化而逐渐形成，同时，台湾族群的“省籍”矛盾也成为“台独”势力作例利用已达到分裂祖国目的的有力工具，对当前中台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台湾族群 “省籍”矛盾 历史渊源 政治影响

[正文]台湾是一个多族群共同生活的地区，自解严以来，具有族群意涵的各种政治、社会运动纷纷走向前台，“省籍”情结的严重区划，逐渐形成制约台湾社会政治运作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台湾族群“省籍”矛盾的历史渊源及其政治影响入手，对促进中台关系和解决“台独”问题提出自己的拙见。

一、 台湾的四大族群的由来及其矛盾

从台湾发展的历史和人口结构来看，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台湾学者施正锋按照“语系”、“到台时间先后”、“历史记忆”三个标准将台湾居民（总数为2300万）分为四个族群：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施正锋的分类方法体现了社会学与政治学类标准的相互交叉。这样的分类再现了四大族群形成过程中历史向度与政治结构的纵横交错。

（一）原住民

台湾早期移民其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来自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古越人的一支，随后和来自南洋的马来人及其他一些人种融合，逐渐发展演变为后来的高山族和平埔各族。从台湾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看，这部分人可视为“原住民”。清朝统治台湾期间，对这些原住民,按中原王朝对边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称谓有“生番”（指未归化的山地部落）、“熟番”（指已剃发归顺，在平原地区与汉族杂处并逐渐融散于汉族中的如“平埔十族”等群体）之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与自然互动中，原住民的祖先们发展出各式各样的语言、宗教、服饰、习俗，形成富有特制的文化，因此原住民族与后来来台的汉民族在以上个方面皆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成为维持该民族边界的基础和标识。

（二） 闽南人

闽南人（或称福佬人），据统计，截止到2003年6月底，台湾地区的闽南人占台湾人口总数的70%以上，是台湾地区民众中人口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1]他们的祖辈是来自福建南部的泉州、漳州等地。连横在《台湾通志》中明确指出：泉漳被认为是最早由福建向台湾的移民。[2] “闽南人”最初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来自于与客家人在争夺土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分类械斗，强化了闽、客两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但此时并还未涉及政治资源层面。但是，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闽南人的族群意识开始在政治层面滋生，并通过不断强化在政治结构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这样一种认识，在政治层面上完成了“族群认同”的整合运动。

（三）客家人

台湾客家人是五代以后新兴的一个汉族民系，是自两晋后自中原迁徙至闽粤等地的中原人及其后裔的总称。P94[3]由于受“海禁”以及清军平台后相关“严禁粤中惠、潮之民渡台”规定的限制，早期客家先人东渡移台是冒着九死一生，他们所遭遇到的危险困难比起福佬人更深重。直至康熙三十五年，禁令渐弛，大规模的客家移民去台，这些人中，主要是来自粤东的潮州、惠州、嘉应州以及福建广州府属。客家人移台较福佬人晚，面对着岛内肥沃地区大部分已被福佬人开发与占领，他们只好向南端的高屏溪左岸及东港流域等烟瘴地带和中北部等交通不便的山丘隔离地带开垦。[4]在闽南人族群意识加深的同时，客家人遭到占人口主体的闽南人的挤压和排斥。“福佬中心主义”的盛行就是一个例子。闽南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台湾人”，闽南话才是“台湾语”。在80年代后期，客家人掀起了反对运动，并将矛头直指“福佬中心主义”，“普遍的现象是抗议福佬人族群历史的约定俗成：台湾人及福佬人，台湾话及福佬话。” P27[5] “80年代后期客家人认同强调：《三台杂志》、《客家风云》等客家人杂志之创刊发行，提供了在凝聚客家认同所需的记忆。”[6]

(四)外省人

台湾的“外省人”约占台湾总人口的13%。“外省人”是对随国民党政权迁转与台湾的大陆人的统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在国民党接管台湾期间，国民党在台湾的行政官员却贪污腐败并排斥当地的居民，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社会经济和当地居民的困境。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事件，由于警察查缉私烟造成官民纠纷，引发了一连串的群众抗争与排斥“外省人”事件，并迅速蔓延整个台湾，最后导致军队武装镇压，造成数千乃至上万民众伤亡。这一事件加剧了台湾本地人与刚移民台湾的大陆人的矛盾，成为后来对台湾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反动运动”和“省籍矛盾”的历史源头。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将其在大陆的一套统治体制搬到台湾，蒋介石以“反攻大陆”为政治目标实行“动员戡乱”的专制政治，在党、政、军各界“中上层”统治中倚重外省人，而排斥1945年以前来台的大陆移民，使其最多只能在“省”以下地方政权和民意机构中任职，而对原住民实行同化政策。“由于外省族群透过国家机器，将其对与本省族群间的支配从属关系加以制度化，两个族群无形中进行垂直的分工，又外省人掌握党、政、军、特技文化媒体，本省人则听任在其他部门发挥，俨然成为两个社会。” P188 [7] “在解除戒严以前，（台湾）省籍人士不要说对‘中央’政策，甚至连省政也少有置喙的余地。至于部队和党务系统那更清一色是“外省人”的天下。”[8] “在戒严体制下，台湾同胞虽名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却只有纳税与服兵役的义务而已，谈不上当家作主的权利。”[8]随着国民党政权区的大陆人占据了各级权力部门，而以本省人居多的老百姓却在政治经济上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很自然地，“外省人”与“本省人”逐渐站到了对立面，这种“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省籍矛盾”。所谓“省籍矛盾”是指1945年以前移居台湾的大陆居民（也包括当地少数民族）与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的“大陆籍人士”（也就是“外省人”）之间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流亡政府实行少数统治，不得不巩固随其来台的“外省族群”，一方面进行居住上的隔离（眷区）与职业上的隔离（军公教），同时又制造“外省人”的危机感，并以文化霸权来宰制本地人，甚至是百般羞辱，以利其控制。早期的台湾独立运动，可以视为是本省族群寻求挣脱这种外来政权所硬套的权力结构而作的努力，而台湾的族群（或民族）一事便是在各种抗拒的过程中逐渐塑造而成。P188[7]但是由于蒋介石执政时实行权威政治，台湾内部的矛盾并没有突显。然而在两个猪群的互动中，“本省人”与“外省人”开始自觉到彼此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距离”。具有鲜明省籍色彩的族群对立意识已逐渐成为一种潜在的政治洪流。

根据亨廷顿的研究, 1974 年葡萄牙废黜独裁者的政变开启了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也随波逐流于其中。P23[9]这固然同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相关, 但是两岸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也是重要因素。1971 年中美关系解冻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上海公报》和中日建交以及1970 年代末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变化, 都是对国民党台湾政权最沉重的打击。国际社会对中国合法政府的普遍承认,使国民党台湾政权所代表的中国“法统”地位从根本上失去了基础, 同时也使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统治和强制认同“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失去了权威。在70年代中后期所掀起的台湾“民主化运动”是原来的“省籍矛盾”日益明显。后爆发了“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中坜事件”指1977 年台湾地方选举过程中“党外势力”指称国民党作弊引发的民众骚乱; “《美丽岛》事件”是指由台湾“反对运动”激进势力于1979 年创办的《美丽岛》杂志与国民党政府发生的政治冲突。因该事件发生在高雄, 也称“高雄事件”。）据统计，在1980年至1986年间，台湾共发生过18种类型的社会运动和3000余次的抗议或请愿活动。[10]这些以全面民主化为诉求，对政治、社会权力分配的公平与正义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从一开始，便是“本省人”对国民党当局对政权和相关资源的垄断权力的争夺，要求打破由“外省人”一手遮天的局面，由“本省人”进入政治权力机构，在政治运作中有“本省人”充分的话语权利。在“省籍矛盾”日趋尖锐和白热化的形势下，为了缓解矛盾，稳固政权，蒋经国政权也开始大量吸纳本地“青年才俊”进入政权系统。与“本省人”分享台湾社会政治资源，以扩大国民党在台湾的民众基础，从而开启了国民党的“本土化”过程。过去由“外省人”担任的要职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本省人”手中。使得“外省人”生存发展空间进一步压缩，以往的政治优势不复存在，也逐渐激发了在过去长久占据优势地位时所从未有过的“群体利益危机认识”层次的族群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在新的政治秩序下日益得到强化，造成了国民党内出现本土与非本土派执政，从而更强烈地催化了“省籍矛盾”。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作为“本省人”代表的第一支党委力量的成立，结束了国民党一党独霸的政党格局，进入了竞争性政党政治时代。

二、 “台独”分子对族群问题的政治利用

台湾的“四大族群”的分类，并不是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族群”划分，而是具有很浓的政治意味的人为划分，是多党政治操作的产物，主要是一些政党或政客利用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依托的“省籍”力量，利用不同省籍，不同群体对政治、社会的不同态度，在多党政治体制中以族群动员为手段，来争取选票，进行政治角逐。就如前所述，台湾的族群之间的矛盾使其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外省人”与“本省人”的族群划分，是围绕着政治利益分配和挣夺而形成的政治族群。因此在台湾，族群是政党选举支持的重要基础，不同省籍的族群在政党支持上具有不同的倾向性（但也不是绝对的）。一般来说，“本省籍”的闽南人大多支持民进党及其联盟（“泛绿”）“本省籍”的客家人和“外省人”则多支持国民党及其联盟（“泛蓝”）。根据陈义彦教授的研究，1992年第二届“立委”选举存在很强的“省籍情结”现象：“外省籍选民及高程度支持国民党及新国民党连线，极少支持民进党，而民进党的支持者几乎清一色是本省人。” P33[11]在台湾，在为数不少的选民心目中似乎已经存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认定：本地人选本地人，“外省人”选“外省人”。这为别有用心的投机政客们提供了借口，他们不断的宣扬只有认同“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人才叫做“爱台湾”，而那些希望台湾尽早和大陆统一起来的人就是不爱“台湾”、“卖台”。在1986年成立的作为台湾第一个本土化反对党的民进党，在1989年明确提到了“四大族群”，这“虽然未必是台湾族群政治化的源起，但却是对‘台独’势力制造‘族群政治’过程的事件记录。”[12]另外，这些台湾政客们善于利用族群的悲情意识来凝聚族群力量，如“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台湾各地的“二﹒二八”纪念碑便是用来保存并强化其集体记忆的实质媒介。这种集体受难的记忆使得一群人得以强化本族群的凝聚，并由此定义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来界定此族群范围与强化族群边界。一次集体受难记忆所凝聚的“台湾人认同”，不仅将大陆的中国人排除在外，也将台湾的外省人排除在外。P399 [13]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族群政治”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内容，每逢选举，政治运动往往以“省籍”、“族群”划分的方式进行行动，“四大族群”的划分也被可以放大，于是每一次选举都会带来一次“族群矛盾”的强化，大都会导致选民对立和社会纷争。

三、正确认识是解决“台独”的关键

目前，在“台独”势力的政治导引下和宣传下，“四大族群”在两岸问题上态度不一，即使是过去赞成统一的国民党主要负责人，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也在态度上摇摆不定，而台湾人当中年轻的一代，由于与祖国的接触少，因而缺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许多的年轻人都只承认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他们都称台湾是“国家”，假如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结果不堪设想。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中，从一开始全力支持台湾独立势力，企图分裂中国，到现在的支持中间分子，努力维持两岸现状，台独势力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用以制约，甚至是消耗中国力量的一种工具。美国在权衡利弊之后，为了国家的利益，正在逐渐地“抛弃”陈水扁当局，转而试图拉拢国名党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我们想要走出中国统一的多事之秋，就必须多管齐下，在正确认识和分析时局特点的条件下，全面“遏制”台独势力。

首先，加强两岸赞成祖国统一的政党组织和民间政治团体的交流。当前政党组织是两岸政治交流的主要渠道，而台湾当局却不断破坏两岸执政者进行政治谈判的气氛，使得“台独”风潮不断升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成立反台独民间组织，通过吸收各民主党派、政治团体成员与台湾赞成统一的各党派政治力量进行广泛的接触，结成祖国统一的政治联盟，通过各种宣传活动和民间活动，揭穿“台独”分子的政治谎言，最大限度地争取台湾普遍民众的支持。有些人片面地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军事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要认识到，假如我们被迫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这将可能是一场全面的战争。中国解放军不仅要考虑“台独”分子所可能进行的垂死挣扎，还要考虑到某些国际势力的干预行动。

另外，我们要继续加强与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联系，通过经济文化这一纽带来加强与台湾人民的交流。通过推动关乎两岸同胞切身利益的通婚、通邮、通商和通航等活动，加强对台湾历史，包括原住民历史的研究，向台湾民众展示大陆与台湾的密切的历史渊源，特别要多做青少年、原住民、闽南人的工作，邀请他们多到祖国大陆游学或参观，以增进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向心力。

最重要的，我们要有反对“台独”，统一台湾的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意志，在遏制台湾独立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同时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达到目的。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宣传祖国统一的主张，与国家权力机关的相关的严厉打击某些极端的“台独”分子相结合，刚柔并济，努力维护并完成国家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台湾“内政部统计处”，内政统计通报[Z]，台北：2003

[2]潘锡堂.福建移民来台浅探[C].海峡两岸台湾移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

[3]汪毅夫.台湾社会与文化[M]海峡文艺出版社.

[4]尹章义.台湾开发史研究[J].台湾研究丛刊.台北：1993

[5] 杨长镇：《民族工程学中的客家论述》.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

[6] 杨仁煌.谈文化与族群关系[C]：洪绿湖等：族群教育与族群关系.台北.时英出版社

[7] 施正锋：《族群与民族主义》

[8] 朱高正.《狱中日记》.学思出版社.2000年版.P10

[9]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

[10] （王甫昌。台湾反对运动的共识动员：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两次挑战高峰的比较[J]，台湾政治学会。台湾政治学刊（创刊号），1996，（7）:173）

[11]陈义彦：《选民的集群分析及其投票倾向分析》，选《选举研究》第一卷，第一期

[12]赫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4 .（2）

[13] 王明珂:华夏边缘[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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