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0年7月1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同年9月29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任命我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因而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贺龙元帅致死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略述如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贺龙元帅视为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勾结一起,罗织罪名诬陷贺龙元帅。林彪诽谤贺龙是“土匪”、“军阀”;江青到处向红卫兵煽动“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李作鹏(时任海军第一政委)诬陷贺龙“篡军反党”。


周恩来总理保护贺龙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冲进贺龙的家大肆查抄。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贺龙的安全,把贺龙和夫人薛明接到中南海西花厅的自己家中,给予关心照顾。到了1967年中南海也不安全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伙同副组长江青和顾问康生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周总理就派人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一个保密的地方。可是不久,贺龙夫妇就落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手里,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叶群指使人写材料诬陷贺龙


1966年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员)写“贺龙插手空军党委”的材料,此时贺龙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可是吴法宪依照林彪的旨意,写了“贺龙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会议,有夺权活动”,说“贺龙是一条黑线在指挥空军党委会”,说“林彪是一条红线在指挥空军党委会”的材料。经吴法宪同某政委签名后,于同年9月3日报送林彪,林彪批转后报送党中央。1980年12月6日,特别法庭在庭审吴法宪时,他在法庭上供述:“报告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林彪是一条红线’,是我形容的,我编造的。说‘贺龙插手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搞幕后活动’,‘要夺权’等,不是我编造的,那是林彪叫我写的话。”


也是在1966年8月,叶群(林彪之妻,时任林办主任)把捏造贺龙的材料,当面口授给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听,指使他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对他说:“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你的口气写。”同年9、10月,他先后把写的纯系捏造的四份诬陷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然后林彪签发转报党中央。这些诬陷材料的内容真是荒唐可笑,不过是一种无稽之谈罢了。例如“贺龙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反党分子经常集会进行密谈”;“贺龙亲自保存一支精制的手枪,晚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他外出时带在身上”等等。


康生制造贺龙搞“二月兵变”谣言


1966年夏,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实际情况是,1966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了一个团的部队给北京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等任务。他们因缺乏营房,曾派部队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联系临时借房之事。后经研究,考虑到军队驻扎在学校不合适,而且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也快要返校,因而部队也不再提出向学校借房了。因此,部队从未进驻过学校。仅仅过去三、四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人就写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这件很普通的事,却被康生所利用,到处煽风点火,制造“二月兵变”的谣言,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林彪对此也加以利用,对贺龙诬陷迫害。所谓“二月兵变”之事,1981年2月,我从北京特别法庭审判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案之后回到上海,我的老伴唐孝英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外语教研室主任的姐姐唐孝纯领我到瑞金医院看望在该院治病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建国后历任云南省省长、南京大学校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当我们谈到审判“四人帮”时说起“二月兵变”之事,我说在北京秦城监狱预审“四人帮”时,看到郭老你写的说明“二月兵变”是无有其事的证明。郭老说:“为了此事,‘文革’开始后,我被红卫兵从北京市委机关揪回人民大学批斗,要我交待彭真阴谋搞政变,在人民大学驻扎军队是为了搞‘二月兵变’。”对有关部队派人到学校联系借房的前后经过,郭老完全了解,说:“他们所说的‘二月兵变’纯系造谣,漫天谎言,栽赃陷害彭真、贺龙同志。彭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贺龙被迫害致死,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贺龙“通敌叛变”


1968年5月,康生说:“由贺龙的历史上的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因而林彪、江青一伙就策划胡编了贺龙在1933年“通敌叛变”的事。有关此事的实际情况是:1933年,蒋介石派遣重兵围剿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和红三军(1931年由红二军团缩编的,1934年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军团时期,贺龙任军团指挥,红三军时期,贺龙任红三军军长卅,另一方面又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游说和策反,进行收买。贺龙识破了熊贡卿的阴谋,便报告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请示分局批准杀掉熊贡卿这个反动政客。中央分局同意贺龙的意见。当熊贡卿来到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后,贺龙从熊的口中了解一些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之后,将熊贡卿处决了。为此,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有关这件事,在中央档案馆有案可查。可是林彪、江青一伙竟然颠倒黑白,把此事作为诬陷贺龙“通敌叛变的依据”。


贺龙被残酷迫害致死


贺龙、薛明夫妇在被监禁期间,受到百般折磨和摧残。贺龙患有糖尿病,吃的是盐水煮白菜、掺沙子的米饭。饮水不够吃,薛明只好接点雨水补充,自己带来的药物也被搜走。由于缺乏营养,又不给药物治疗,直到贺龙病情失去控制的1969年6月8日,在薛明的再三要求下才给他做检查,9日上午才送医院。由于生活上受虐待,精神上遭摧残,他于当天下午呈毙砭屠肟巳思洌蹦?3岁。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南昌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几十年来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贺龙元帅,竟然冤死在混进革命内部的奸贼手里,可悲!可叹!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诬陷贺龙元帅的同时,由于许光达大将1930年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1931年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时又任该军的团长等关系,1967年1月,林彪一伙又诬陷许光达是所谓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他残酷迫害,使其受尽折磨。就在贺龙元帅1969年6月9日含冤而死的前几天,许光达大将在6月3日已含冤死去,时年61岁。1977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同志恢复名誉,并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粟裕大将出席仪式并讲了话。




党中央为贺龙同志平反昭雪


1973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错整了贺龙,我要负责呢。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时,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从医院赶去参加,仪式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周总理说: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


由于当时江青、康生一伙还在台上,对贺龙同志的平反不够彻底。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43号文件,彻底为贺龙同志平反昭雪。



贺龙死后叶群继续迫害其夫人薛明


贺龙同志被迫害致死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叶群仍在继续迫害贺龙夫人薛明,因为薛明在延安时期就知道叶群有政治历史问题,也曾向有关组织方面作了反映。1980年12月6日,特别法庭在庭审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吴法宪时,他供述:“我了解薛明知道叶群的历史,因为叶群的历史有假。把薛明弄到远的地方去是为防止有人向她调查。”吴法宪还供认:“叶群怕薛明揭露她的问题,要把薛明送到贵州一个偏僻地方监护起来,我叫王飞(注:林彪死党,时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送薛明到贵州空军一个农场,我吩咐王飞不许薛明乱说乱动,不准她胡说八道,把其监护起来。”然后法庭上宣读、投影了原“贺龙专案组”副组长笔记本摘录,其中记载:“1969年11月8日晚,吴(法宪)、邱(会作)二位副总长当面交待,薛明送贵州空军干校去监护(暗中监督之意),不准她写信、乱活动,注意不要让她跑掉或死掉。”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很关心薛明的下落,并指示各有关方面一定得找到薛明。最后终于在贵州找到了薛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派去的人把薛明接回了北京。周总理对薛明说,贺龙同志遭受迫害你一直在他身边,你把它写出来,向党向人民报告。后来薛明写了《向党向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许多看过此书的人都感到心情沉重。


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贺龙与共和国元帅》(顾永忠著),叙述了贺龙南征北战的戎马一生,再现了贺龙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共和国元帅共同革命、并肩战斗的一些经历,展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同时也披露了贺龙与林彪结怨的一些内情。


贺龙对林彪婚恋的态度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县人,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部部长,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说:“贺龙司令员来看望我们来了!”高岗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贺龙的来意,有点拘束,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贺龙点点头与薛明握手,说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高岗说:“薛明,贺老总问什么情况,你就如实汇报!”


贺龙问:“听说你和叶群是朋友?”薛明点头答道:“是朋友,但现在来往不多了!”


贺龙从薛明回答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提高声音说:“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应该拿出做朋友的样子来。”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问:“怎么了?”贺龙说:“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吆。”“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给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薛明肯定地说:“不对!”贺龙接着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贺龙笑着说:“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做得不错。”


高岗接过话茬说:“这里的工作也搞得不错么。薛明,把你的工作汇报汇报。”于是,薛明汇报了延安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王丕年招待大家吃了午饭。临别时,贺龙对薛明说:“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答道:“离天津很近,霸县胜坊镇人,在天津上学。”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高岗语带双关地对薛明说:“熟悉了,以后可以常去老总那里看看吆!”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结婚。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激烈的冲突。


叶群,原名叫叶敬宜,后改名叶瑾,福建省福州市人。与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戚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她们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叶瑾改名为叶群。1942年与从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林彪原先有两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办娶了一房妻室,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林彪就离家了;林彪在长征到延安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认识一个女学员叫刘新民(后改名刘梅),他们结婚后,1938年冬林彪去苏联养病,刘梅陪同前往,他们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了。林彪1942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认识了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叶群,同年7月1日两人结婚,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县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本来想好好劝说叶群主动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向组织讲清楚,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叶群一见王鹤寿,装得更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嚷道:“她说我好多坏话,造谣。”


薛明理直气壮地说:“不是造谣,我这里写了揭发材料,都有哪些问题,请组织上看。”说罢把材料交给了王鹤寿。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信,慎重地对薛明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常委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贺龙夜见林彪


1966年9月10日上午,贺龙从家中坐车直奔人民大会堂,在东门下得车来,来到浙江厅。他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意见”的指示,来拜访林彪,征求意见的。


由于毛家湾的房子要进行整修,林彪于8月上旬搬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暂住。浙江厅是一个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方形大厅,顾名思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浙江省代表团开会的地方。林彪住进来后,由于他怕风、怕光、怕水、怕出汗,对大厅重新作了布置:地毯是浅绿色的,沙发是浅绿色的,房间四周的帷幕也是浅绿色的,整个大厅全是浅绿色的。平时只开几盏小灯,厅内光线暗淡。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贺龙走进浙江厅,由于里面光线晦暗,一时不太适应。林彪走上前去同贺龙握手,贺龙见林彪由于怕见阳光,整天在阴暗的地方生活,脸色苍白得吓人,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过去对林彪怕光、怕水、怕风早有耳闻,今日亲眼所见,想不到他竟怕到这种地步。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工作人员给贺龙送上一杯茶水立即退了出去,会客厅只有林彪同贺龙两人。寒暄过后,贺龙把来意说明,他诚恳地说:


“林总,我今天来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林彪假惺惺地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


“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贺龙坚持想听听林彪的意见。


沉默了一会儿,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却有明显的威胁性,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寥寥数语,把他对贺龙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清二楚:你贺龙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小;如果反对我,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大。一句话,你的问题大小,全在你对我林彪的态度。


林彪既然已把问题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贺龙自然要给予明确的回答。他想起过去毛泽东同他谈起对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罗瑞卿,现在又指使吴法宪等人搞阴谋,搞到了自己的头上,我岂能同你这种搞阴谋诡计的卑鄙之徒同流合污!贺龙笑了笑,坦然地说:


“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同样短短数语,但把贺龙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拥护毛泽东那种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胸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贺龙的话,正气凛然,字字千钧,击中了林彪一直讳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红军困难的时候,曾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悲观。为此,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了他;在遵义会议后,林彪又提出毛泽东不会指挥军队,要别人代替;抗日战争开始,他又不表态支持毛泽东留兵保卫陕甘宁的主张……。每到革命转折关头,总是同毛泽东不合拍。所以,贺龙的话虽然没有点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由于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再也无话可讲,贺龙便从容起身告辞。


这次谈话,表面气氛相当平静,没有激烈的争论,但贺龙同林彪终于面对面地最后摊了牌。林彪本想通过他精心导演对贺龙的诬告,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下,迫使贺龙就范。岂知贺龙软硬不吃,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正气。此刻,林彪终于明白,要想让贺龙支持自己,跟他走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变本加厉地策划种种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


在林彪、江青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随后,又有晏章炎诬告贺龙历史上有企图“叛变投敌”的事。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把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诬陷贺龙的问题,包括所谓“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还煞有介事地拿出了“证据”,向大家展示。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9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转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