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北军张维玺投敌说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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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来,有人把西北军张维玺列为投敌将领,在此有不同看法。 首先,所谓张维玺投敌一说,是指1943年,位居国民党上将的他,从重庆去开封的事。然而,战后国民党政府确认的投敌高级将领名单中并没有他。第二,张维玺为解救被日军抓捕的父亲(张安然)和夫人,去开封会孙良诚(时任汪伪第二方面军司令。在西北军曾是张维玺的部下、同僚。),是和鹿钟麟商议后并经冯玉祥和蒋介石批准的。第三,“汪伪”以释放其父亲、夫人为交换条件,乘机通过孙良诚以欺骗和威逼手段(诸多资料中均有记载)任命他伪二方面军副司令,他一直没有受命。

近来,有人把西北军张维玺列为投敌将领,在此有不同看法。

首先,所谓张维玺投敌一说,是指1943年春,位居国民党上将的他,由重庆去开封的事。然而,战后国民党政府确认的投敌高级将领名单中并没有他。第二,张维玺为解后顾之忧,急救被日军抓捕已半年之久的父亲张安然和夫人王仲英,去开封会孙良诚(时任汪伪第二方面军司令。在西北军曾是张维玺的部下、同僚。),是和鹿钟麟商议后并经冯玉祥和蒋介石批准的。第三,“汪伪”乘人之危,以释放其父亲、夫人为条件,企图通过孙良诚的欺骗和威逼手段(诸多资料中均有记载)任命他伪二方面军副司令和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他一直没有受命。

1943年已是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1937年卢沟桥上,点燃抗日烈火并英勇牺牲的二十九军将士,全是原西北军的弟兄。六年来,日军靠其优良装备杀伤了无数中国士兵和老百姓。作为中国军人,张维玺早就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对日伪想要做的,绝不是什麽“受命”,而是“拼命”! 再者,当时他的家庭背景是;①1939年初,因五弟张维翰(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筑先纵队司令员)于原籍山东馆陶县杀汉奸张光斗,其子召集汉奸、伪军随日军报复性的将他们上百间住房的家院焚烧一空。多亏事先得到消息,全家60多口人连夜四处奔逃,才幸免遇难。②1942年秋,父亲和夫人在天津被日军抓捕。后移送至济南日军宪兵司令部,关押半年之久。③山东馆陶县南彦寺村,当时出了三个名人;范筑先(张维玺至交)、张维翰、张维玺。前二人是鲁西北抗日名将,张维玺是原西北军名将,时任国民党上将。由于日军受到当地抗日力量的顽强抵抗,早就将这个村列为重点报复对象。1943年2月20日,日伪军队终于采取行动,把村子包围,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53人被杀害,6人致残,25名妇女被强奸。开明地主、抗日粮秣员张寿山被绑在门板上活活烧死(后根据宋任穷同志指示,县政府将南彦寺村改为寿山寺村)。此时张维玺的父亲及夫人仍在济南宪兵司令部关押,显然危在旦夕。这也是导致张维玺开封救父的直接原因。

在国、共、西北军三方和鲁西北地区,张维玺堪称德高望重。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这也是他毕生追求的做人指标之一(参见张宣武将军文章,“西北军宿将张维玺事略”);张自忠将军是他的同乡,又曾是他的直属部下。荩忱为国捐躯前,枉负汉奸罪名之事,张维玺记忆犹新,全国唾骂之声尚余音绕耳;更何况,南彦寺村大屠杀后仅一个多月,父老乡亲血迹未干。于此国仇家恨之下,接受日伪任命,投靠夙敌,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时,蒋管区和日占区犬牙交错,离开封城不远就驻有汤恩伯的国民党部队。绝大部分伪军公开表示,只帮日军打共军不打国军。更奇怪的是,有些伪军的军饷甚至由国军发放。因此,国军和伪军(包括伪军中的日军顾问)那时的关系,在非战斗情况下如同一家,人际来往客客气气,仍以军衔、资历为上。

但张维玺和孙良诚关系并不融洽。1940年张维玺接80岁老父去成都避难。闻讯后,连冯玉祥、鹿钟麟都亲自到家中嘘寒问暖,一片深情。充分体现了老西北军的传统美德。然而,老人这次带病由济南出狱来开封,一直到去世后的葬礼,孙良诚竟然从不露面。西北军并肩征战三十年之久的同僚,寡情到如此地步,可见二人关系之一斑。孙良诚1942年投敌,张维玺一直不以为然。若非救父心切,不可能与之打交道。从军阶、资历、年岁上说,更不会听从他与日本顾问的摆布。至于“委任”一类的事情,对双方既无严肃性,更无约束性。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日伪妄图乘人之危对张维玺贸然委任,致使他大发雷霆。

伪二方面军司令部和绥靖公署皆在开封市内。张维玺从来不去。他以身体不佳为由,要孙良诚安排他及他的副官、警卫队一行人到城外的“干训团”(开封市宋门外圣母院旧址)常驻。同时,他把父亲也安顿在那里治病,每天形影不离,唯恐再有不测。对此,孙良诚和绥靖公署的日本顾问井福少佐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诸多资料所说的;汪伪任命后,他“从未就任”、“位子一直空着”、“拒不受命”等,便是由此而来。

张维玺在开封期间,他那里经常有老家的人,提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给人的印象是走亲戚。但家人奇怪的是,有些“亲戚”说得虽是老家话,但很面生。抗战胜利后才明白,他们原来是老五张维翰的部下,奉命由鲁西北来开封购买抗日根据地医药器材的。

还发生一件事;张维玺和时任苏、鲁、豫、皖边区司令的汤恩伯联系(是否重庆方面安排,不得而知。)让其谍报人员以教官身份到干训团工作,这些人秘密携带电台,实际为搜集日伪情报而来。孙良诚虽有觉察,睁一眼闭一眼也不敢说什麽。直到日本人侦测到电台位置后,才令孙良诚问张维玺是怎麽回事。他假装调查一番后,说是做生意,试图不了了之。最后,日本顾问还是坚持让这些教官离开开封,但碍于张维玺的面子,未敢采取激烈行动。

此阶段,张维玺没有马上返回重庆的原因有三;1,他孝心甚重。父亲刚从济南释放至开封,半年多来日军的折磨和惊吓,使老人(当时已83岁高龄)病的很厉害,再经不起旅途折腾,必须就地治疗(后病重不治,终在开封去世。)。2,夫人回天津家中需要时间重新安置,尽快躲避起来,防备二次被日军抓捕,再成为他的后顾之忧。3,已有消息,五弟张维翰于当年10月由鲁西北赴延安。上级令他做二哥张维玺的工作,争取到延安参加抗日(1926年“五原誓师”前后,小平同志在西北军任职,曾和张维玺打过交道,对其为人有所了解。)。另外,蒋介石和冯玉祥矛盾日渐突出,在重庆的原西北军将领“清闲”者多,他正好有时间处理家事。

张维玺的父亲于1944年秋去世,按风俗,灵柩停放一段时间后运回老家下葬(当时停放在开封城隍庙)。此时的张维玺已无后顾之忧。准备马上返回重庆或去延安。同时,日伪也预感他要离去。开始对其严密监视。

1944年11月孙良诚调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所部将换防至扬州、泰州、盐城一带。日伪劝说张维玺同去,遭其严词拒绝,他以“祀父”、“守孝”及“养病”为由,坚持留住开封。日本顾问图穷匕首见,竟派司令部特务团先行将张维玺“护送”至泰州,软禁于“白马庙”。

不久,家中得到噩耗,称他“暴疾病逝”于江苏泰州。时年55岁。

他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随从副官苗秀生(馆陶王桥人)扶灵柩自泰州归汴,曾含泪对张维玺的家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先生是让人下毒害死的!”。家已支离破碎,国正风雨飘摇,即便苗副官所言证据确凿,当时又能如何? 上述内容如有异议,欢迎商榷。附;张维玺简历,以供参考。


1,1928年4月16日,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第十三军军长。2,1930年4月,中原大战。任南路军总司令。3,1930年10月7日,蒋介石南京政府任其为军事参议院参议。授衔陆军中将。4,1935年被冯玉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召回南京。36年到“陆军大学特三期”受训。5,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南京政府去重庆。1939年陆大特三期毕业后,在重庆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兼贵阳军训部督练官。6,1939年初,原籍山东馆陶县住房百余间被汉奸、日军焚毁。1942年父亲张安然和张维玺的夫人在天津家中同时被日军拘捕,并押解至济南宪兵司令部,逼其召回张维玺和张维翰(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筑先纵队司令员)。张维玺本是有名孝子。对父亲的遭遇一再沉默后,于1943年请示冯玉祥,希望能出川亲自解救父亲和妻子。冯将军因不好做主,又请示了蒋介石。蒋说了句似是而非的话,“让他快去快回吧。”7, 张维玺首先想到的是,辖区济南驻扎开封时任汪伪第二方军司令的孙良诚。孙曾是他的部下、同僚。然而孙良诚虽帮他解救了父亲妻子,却又用欺骗手段逼其投敌并委任副司令(当时的戏剧性场面,有关资料中曾有记载)。面对国恨家仇,他拒不受命。但考虑到父亲和妻子的安全尚未确认,也没有立刻返回重庆,暂于开封和孙良诚周旋。此时,我延安党中央已决定派张维翰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到延安抗日。关键时刻,家中突然得到通知,张维玺“病逝”江苏泰州。时年55岁。



本文内容于 2008-4-3 23:38:25 被pmz820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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