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中国在称霸全球的最后一步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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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郑和下西洋,中国在称霸全球的最后一步停住

郑和下西洋,中国在称霸全球的最后一步停住


1405年,一支庞大的船队驶出长江口,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率27000多名将士开始了首下西洋的航程。在其后的28年间,船队战胜“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茫茫大海,友好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非洲沿岸30多个国家,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拉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今天,在经过漫长的沉寂之后,中国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一次走向大海,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海洋里扬帆远航,这是中国这条航船走向世界的又一个崭新开端!在海洋世纪的轮廓越发清晰的今天,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忆与思考,更是对现实与未来的一种热望、一片希冀。

最近通过网际网络,看到一篇有关郑和的文章,是由一位洋NicholasD.Krisof写的,原文是刊登纽约时报杂志上, 现由徐(水)(风)翻译,刊登在香港大 公报上。读后心中感慨万分。现在就把国标码(GB)的全文,转载于后。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炎黄子孙,包括海峡两岸,及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暂时把一切政治眼镜脱下,花几分钟的时间,同来读读这篇文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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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与东西兴衰之谜一

从海上望过去,位于东非肯尼亚海岸外的帕泰岛同十五世纪时的模样一定没有多大分别:沿岸是一大片密不透风的非洲红树。在灰蒙蒙的晨曦中,我乘坐的小船任由波浪拍打着。往岸上眺望,看不到建筑物或者电视天线,也看不见红树林有任何被砍伐过的缺口,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什么都没有,尽是神秘茂密

的丛林。

船工尽量让船靠近一个狭长、沙子灰黑的海滩之后,我淌水上岸去。我在肯尼亚找来的斯瓦希里语(译者按:肯尼亚的国语)译员走在前头,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树林,路上到处是芒果、椰子和偶尔被大浪冲上来的贝壳。当我们终于来到一条村落时,已是正午,热带的阳光牢牢地罩在头顶。屋是石砌的,屋顶盖着茅草,肮脏的小路旁排着棕榈树。村民的肤色比本土肯尼亚人浅得多,他们从屋里走

出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我也好奇地看着他们。这就是我为了解开一个古老的历史疑团跨过半个地球到来要看的人。

我对遇上的第一批人说:「告诉我,这里的人是哪里来的?很久以前,有外国水手到这里住下来吗?」

答案都是耸耸肩头。一个人说:「我从没有

听说过,你得问问老人家。」

我再问了一些老人,男的女的,都没有头绪。最后,村民带我去找村里的族长布瓦纳·姆古·阿尔鲍里,他也是村里掌管口头传说的人。他是个虚弱的老人,头上、颊上、胸前都长着灰色的毛发,皮肤紧裹着赤裸的上身,肋骨凸现,右胸长出一个大肿块,足有一个菠萝那么大。他自称一百二十一岁了。

族长用一个出乎意料地清晰的声音对我说:「我是从祖父那儿听到这事情的,他也是这里历史的掌管人。很多很多年前,一条从中国来的船在这里海岸外触礁了,船上的人泅了上岸,那儿靠近上加(Shanga)村,我的先祖住在那儿,见过他们。这些中国人是客人,所以我们帮助他们,给他们吃的住的。之后,他们和我

们的女子成了亲。虽然他们并不住在我们的村子里,我相信在这岛上仍然可以找到他们的后代。」

我真想拥抱布瓦纳·姆古·阿尔鲍里。多个月来,我在晦涩难明的文件和研究报告间寻觅,试图弄清楚很久以前一次中国船只触礁事件后中国人在非洲海岸落地生根传说的来龙去脉。我的兴趣源自对一个千年之谜的追寻:为什么西方压倒了东方?

从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看来,公元二零零零年由中国人或印度人支配世界的可能性远大于欧洲人,中国人殖民美洲和澳洲的可能性也大过由称为英格兰的落后岛屿的住民。这一千年里对我冲击最大的新闻,是东西方命运的这一逆转,这也是最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在亚洲居住的十三年里,不断寻找这个谜底。我曾经想过,转捩点是在十四世纪初,当时,郑和从中国出发征服世界。郑和成为一支强大的中国舰队的指挥官是不可思议的,他出身于一个背叛朝廷的家庭,是个回教徒,孩提之时就被中国军队俘虏,还像当时很多罪犯一样给阉割掉──整个性器官被割去,很多人因而掉了性命。但他是个杰出而顽强的孩子,后来长得一表人材,而且有领袖才华,运道也不错,后随藩王朱棣(译者按: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后即帝位为明成祖),由伺童当到管家。

郑和与朱棣的关系益趋密切,作为朱棣手下一名军官,协助朱棣起兵推翻了朱棣的侄儿皇帝(译者按:明太祖的长孙朱允□,即惠帝),朱棣成为了中国的永乐皇帝。他即位后对政敌进行了残酷镇压,接着论功行赏,让郑和率领一支庞大舰队出海,宣扬中国国威。

从一四零五至一四三三年,郑和率领舰队七次出航。这舰队是此后五百年里世界所见最大的舰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都没有一支舰队可以与之匹敌。舰队有二万八千人,船三百艘,最大的长四百英尺(译者按:据史载长四十四丈)。相对之下,哥伦布一四九二年的航行只有船三艘,最大一艘长八十五英尺,水手九十人。郑和的船还有先进的设计,包括平衡舵和防水舷墙舱,这些设计技术要到三百五十年后才传到西方去。

郑和舰队之先进凸显了东方一度比西方领先多么远。事实上,除了罗马时期,中国几千年来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裕、进步和都市化。例如杭州在十二世纪作为中国首都的时候,就有人口超过一百万。纪录还显示,广州早在七世纪就住了二十万外国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马来人、印度人、非洲人和土耳其人。而欧洲一四零零年的最大城市可能是巴黎,人口才稍多于十万。

哥伦布出生之前半个世纪,郑和就已到了东非,并从阿拉伯人口中知道了欧洲。中国人其实可以轻易绕过好望角同欧洲直接贸易。但他们认为,欧洲不过是个落后地区,中国对欧洲要卖的羊毛、珍珠和酒毫无兴趣。非洲则有中国想要的东西──象牙、药材、香料、奇木和珍兽。

在郑和的年代,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值合起来占了世界的一半;在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是这样。据美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AngusMaddison)的计算,直至一八二零年,中国仍占全球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九,而印度占百分之十六。

亚洲在郑和之后退却为相对的孤立,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这错失是灾难性的,它造就了欧洲、最后是美国的崛起。西方人常把他们今天的经济优势归功于他们先辈的智慧、民主意识或勤奋,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十五世纪中国统治者的愚蠢。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郑和着迷,并在今年年初出发重踏他的旅程。我要看一看他的成就有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凭吊的东西,和找寻它的旅程未如哥伦布那样改变了世界的原因。

今年二月一天,我来到了郑和生活过的中国故都南京,它是中国心脏地带长江流域一个肮脏的城市。郑和去世已五个世纪,他在这里的遗迹变得模糊了。为他建造舰队的船厂仍然繁忙,他那座有七十二个房间的巨宅已辟为郑和纪念公园,可以见到孩子在溜旱冰,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做运动。公园里虽然有一个小小的郑和纪念馆,但已关闭──管理员告诉我要维修,可是他不知道有任何重新开放的计划。

我听说郑和墓就在市外一座小山的旁边,于是去找找看。那条路走了不多远就湮没了,先是柏油路,接着是石子路、泥路以至前无去路。看不到墓的影子,我就向一名正打理屋子后园菜园的老人打听。他叫唐宜明(译音),七十二岁,仍然灵活健壮;灰白的头发是自己对着镜子修剪的,参差不齐。他显然孤身一人,爱说话,并主动请缨要带我去看那条通往郑和墓的小路。我边走边说,在书上知道郑和墓前曾有一块明朝的石碑。

「啊!是的,那块老石碑。」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儿是有一块石碑的。它后来不见了,政府悬赏要找回来,赏金足够建一座房子呢,够大的。问题是我们都拿不出石碑来。这里附近住的都是穷人,我们已把它打碎用来建房子了。」

还有一点要弄清楚的是,郑和墓里有什么东西吗?他据说是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去世的,已葬在海里。因此我不经意地轻轻说,听说墓是空的。

唐宜明说:「是的,里面没有东西,没有骨头,什么都没有,那是肯定的。」说得有些悻悻然。

「你怎么知道?」

「一九六二年,人们把墓扒了,要找些东西去卖。我们把土刨开,挖到一个半人深,但什么都没找到,是空的。」

今天在中国找不到同郑和有关而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不值得奇怪,因为他的成就已给抛弃了。令人好奇的是,最积极缅怀着郑和的地方不是中国而是印尼。郑和的远征直接掀起了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浪潮,在某些国家,他至今仍被奉作神明。例如在印尼的三宝垄,有一座供奉郑和的大庙,离庙不远处有一个山洞,据说郑和曾在那儿救过一个朋友。印尼人今天仍然向郑和祈求平安、好运。

在他的祖国可不一样。中国传统的精英分子──士大夫们对他充满疑虑,千方百计要把他的航海纪录摧毁。即使这样,从中国的消息来源──王宫的档案以至航海者的回忆录──可以知道一些他的东西。例如,历史记录表明,郑和的成就并非来自外向心理的突然冲动,而是来自长期的航海传统。中国文献显示,早在五世纪,中国僧人便远航到神秘的「东瀛」,那看来很像是玛雅时代的墨西哥,那个时代的玛雅艺术品正好突然出现了僧人的形象。到了十三世纪,中国船只已定期航行到印度和东非

去。

当然,郑和船队比所有船队都大得多。他最大的船只称为「宝船」,长四百英尺,阔一百六十英尺,有九根桅杆,张红色丝帆,有多层甲板,豪华船舱有阳台。他的船队还有专运兵马的船,有战船、巡逻船和二十艘运水船。一行二万八千人中包括阿拉伯(译者按:时称天方)语和其他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预测天气的占星家、观测星象的天文学家、搜集草药的药物学家、修船的专家,甚至两名协助安排官式会见的礼宾官员。

这样不可思议的的壮举后,你大概会以为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更深刻的印记更伟大的遗产罢?或许,郑和遗迹如今模糊本身是个很好的训诫。一个探险家最终只能创造历史,却未必能够改变历史,因为他的影响并非取决于他开创的道路,而是取决于其他人是否愿意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一个伟大远征的成就因而最终取决于后继者的民族意志。

今年二月,我到了印度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卡里卡特(译者按:《明史》中称古里,即今日的Calicut),它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世界的胡椒之都。抵达的那天傍晚,我走到市中心的海滩去,想看一看郑和船队曾经碇泊的海岸。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卡里卡特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中国人称之为「西洋大港」。郑和船队十五世纪初在这里碇泊,标志着世界两个最强大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力量汇合。

在那个酷热的傍晚,海滩上到处是年轻情侣和雪糕小贩,长长的码头一个一个直伸向海。这些码头是卡里卡特作为港口的唯一标志,你一眼就看得出它们都已荒废了。

第二天,我采访了港口办事处。办事处里散发着发霉的气味,壁板上还可以看到近一个世纪前手写的船只进港记录。管理港口的莫哈南上校如实解释了港口的情况:「码头都老化了,从来没有进行过适当的维修。」头顶上一把吊扇有气无力地摇着,他继续说:「到我们想要维修时,这样做已不化算了。」于是在一九八九年,船运终止了,这个世界最大港之一的港口不再是港口。

印度一个大港看不见中国的大船队,标志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机会给错失了──亚洲因而无法支配这个一千年的后半叶。这是怎样发生的?(下周续完)


(作者原名NicholasD.Kritof,曾为《纽约时

报》驻北京记者,现派驻东京。)

(徐(水)(风)译自《纽约时报杂志》)


郑和下西洋与东西兴衰之谜(下) (美)纪思道

当郑和在印度洋航行的时候,支配着中国政府上层的士大夫,正同被视为贪污腐化的宦官进行权力斗争。在宫廷里,宦官不但看管妃嫔,还管理宫中大小事务,常常在批发营生中收贿。他们推动起营商来了,他们的一个动力,是他们众所周知的贪婪。士大夫是在熟读中国二千年圣人之书然后走上仕途的,宦官虽然没有这样的学术根基,但有时会有外向之心和有进取心。事实上,正是那些德高行廉的士大夫在十五世纪中叶把中国推上了不幸之路。

永乐王帝一四二四年驾崩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残酷的权力斗争,继位的皇帝(译者按:即仁宗)在可疑的环境下死去,士大夫最后取得胜利。他们结束了郑和继承者的航程,不再建造新船(译者按:即所谓「罢西洋宝船」),限制私人航运。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他们毁灭了郑和的航海纪录,并且在新帝的支持下开始解散中国的海军。

一五零零年,政府把擅制多过两桅的船定为杀头的死罪。到一五二五年,政府下令毁灭了所有远航船只。一个世纪之前有三千五百艘船、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海军今天有三百二十四艘战舰),灭亡了,而中国走上了一条走向贫穷、战败和衰落的道路。

使中国丧失其世界性影响力的不仅是十五世纪四十年代的一场权力斗争。历史学家列举了一系列原因说明为什么亚洲最终在商业上迷失了方向和在工业上落后,其中两个半原因是最有说服力的。

首先,就是亚洲不够贪婪。在古时的中国,儒家思想支配着社会的精神气质,而支配着印度的是种性制度,结果是两个国家的精英分子都轻视营商。中国古时所重者不少,重名节、重艺文、重礼教、重忠孝,而钱财瞠乎其后。孔子特别教诲说「父母在,不远行」,还把重利者贬作「小人」。因是之故,郑和的船队虽然那么庞大,又给外国领袖带上了那么丰富的礼物,他的航行本来可以赚大钱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相对于亚洲,欧洲贪婪成性。葡萄牙十五世纪带头打开新发现的时代,主要是因为它需要香料,这是一种珍贵的商品。是赚取利润的欲望推动它的船只不断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最后绕过好望角到亚洲去。这一贸易的利润可以很巨大:麦哲仑的水手一次以比成本高一万倍的价钱卖出二十六吨丁香。

亚洲经济停滞不前的第二个原因较难表述,但它同一种可以说是自满的文化有关。中国和印度都有视线朝里看的倾向,沉醉于古老的理想和方法,敬畏权威,疑惧新思。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兰德斯(DavidS.Landes)曾论及中国古代的「知识界仇外情绪」。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则讲过印度社会的「阶级僵化」和「静态性质」。这都是对经济和知识界自满的不同表述。

中国的才俊之士把他们的国家视为「中国」,认为外面的夷人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印度也有大致相同的自足心态。我采访了印度历史学家M·P·斯里德哈兰(M.P.Sridharan),与他坐在他家的门廊交谈,他若有所思地说:「印度人不到葡萄牙去,不是因为他们去不了,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去。」

那时的葡萄牙人却相反。因为它的海岸线和渔业,葡萄牙人总是朝向海洋发展,但与之为敌的西班牙等国家把它拒诸地中海之外。葡萄牙要想得到东方的财富,便得征服海洋。

剩下的半个理由,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欧洲却由很多个国家组成。当儒家的士大夫控制了北京和实施海禁的时候,他们的政策错误危害到整个中国,而欧洲国家一旦进行经济自杀只会危害到有关国家。因此,当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陷进了中国式的思想模式、屠杀犹太人、焚死异教徒并把天文学家和科学家驱赶到国外的时候,荷兰和英国可以把棒接过去。

当我最初研究郑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随着他的航线跑到非洲去。后来我读到一些引人入胜的论述,说一些中国人可能因为撞船而在帕泰岛住了下来。这包括一份学报中对此半信半疑的参考条目,几年前我遇到过的一个肯尼亚人的闲谈,以及路易丝·莱瓦特斯(LouiseLevathes)在《中国统治海洋的时候》一书的后记。莱瓦特斯曾到过肯尼亚,并找到一些自认是中国遇险海员后裔的人。于是,我忽发奇想飞到了肯尼亚北部的拉穆(Lamu)岛,并雇了一条船和一个翻译,亲身到帕泰岛看一看。

帕泰岛是个遗世孑立的小岛,岛上没有电力,没有公路,没有交通工具,大部分是丛林。从肯尼亚本土到岛上去,只能坐船通过一条涨潮时才可以行船的水道前往,这是它同二十世纪隔断的主要原因。初时,我对岛上之所见很失望。在去到的第一个村落里,我见到一些肤色浅淡、头发并非浓密鬈曲的人,但他们混上的很可能是阿拉伯人或欧洲人的血统而非中国人的血统。僻远的Chundwa和Faza村有些希望,那儿一些人的眼睛、头发和肤色都看来有亚洲血统,虽然他们的背景模糊。

之后,在一个寂静而酷热难当的下午,我穿过椰林进入了一个叫Siyu的材落,遇上了一个四十多岁叫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巴杜伊的渔民。他肤色浅淡,眼睛细长,我不禁停下了脚步诧异地打量着他。幸好,他也同我一样肆无忌惮,我们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言不发。最后,我问起他的身世和样貌来了。

他说:「我是属于Famao族的,这儿还留下五十到一百个Famao族人。根据传说,我们是中国人和其他人的后裔。」

他继续说:「一艘中国船来到这里,撞到岩石损毁了,水手游了上岸,到了一个我们现在叫上加的村落,后来与本地女子成了亲。这就是我们Famao族的样子这么不一样的原因。」

另一个Famao族人走过来听我们谈话,他的肤色也是浅淡的,也有亚洲人的样貌特徵。他的名字叫阿特曼·穆罕默德·姆兹,他也说从先辈口中听说过中国人船只触礁的事,他还说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非洲人曾把长颈鹿送给中国人。

第二天,我遇到了五十五岁的Famao族人萨利姆·波纳赫里,他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是中国人或是越南人之类。」我问他,他的祖先是怎样到帕泰岛来的。

他耸一耸肩说:「我不知道。」

我同大部分Famao族人的对话都是这样的,引人入胜之后戛然而止,令人扫兴。我身边围满了样子看来像亚洲人而你又无法得以证实是亚洲人后裔的人,谁都无法说出个所以然。但我继续搜寻下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哈利法罕默德·奥玛尔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五十五岁的Famao族渔民,样子像中国人,仍清楚记得祖父遗传下来的故事。根据他和其他人的口述,故事的脉胳展现了。

他们说,很多很多辈以前,中国水手与非洲的土王做买卖,土王给他们长颈鹿运回中国去。中国人一艘船在帕泰岛的东岸触礁了,水手们泅上岸去,把船上的瓷器等货物也摆了上岸。不久之后,他们与当地女子成了亲,改信***教,并把村落叫作上加(Shanga),名字据说是从Shanghai(上海)转化来的。后来,帕泰岛上爆发了部族斗争,上加村被毁,Famao人溃逃,有些跑到大陆上去,有些跑到了Siyu村。

每次听到长颈鹿的故事,我的脉搏便加快跳动起来。中国人的文献显示,第一头长颈鹿是郑和带回去的,这一事实并不广为人知。长颈鹿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因为人们相信它就是神秘的瑞兽麒麟,或者叫中国的独角兽。很难想像,在帕泰岛这样偏僻地方的非洲村民会知道关于长颈鹿的故事,除非这故事是由中国水手流传下来的。

东非沿岸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中国瓷器,帕泰岛找到的中国古瓷,也可能是从阿拉伯贩商买来的。可是,帕泰岛上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在Famao族人之间发现,这表示瓷器很可能是祖上遗传下来而不是买来的。我还到Famao族一些古代的坟墓前看过,它们像中国圆顶的所谓「龟背坟」多过肯尼亚的传统坟墓。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其他同样引人入胜的线索。帕泰岛和拉穆岛邻近岛屿的工匠会编织一种在中国南方习见而在肯尼亚本土没有的篮子。在帕泰岛,打鼓的风格接近中国多过非洲。当地方言个别发音也似乎源自中国。更令人诧异的是,葡萄牙牧师蒙克拉罗(Monclaro)一五六九年留下的纪录说,帕泰岛曾有过兴旺的制丝业──除了帕泰岛,当地没有其他地方有制丝业。帕泰岛多个村落的老人家向我证实,他们这个岛确曾产丝,直到半个世纪之前才停止。

我问我聘请的船家,船会在Shanga的海岸之外触礁吗?他笑着说,那里的海底到处都是礁石,如果不知底蕴,必撞船无疑。」

假若真有中国船在帕泰岛外触礁的话,这很可能发生在郑和的时候。因为这如果发生在他之前,庆幸生还的水手不会流传下长颈鹿的故事。而如果这发生在他之后的话,生还的水手不会在上加村定居,因为英国的考古专家发现,这条村落曾在大约一四四零年的时候被劫掠和焚烧,全村被荒弃,时候刚好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之后不久。(译者按: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宣宗宣德年间,即公元一四三零年至一四三三年。)

然而,撞船之说仍然未有确证,其中存有不少漏洞。帕泰的古墓上没有留下中国古文字,岛上找不到远航的器具,中国人也没有留下曾在东非撞船的纪录。最后一点空白可以用船队的航海纪录都被毁灭解释过去。但是,如果船队的一条船真的在帕泰岛之外触礁了,船队的其他船只为什么不给予救援?

当我穿过丛林往回走的时候,我思量着这次发现的重要意义。在Famao族人的面上,在那些陶瓷和惹人遐思的中国文化痕迹上,我似乎模模糊糊地瞥见了正在走到尽头的这个一千年一个其实可能发生的演变结果。我想到了最终改变了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哥伦布的交流,包括动物、植物、基因、细菌、武器和人员的交流。我也不由神驰于另一个本来可能发生而终于没有发生的交流──郑和的交流。

假若古代的中国多一点贪念,眼光多向外看一看,假若其他商人随着郑和的航迹走,而且继续走下去,亚洲很可能支配了非洲甚至欧洲。中国人可能不止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定居下来,还会在东非、太平洋上的岛屿甚至美洲定居下来。Famao可能给我们显示了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混血儿会是什么模样的,他们是一种没有诞生的混合文化的孩子。我在帕泰岛所瞥见的,是亚洲力量达到最高峰时留下的印记,但这力量自此废弛了,这并非因为没有船只或技能,而是缺乏民族意志。

这一切都似乎是奇思妙想,但在郑和的年代,一个由于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开创的新世界,远远比一个由中国开创的新世界遥不可及。如果郑和继续航行到美洲去,人类历史会多么不同?思之令人精神恍惚,其演变结果难以想像。那么就只想一想这一个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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