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攻防兼备要论

刘亚洲 乔良 王湘穗

第一部分 要 点

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一、江主席“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思想的提出,是空军成军以来建军思想的最具重要意义的转变,是空军划时代转型的开端,必将引发空军建设全方位、全纵深的变革。

二、“攻防兼备”突出了“攻”的思想指向,意味着我们将向昨天偏重于“防”的空军告别,同时也符合一条基本的军事原理——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无疑,“攻防兼备”思想将最终推动中国空军在使用方式、使用原则上产生质的飞跃,为我空军做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奠定基础。

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三、观念的突破是创新的元点。我们的空军一直是“国土防空”型的支援空军,也是一支缺少独立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这其中既有时代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首先在观念上有所突破。

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的思想。不论进攻作战还是防空作战都要贯彻“进攻”的原则。

突破以“空战”为主、把空军作战等同于“夺取制空权”的观念,确立以“空袭”——空中打击敌战略目标为主要任务及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突破以“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同时还应明确,支援作战也要从主要支援陆军转向主要支援海军和二炮作战。

突破“战术空军”的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目标。

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增强未来战场特别是空中战场将始终并存或交叉火力与电子两个战场空间的意识。特别是今后的空中作战,其受制于电磁空间将甚于常规空间,因此对空军来说,具备电子攻防能力,几乎与具备空中攻防能力同样重要。

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决定空军向攻防兼备型方向发展的基本依据有两条:

我情与敌情。我情,即我空军现状和国家安全战略对空军的总要求;敌情,则是我国当前对主要威胁、潜在威胁和对手的现状。只有弄清这两条,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装备、编制、训练、指挥及作战方式的改进,空军“攻”与“防”的任务,才能有的放矢,真正确立。

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潜在及可能动用空军的作战方向:

台海——与空军的磨擦和对峙,与美在台海的潜在对抗;

南海——与菲律宾等环绕南沙群岛诸国的潜在冲突;

印度——尽管目前与印度直接交战可能性尚小,但因印巴冲突克什米尔问题引起争端,导致中国卷入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磨擦和摊牌;

美国在日、韩、南海(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

西部边疆民族分裂势力。

十一、在强敌虎视、弱敌染指的情势下,对我空军应付的能力的评估;除个别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战力和少量武器装备的水平差强人意外,总体实力尚嫌不足。

十二、在此前提下,我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

十三、战略决定发展战略。应摈弃与当前之敌拼装备的发展思路,确立“非均衡发展战略”。即着重在武器平台与弹药的跨代组合、部队的混合编组、战法的综合使用上下功夫。因为不论与台湾、日本甚至印度相比,我们在经费上并不占优势,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十四、空军发展在今后5-10年所要达到的目标:

近程打击能力;

争夺局部制空权能力;

全领域防空能力;

独立遂行空军战役能力;

对主要对手形成可信威慑力。

十五、目标的有限生经费的有限,使我们必须为空军制定确保可以实现的发展原则:相称,够用,胜任。即就规模面议,要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就实现作战目标的手段面议,要够用;就承担任务的能力面议,要胜任。

十六、空军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所能获得的编制与经费。安了“庙”才能留人,有了钱才能发展,而员额和经费取决于任务。国防安全对空军的倚重程度越高,空军可能获得的员额和经费就越多。因此,空军应勇于承担任务,也要乐于承担任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空军有了首当其冲、全程用我,争当主战力量,军种的气魄,才能为空军的转型与发展争得必要的资源。

首期目标:建构战役空军

十七、从发展水平而言,“攻防兼备”的空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战术空军、战役空军、战略空军。

十八、空军建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成为具有独立作战和战略打击能力的战略空军。但这是中国空军一时做不到的事情。而仅有战术打击能力的战术空军无法完成我们面对的任务。那么,眼下及今后年10内,我们对“攻防兼备“的定位,就只能是建设一支具有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

十九、所谓“战役空军”是指不仅可以与其他军种配合,而且能够独立遂行战役任务、具有战役主战能力的空军——这是一个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选择,是与我们的任务和能力相适应的目标。也是基本够用,经努力又可实现的目标。

二十、空军战役应同时包括四个方面:空袭、空战、空防和电子对抗。

二十一、战役空军的基本任务:

突击并摧毁战区内重要战略目标;

争夺并掌握战区制空权;

确保战时要地空防安全;

以战术或战役级手段谋求战略威慑;

支援作战。

二十二、战役空军的建设思想、作战指导、编制体制、装备、训练都必须根据特定的“攻防”任务做有针对性的设计。同时加强对从“6日战争”以来,各国组织空军战役的经验教训的研究,针对我们的具体任务,研究制定空军战役作战纲要,创造具有中国空军特点的战役战法。

二十三、要提高司令部和指挥员对空军战役的计划指挥能力,改变目前一线指挥员多为塔台飞行指挥的现状。

二十四、建立空军虚拟作战实验室,加强对空军战役虚拟作战的研究与软件开发。用实验验证思想和理论的创新成果。

主战方向与主战方式

二十五、对台作战是空军的主要作战方向。空军在对台作战中要确立“以我为主”的思想,因为非万不得已,我对台作战应不以谋求全面占领为目标。而应主要依靠空军和二炮、海军的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即使实施登陆作战,其合理方案不应是诺曼底式的渡海登陆,而宜采取“垂直登陆”方式。这就需要空军开辟“空中走廊”,组织机降、空降,对台作战肯定将更多地凸显空军的作用。

二十六、对台的主要打击方式应为空袭,而不是空战。对台作战,如按空中格斗式空战,我很可能会处于下风,因此只能换一思路:可像以色列在“6日战争”中那样,一举瘫痪对手于地面,从而获得局部制空权。

二十七、对台空袭应以摧毁其机场设施为主要目的,使其坚藏于地下的飞机无法升空作战。作战可依需要分为全面空袭和“外科手术式”空袭。

二十八、提高在敌防区外的摧毁打击能力,对台空军和其他军事目标应尽可能实行非接触作战。

二十九、把空降作战纳入空军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降兵参与对台作战,应把以伞降突击为主的模式,改变为以机降为主,伞降为辅。采用这种方式作战,更为隐蔽、快速、突然性强、损失小且进退自如,若与攻击直升机部队配合,将形成更加大的空降突击力。

打什么仗准备什么武器

三十、显然,对于一支以具备战役打击甚至战略打击能力为发展目标的空军,除必须加大轰炸机和其它辅助性支援飞机的比重外,还应把更适于空袭作战,而不是更适于空中格斗的战斗机定为主战飞机。

三十一、超视距空战已成为现代空战的主要样式,通过近距格斗制空的可能性已明显下降。这预示着未来空战中弹药将重于平台。

三十二、与其把有限的经费用在购买价格昂贵的新机上,不如把功夫下在改进机载设备、提高弹药性能上,因为这既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又是中近期内提高空军战斗力的捷径。从费效比的角度看,获得或改进设备和弹药,比获得新武器平台要简单也更便宜。大多数情况下,导弹的更新都比飞机的更新要廉价易得。同样性能的导弹,从B-2飞机上发射与从轰-6飞机上发射,杀伤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对弹的质量考虑优于对机的质量考虑,这是质量建军必须有所侧重的一种思路。

三十三、提高弹药精确化程度是迅速提高攻击能力的关键,也是空军装备发展的关键。应对现存航空弹药进行全面的精确化改造,同时研制新弹药。弹药的发展也要符合“最小耗费”原则,对面状目标,可以发展面状毁伤弹药。总之一切从需要出发,要根据任务和目标组合搭配各种技术性能的弹药。

三十四、要提高飞机和弹药的“互通性”,做到一种机型,多种(导)弹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三十五、武器的采买必须以主要任务为指导。如对台作战若以打击机场、军港为主,就不应花大钱购买空战飞机,甚至也不必把钱用于购买价格昂贵的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飞机上。因为对战役空军而言,导弹和精确弹药才是最关键的。这一点可从马岛战争阿根廷空军的表现中体现出来。

三十六、要大力发展对实施空军战役极端重要的预警机、电子对抗及侦察机、空中加油机。

关键在于组合

三十七、组建空军战役打击集群。平时就将战斗机、轰炸机、电子战飞机进行混合编组训练,以期获得经验和默契。每个编组应根据不同任务,编制不同比例的各型飞机,用搭积木的方式(模块化)灵活搭建与调整部队的构成,改变目前单一机种各自为训、长期停留在战术作战水平上的状况。“混编集群”是战役空军的基石,其出现本身就是对空军内部各兵种协同的加强。

三十八、根据混编集群的特点,需要将现有机场进行基地化改造,以提高对多机种的综合保障能力。

三十九、武器系统的跨代际组合,是一个蕴涵无限创造力的新思路。B-52加巡航导弹,使老机型再立新功,A-10利用外挂武器获得了它原本不足的夜战能力,就是富于启发的事例。如轰-6改装海鹰系列导弹用于空——舰,空——地攻击,均可成为我们的选择性思路。

四十、借鉴美空军与联邦航空局共同建立“联合监视系统”(JSS)做法,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军民合用、现代化的空中警戒系统,为防空作战提供技术支持。

四十一、重视美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以空中任务指令指挥空中战役的经验,在实施空中战役时,制订我们自己的空中任务指令,以实现联合作战。

四十二、空军是最易从中获益的军种。台湾、印度、日本的电子网络技术都比较先进,因此,眼下比提高空军空战能力更为紧迫的,应是如何优先提高我们的电子作战能力。可行步骤是,先在技侦所下设立“实验分队”,然后再组建师级规模的电子作战部队,主要遂行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黑客”攻击、电脑病毒、网络破袭等任务。“信息——火力”平行并重,才是全面提高空军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

变地域指挥为领域指挥

四十三、在空军编制体制上要打破划地设防的“军区空军”架构,建立与职能和功能相关联的部队和指挥司令部,如战役司令部、战术司令部、战略司令部、空天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训练司令部、实验作战司令部等。其主要任务分别是:

战役司令部——负责重要作战方向的空军战役的组织指挥;

战术司令部——负责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及支援作战的组织指挥;

战略司令部——负责对敌实施战略打击和组织战略空运;

空天司令部——负责对航天作战力量的指挥并对航天部队与其它部队的联合作战进行协调;

防空司令部——负责全空域及要地防空作战;

训练司令部——负责组织全空军的空中和地面作战、勤务训练;实验作战司令部——负责实兵和虚拟作战演练,编写作战条令条例。

四十四、成立空军二级职能司令部将彻底改变“国土防空”型空军的旧形象,也可摆脱使空军二级司令部的撤留完全依赖于陆军战区存废的被动局面。

四十五、职能司令部的建立,可通过对现有军区空军改制的方式完成,以减少“拆庙”、“建庙”引起的大震动,避免迟滞“战役空军”成型的步伐。具体可如下调整:

战役司令部——南空;

战术司令部——广空;

战略司令部——沈空;

空天司令部——兰空;

防空司令部——北空;

训练司令部——成空;

实验作战司令部——济空。

四十六、各司令部设大军营、大家眷区,作为后方基地。而所属部队则在相对集中、少量分散的原则下全国分布。

中远期发展目标前瞻

四十七、初步筹建航天作战部队,中近期主要为承担卫星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讯甚至卫星攻击的任务。下一步则为向空天一体打击能力方向发展。

四十八、现在即可着手组建师级直升机作战集团。为迅速形成规模,直升机的发展和配备应以性能单一、价格便宜的轻型机为主,中重型直升机和特种直升机为辅。

四十九、要大力研制空军战役作战软件系统,实现指挥计算机网络化。组建网络作战部队,负责网络防御和进攻作战。

五十、成为具备有战略打击能力、有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威慑力、能够独立遂行战略任务的战略空军、是中国空军最终目标。

第二部分 阐 释

关于“划时代转型的指针

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中国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与我陆、海军并肩作战,参加了自抗美援朝以来历次保卫国家领土、领海、领空安全的局部战争,长年累月地承担着“国土防空”的任务,成为国家领空安全可倚重、对潜在敌人有威慑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近10年来,孕育已久的世界军事革命拉开序幕,海湾战争连续38天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从头到尾的空中战役,把空军推到了这一革命的最前沿。两场战争从战法上看极为相似,都是一边倒的攻防作战。一方进攻,另一方防御,结果是防御的一方均遭败绩。同样的结局,给现代攻防作战提出了令人深思的严峻课题。德国国防部在评价海湾战争的意义时,认为其证明了“防御性防御”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命力。而俄罗斯军方则认为,多国部队在海湾地区的表现为俄军反对“防御主义”的辩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消除了长期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防御卓越’的观念”。虽然这些看法不无偏颇,但我们透过西方的观点,仍可以看出,这两场世纪末的重要战争,使西方军队从装备技术到作战思想得到了全面更新,也一下子拉大了我与世界强国空军的差距。特别是冷战结束,两霸对峙之势消失,我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与美国及西方的矛盾日渐凸显,周边安全形势亦变得更为严峻。台湾问题、南沙问题、钓鱼岛问题、西藏问题等等,构成了我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内忧外患。这一切都对空军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空军的现状看,应该说一时还难以胜任。

显然,变革势在必行。

军委江主席站在国家大战略的高度,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这一指示既赋予空军以新的使命,也指明了空军发展的方向;既顺应了世界军事革命的潮流,也与我现实的国情、国力相适应。相对于我们几十年奉行重点在“防”字上的空军而言,这一变革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要真正落实江主席新世纪空军建军思想,我空军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主战方式、体制编制、指挥体系、武器装备、人员训练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和创新。

关于“以观念突破为转型前导”

观念的突破是变革的前提,空军的战略转型亦如此。只有观念上的改弦更张,才能使我们获得与世界空军发展接轨的端口,从而摆脱那种只想从技术和装备层面上寻找突破口的改革。这一点,应成为我空军上下的共识和自觉。

时至今日,有哪些观念仍在桎梏着我们,使我们翅膀沉重,难以向现代化的空军跃升?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突破什么,确立什么,才能成为一支胜任国家安全需要的现代化空军?

首先,应突破“以防为主”的观念,确立“攻势作战”思想。

自6日战争以来,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采取防御的一方都处于劣势。即使在十月战争之初坚守巴列夫防线的以色列,也未能抵御埃及人的进攻,只是在伺机转入反攻后,才稍稍扳回战场劣势。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看更是如此,再坚固的防御阵地、再严密的防空体系,只要是采取单纯的防御作战,就无法抵御进攻一方连续不断的打击。因为当代的特别是美军的空袭,已不同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的狂轰滥炸,而是依赖高新技术兵器的多批次、全方位、长时间、高强度、周密计划、用清晰的战役行动实现战略目标的空中打击。如多国部队空军在“沙漠风暴”中战斗出动6.9万架次,北约飞机在“联盟力量”行动中战斗出动2.1万架次,尤其是普遍采用了圆概率误差小于10米的精确弹药,使每一架次的出动都有所收获,空袭成功率大提高。这种技战术级别的成功,最终奠定了进攻者的空中优势,确保在有效压制伊拉克和南联盟的防空体系后,根本用不着与其空防力量纠缠,而是全力打击两国战略目标和有生力量,摧毁其战争潜力,瓦解其抵抗意志,使战争行动从一开始就直指最高目标,无须循序渐进。这一崭新特点,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方针的我军,必须充分予以警惕和把握的。

整体的防御态势,决定了我空军在未来战争中必须在“攻”与“防”两个方向上,完成遂行战役的准备。在现有条件下,实施空中进攻战役,是我眼下尚难做到但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而实施防空战役,则是我现阶段起码应具备的能力。为此,有针对性的研究破解美军及北约空军的空袭战法,就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伊拉克和南联盟被动挨打的事实告诉我们,对西方强国空军的防空作战,要害不应在“防”字上,而应在如何“攻”上下功夫,也就是如何实现江主席提倡的“攻势防空”思想。说到底,还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攻我此,我攻你彼。对付空中进攻的最好办法,仍然是空中进攻而不是地面防御。

从武器发展的周期看,眼下我们正处于“矛”胜于“盾”的时代,而空军则正是这支“矛”的矛尖。它速度快,火力猛,机动性强,天然适合攻势作战,本质上就是进攻性力量。全世界对空军力量的使用,一开始就充满了进攻意识。从杜黑的“进攻的行动而不是防守的行动,是最适合于空中力量的行动”,到美国空军AFMI-1条令中强调的“进攻是空军人员在作战中的第一选择”,无不把进攻作为空军作战的第一要义。但这还不是我们主张“攻势作战”的全部理由。

对中国空军来说,确立“攻势作战”思想,主要是被变化的敌情和任务所决定的。如对台作战,无疑将主要是攻势作战;又如,在南沙回敬敌意国家的军事挑衅,有时就必须在自卫的前提下进行攻势作战。即使是在总体防御的态势下,如发现敌国针对我的战争意图已很明显,且其它手段已无力阻止事态发生,我除果断出手、先机制敌外,别无选择,就应毫不犹豫的对敌进行预防性打击。对空军而言,就是将敌航空航天兵器提前摧毁于“起飞发射”之前。显然,这种在战略防御态势下主动的战役战术进攻行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积极防御。认同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把“后发制人”的原则绝对化。

此外,从费效比的角度衡量,为达成同样的战略目标,防御投入的力量要远高于进攻。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以巡航导弹为例,指出建立防御巡航导弹体系的费用是发展巡航导弹的8-14倍。况且进攻与防御的作战效果指标不一,防御要求的是“天衣无缝”,而进攻却并不要求“弹无虚发”。显然,前者的难度大大高于后者。这也使进攻与防御两者间产生明显的费效比剪刀差。选择“攻势作战”,不仅更易于实现既定目标,而且也可以减少花费,这对经费严重短缺的中国空军来说,应是更明智也更合理的选择。

不过必须明确,我们所说的“攻势作战”是“攻防兼备”的“攻”,不是一味无条件、无前提的进攻,更不是被动挨打后再还手的“攻”,同时也不是进攻与防御力量的平分秋色,而是要强调攻势作战,以进攻实现防御。即使是战略防御,也需要进攻性作战。陆战如此,海战如此,空战更是如此。杜黑为空军制订的信条是“用进攻来防御”,此话可作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战争规律的空军版。

二是突破以“空战”为主的观念,确立以“空袭”为主导作战样式的思想。

二战以来,世界空军的主战样式臻于成熟,战术级的骑士式空战基本让位于战役战略级的大规模空袭。时至今日,更发展为以精确弹药为打击手段的空中联合战役。如果说,已经高度空中战争化的海湾战争还需要以100小时的地面战斗作为必要煞尾的话,从空中开始又从空中结束的科索沃战争则已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空中战争。这场战争起码表明了以下两点:1,独立的空中战争已经出现。空中战争的目的是打击敌人的整体国家力量和意志;2,夺取制空权仍然是空中战争的重要目标,但已不是首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

多年来,我空军一直沿袭以空战为主的作战方式,基本战术仍是形成于抗美援朝、成熟于国土防空、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的“一域多层四四制”。其技术基础是在目视条件下的航炮战,并用勇敢+协同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种主战方式从技术到战术基本符合抗美援朝、国土防空时期空军承担的任务以及特定的战场条件,因而收效良好。但这一成功经验,已不适应超视距条件下的空中格斗,更不适应防区外打击的空袭作战。因为今天我空军的任务早已不仅是保持一条“米格走廊”,也不再是打几架敌侦察机或“擦边机”,而是要承担对敌战略目标进行空中打击或对敌打击我战略目标的行动进行反制。其间虽然仍可能会与敌进行空战,但目的已主要不是夺取制空权,而是削弱进而瓦解敌对我的战略进攻。夺取制空权的行动,只有在配合陆海军作战时才凸显其意义。独立的空军战役或战争,应是在空袭敌地面目标,打击敌防空体系,摧毁敌整体战争力量和抵抗意志的进程中,使制空权自然而然的成为我囊中之物,而不是去刻意的争夺。马岛之战后,阿根廷空军总结的教训之一,应是如果他们始终以打击英舰为目标,而不是中途转为与“海鹞”空战争夺制空权,将可能因击沉更多的舰只而迫使英远征军撤离战场。

因此,不论进攻作战或是防御作战,空袭都应成为中国空军首先的主战方式。

三是突破“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确立“独立作战-联合作战并重”的思想。

“支援作战为主”的观念使空军的使用处于其他军兵种的从属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空军的发展,同时也就限制了对空军的使用。

独立作战能力是空军作为军种存在的立身之本。由于技术装备和作战思想的局限,至今仍未成为我空军自觉追求的目标。要完成从支援作战到联合作战,再到独立作战的三级跳,我空军在各方面都明显准备不足。但这不应成为迟滞我朝此方向转型的理由。在精确武器系统极大提高了空军作战效能,使独立遂行战略打击、独立完成作战任务,成为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空军发展趋势的今天,我空军在作战思想、指挥体系、兵器配置、编制架构等等方面的除旧布新,已变得刻不容缓。

二次大战后,战胜国迫使战败国“无条件投降”或占领敌国领土的战争已基本绝迹。现代战争大多为局部战争,以全面战争谋求无限目标的方式,已让位于以有限武力实现有限目标。这种对政治目标的程度性分解和对战争规模的可控性操作,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之上的。同时也对实现这种新型战争的手段和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既要减少伤亡、降低战争的政治及经济成本,也要最大限度地迫使敌国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为此,西方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实验了远战或“非接触作战”的办法,把其原本就居于优势的空中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具有强大信息化火力的空军,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突出作用得到举世公认,也使空军的独立作战由可能变为现实。这样说并不是要重谈“空军制胜论”的老调,只不过是想指出一个事实:拥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空军,可以为国家动用军事力量实现政治目标,提供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支持。

大力提升空军独立作战能力并不是我空军今后发展的唯一目标,但这却是实现其它目标的前提:只有具备了独立作战能力的空军,才能真正实现与陆军、海军、二炮等军兵种的联合作战或支援作战。未来作战将主要是联合作战,这已是现代战争的基本定式。就此意义上说,独立作战和联合作战应成为我空军未来作战的两种基本样式。

不可否认,支援作战——无论是支援陆军还是支援海军,仍会是今后空军作战的任务之一。但从今后可以预见的主要作战方向来看,空军支援作战的对象将可能从主要支援陆军,转为主要支援海军或二炮作战。而对三者的支援由于各具技术和战术特点,对空军的要求会明显不同。对此,我应预有准备。

四是突破“战术空军”水平,确立可实现的“战役空军”目标。

我空军长期担负国土防空任务,主要作战对象是侵入领空侦察和袭扰的小批量敌机。除在抗美援朝、入闽作战初期有过大规模空战外,其它多数情况均属战术级别的空中格斗,由此逐渐形成我独有的空战特征和传统,同时也把自己定格在了战术空军的水准线上。

这是历史的遗产,也是历史的局限。

一支大国空军不具备战役打击能力,甚至没有成型的空中战役思想,是令人堪忧的,尤其是在战略打击能力已成为衡量世界强国空军标尺的今天。只擅长空中格斗、缺少战役空袭能力和战略打击手段的战术空军,不仅无法与美国这样的强敌一争高下,即使对台作战,也未必能稳操胜券。对我空军在这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设法改变。

马岛之战,处于世界二流地位的英国空军,尚能以老式“火神”轰炸机,万里奔袭,对阿根廷守军实施有力的空中打击。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军动用其所有作战飞机,仅用半天时间,便将实力强于自身的埃及空军全部瘫痪于地面。相形之下,对于近在肘腋的台湾、南沙、钓鱼岛等随时可能出现危机的地域,我如果不拥有足够的空中打击能力,如何应付事端?尤其是对台斗争,一旦开战,势必就是战役规模,远非一两场空战所能解决,甚至极有可能由空中战役演化为一场空中战争。届时,很可能就是二炮与空军挑大梁,还有可能出现空军唱独角戏的局面。对这一前景,如果我们事先不做好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在关键时刻就将难以承担历史重任。

依现有基础和条件,我空军在短时期内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成为一支战略空军。但通过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攻防兼备”的转型,建设起一支具有“独立遂行战役打击”能力的战役空军,应该是可能也可行的,属于只要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目标。

五是突破电子战依附于火力战的观念,确立“空电一体战”思想。

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证明,电子战场是空军作战的第二空间,电子战场的重要性不仅不亚于空中战场,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决定性战场的趋向。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贝卡谷地空战”,就是电子战胜负决定空战胜负的经典战例。越是先进国家的空军,对电子战就越重视,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明令禁止一切不带电子吊舱的飞机升空作战。在科索沃战争中,电子作战飞机更成了“低密度、高需求”的紧缺资源,需要量极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科索沃航空兵与导弹战役的经验教训》认为:“电子战飞机的缺乏,仍然是现代空战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电子战飞机的出动率已经达到总出动率的40%,美空军将领还是认为在这次空中战役里“电子战出了问题”。但是,他们也精明的指出,提高电子战能力,并不一定要增加新的电子战平台,完全可以通过改进现有作战飞机电子装备的质量来解决。可以说,已经试图从技术装备角度把空中战场与电子战场组合在一起的美军,在这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各国空军的前头。

与空中战场的作战能力相比,电子战更是我空军的弱项,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与现代战争的要求都存在巨大差距。电子战场上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空中战场上我与先进国家空军的距离,使我们在两个战场的全面对抗中均处于下风。由于至今我们都对电子战场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一差距尚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扭转这一趋势的关键,首先是把电子战场与空中战场的关系,提高前者的强弱决定后者胜负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增强把两个战场组合为一体的自觉性,并在资金和技术投入两方面向电子战场建设最大限度的倾斜。

关于“确立转型期的空军战略及发展战略”

空军战略的制定必须明确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对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和形势做出评估,对我空军在其中担负的角色及完成这一角色的能力有正确的认识。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一超多强”将继续是世界的基本格局。作为处于上升态势的地区性强国,我国尚无谋求全球利益的紧迫需要,我与周边国家及相关国家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将是局部的,因此能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和力量也将基本是局部性的。就是说,除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我构成全面威胁,或有全面威胁我的战略需要。而美国在其未完成全球布势之前,也会力图避免出现与我全面对抗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在我空军的转型期,我将主要面临的是局部的军事威胁和军事冲突。即使是在最具爆炸性的台湾问题上出现美军直接干预这种最坏情况,我与美的军事对抗也应是有限度的局部冲突,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此外,不论是南沙和钓鱼岛,还是西藏和新疆这些存在或隐或显安全威胁的地区,一旦爆发事端,撇开其影响的大小不谈,单就其范围和烈度而言,无疑都将是局部的、有限的。哪怕在所有这些事端的背后都有美国的插手,也多属捣乱或制造麻烦,远没到中美全面摊牌的时候。正是在这一大战略背景下,国家赋予了我军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任务。军事力量的有限程度决定了使用空军的有限程度,这一切构成了我制定空军战略的前提。

任何战略的提出,只有与制订战略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及其自身实力相一致,才是可行的。美国谋求的是全球霸权、全球利益,其军事战略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定的,美空军的“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则是其分支战略。从技术层面上看,这是与美空军实力大致相称的战略设计。对于国家战略目标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中国来说,军事战略的制订也必然与美军完全不同。作为分支战略的我空军战略,就必须既与我大战略目标相一致,也与我自身实力相适应。

在以上种种考虑之后,我们认为,空军战略似应确定为“局部威慑-有限打击”(简称“威慑——打击战略”)。在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切近我空军现状的“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战略。

威慑,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势。所谓“局部威慑”,是指我空军应有能力对威胁我国周边安全和利益的敌对势力保持足够的阻遏态势,使其明白任何危害我国安全和利益的举动,必将付出高昂代价,从而知难而退,不敢轻易冒犯。作为一支能够迅速挥出重拳对敌实施打击的军种,空军比其它军兵种更适合用做国家的威慑力量。威慑而不是作战,是国家使用空军的另一种方式,而且是比作战更经常使用的方式。对今日空军来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古训已经过时。威慑也是一种用兵,并且是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用兵。

要使威慑可信,仅有威慑是不够的。必须实实在在地拥有惩戒打击的手段和实力。以我现有的国力、军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空军拥有的空中打击能力将十分有限;这一点与我国所追求的有限的安全和利益目标可算是一种时代的契合,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空军战略,显然只是“有限打击”。这里面既包含了能力的有限,也包含打击目标、打击范围、打击深度的有限,还包含了集中使用力量于某一局部和方向的考虑。即把有限的打击能力投放在重点作战方向和重点作战对象上,并对打击范围、打击深度等方面都进行程度控制,使其不致失控,不致滑向全面战争的境地,从而使空军力量的运用与国家现实的政治目标相吻合。

需要强调的是,“有限打击”,并不意味着打击手段、方式和力度层面上的残缺。恰恰相反,对于必须打击的目标,我应尽可能地具备完备的打击手段、多样的打击方式和充分的打击力度。我空军实施空中打击的手段越多,越能对不同的威胁作恰当的反应,对威胁进行慑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效果也就越好。如陈水扁上台后,台军针对我的基本战略意图是所谓“境外决战”,意在使军事冲突远离台湾本岛。若我空军拥有直接摧毁台本岛要害目标的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能力,即可使台军意图不攻自破,或一攻即破。此一能力还可使我必要时单独或与二炮联合遂行空中战役甚至空中战争,在不进行登陆或封锁作战的情况下即足以慑止台独。

再如为应付外国分裂势力对我西部的威胁,采用囤重兵于西部的方式显然不足取。空军“腿长”行动快,若编训几个以对地突击为主的空军混编集群,就能较便捷的控制西部广阔地域,也可对周边国家形成威慑。

“威慑-打击”战略是总体防御态势下的进攻性战略,但褡不意味着我们一遇到威胁就会诉诸战争。面对局部威胁,应先通过威慑去慑止对我的侵犯,然后才考虑打一场局部战争。

一般说来,威慑的强弱与实战能力大小成正比。英军在马岛之战中表现出的实际战力,在其特混舰队离开后,依然能使阿根廷长期怀有恐惧,这就是威慑的作用。拥有力量,只是形成威慑的前提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恰当的使用力量,坚定而巧妙的展示使用力量的决心,才可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我若将苏-27部队放在内地,周边一旦有事,部队向前一推本身就是威慑,并且是时下正在流行的新安全理论所强调的“紧急威慑”。而将其事先部署在前沿地带,就完全丧失了此各功效。对力量并不充盈的我空军而言,使用力量的谋略和拥有力量同样重要。

我国幅员广袤,分兵把口式的空防体系既浪费也无效。采取“威慑-打击”战略可以有效抵御侵略,也符合我空军资源紧缺、大部分部队装备落后的现状,在不必过多增加对空军军费的投入、拖累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情况下,集中财力、精力于眼下紧迫的战略转型。同时还为空军今后的发展留出了余地。

空军战略是空军发展战略的依据。与“威慑-反击”战略所内涵的局部性和有限性特征相应,我们在整体实力上一时无法全面赶超世界强国空军,但又确需有几手克敌制胜的“撒手锏”武器和本领,这就使得我们应把空军的发展战略,确定为能长则长、该短就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由于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充分显示出了远高于敌手的作战效能,使得许多国家的空军自觉不自觉地跟在美国后面,采取了“尾随”式发展战略。这条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可能是现成的大道,对中国空军却行不通。除国力所限——经费短缺、技术落后外,主要还是美国对我在军火采购和关键技术方面实行重点封锁。这些都是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能在技术上采用尾随方式超越对手。对俄罗斯空军我们也同样不能尾随。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应该尽可能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先进空军国家引进现代化武器,但前提是必须承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支现代化空军是不能采购来的。对别国武器系统的过度依赖,本身就是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马岛之战中的阿根廷空军就是前车之鉴。相反,中东小国以色列在极度恶劣的战略环境中生存,拥有一支强大空军是至关重要的保障。这里当然有美国鼎力支持的因素,但以色列空军自主而明智的发展战略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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