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9团]迈向毁灭的动员制——动员制对一战爆发的责任

关于一战的原因,主要观点包括:均势和现实政治的僵化、军备竞赛、秘密外交等等,而基辛格等人认为动员制对于战争的爆发和日后的空前规模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进入20世纪,欧洲列强的军事部门都在考虑如何打赢下一场战争并认真制订作战计划。考虑到法俄和德奥两大集团的存在,这场潜在的战争肯定是一场多边战争。如果它不是的话,列强的军事部门也会绞尽脑汁让战争多边化,而动员成了这个目标的最好催化剂。军事部门有责任将其军事意图向文官政府说明,特别是外交部门。但从1892年法俄结盟开始,两大集团的参谋部就在蓄意将潜在战争完全纳入自身预想,快速完成动员将使战争企图暴露无疑,而外交行动需耐心和旷日谈判,显然军事部门通过动员制达到主导政府意志的目的。


以下是基辛格文章的摘录:


1892年法俄谈判军事同盟类谈判主要是讨论“开战原因(casus belli)”,即敌对国有哪一种行动时,结盟的各国有义务投入战争。通常这几乎一定是取决于哪一方被视为率先挑起敌意。一八九二年五月,俄国谈判代表军务大臣欧布鲁契夫(Adjutant General Nikolai Obruchev)致函外相吉尔斯,说明传统确立“开战原因”的作法,已被现代科技所取代的原因。欧布鲁契夫说,现在的症结在于谁先动员,而不是谁先开第一枪:“动员之行为不得再视为和平行动;反而它代表最确切之战争行为。”迟不动员的一方将失去结盟的优势,使敌人得以将对手各个击破。因此全体盟国必须同时动员成为欧洲各国领袖的第一要务,使重大的外交活动全以此为重心。结盟的目的不再是保证在开战后能获得支援,而是保证各盟国能与敌国同样快速的动员,甚至于比敌国快一步。当如此建构的同盟相互对峙时,一旦以动员为要挟便无法回头,因为半途中止动员的后果比根本没有开始更不堪设想。若有一方先停手,另一方却继续,则优劣的差距会一天大于一天。若双方有意同时休兵,但技术上很难办到,几乎必然是外交人员尚未有定论,动员便早已完成。这种自寻死路的作法使“开战原因”不再受政治因素所左右。每一个危机都可能升级为战争,即决定动员,而每一次战争都必然会走向全面化。欧布鲁契夫不但不对危机可能自动升级感到忧虑,反而表示热切欢迎。他最不愿见到的就是局部冲突。因为,德国即使不涉人俄、奥间的战争,也必然会在战后现身,掌控谋和的条件。在他想象中,这正是俾斯麦在柏林会议上的作法:“我国外交切不可仰仗单独与德、奥、土等国相对立。柏林会议就此点对我国已提供足够的教训,我们也从而得知应以何国为最危险之敌人——是直接与我交战者,抑或伺我国势趋弱再主控和平条件者?”欧布鲁契夫认为,务必让每一场战争都变成全面大战,才符合俄国的利益。而与法国结成完整的同盟,对俄国好处便在于可防止发生局部战争:“每逢欧战发生伊始,外交人士总迫不及待将之局部化,尽量缩小其影响。然以今日欧陆武装及动员之情形,俄罗斯对任何战争之局部化须持特别怀疑之态度,因其将不必要地今尚隐身于幕后踌躇不前之敌国及犹豫不决之盟国,增加其可能之选择。”


换言之,为特定目标进行防御性战争有违俄国的国家利益。要打仗就一定是全面大战,而军方参谋人员不让政治领袖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一旦卷入战争,除全军倾巢而出,同时与两方邻国交战外,别无他法。至于全体武装人员均全面备战,他种战事均不考虑,唯取最决战性战事,即决定欧洲列强长远未来相对政治地位尤指俄、德地位之战争。”无论引起战争的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原因,只要打仗就一定是全面的;即使一开始只有一个邻国介入,俄罗斯也务必要把另一邻国拉进来。其军事参谋人员宁愿同时与德国及奥匈帝国作战而不愿各个击破,令人匪夷所思。法俄一八九四年一月四日签署了实现欧布鲁契夫构想的军事协定,双方同意若三国同盟的任一国,无论因何种原因而动员,则法俄也将一起动员。迈向毁灭的战争机制至此可谓大功告成。例如,德国的盟国意大利若因萨瓦而对法动员,俄罗斯便须对德动员;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动员,法国现在也有义务对德动员。至于几乎必然在某时某刻会有某国因某种原因而动员,爆发全面大战只是迟早的事,因为只要有一个大国发动一次动员,就足以启动让全体陷入战争的毁灭机制。至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明白,现在各国投人的是赌注最大的赌局。吉尔斯问:“助法摧毁德国于我有何好处?”沙皇答:“我国之好处为今日德国将消失,将如过往四分五裂为众多弱小邦国。”德国也抱持同样好大喜功却不具体明确的作战目标。多次化解冲突的欧洲均势如今却转变为决一死战,然而主其事者没有一人能够解释,有什么正当理由或为了什么政治目标而须挑起战端,赶尽杀绝。


几乎就在欧布鲁契夫谈判法俄军事协定之际,俄国参谋人员所提出的理论便被德国军方运用在实际作战计划中。而以德国人设想之周到,将领们更把动员的观念推展到极致。德军参谋总长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对动员时间表的沉迷不下于俄、法的军事首长。但法俄将领谈判的重点是在何种情况下必须动员,而施里芬着重的却是如何实际动员。施里芬不愿受反复无常的政治环境所左右,便设法设计了万无一失的动员计划,以便德国摆脱被包围的可怕情势。俾斯麦的后继者放弃了他复杂的外交运作,施里芬同样也扬弃一八六四到一八七○年间,为俾斯麦三次速战速决赢得胜利的军事功臣毛奇(Helmuth von Moltke)的战略概念。毛奇所规划的战略为俾斯麦最害怕的反德联盟,留有一个政治解决的机会。万一必须两面作战,他打算将德军分为大致相等的东西两部分,潜在两方面都采取守势。法国的主要目标在收复阿尔萨斯及洛林,因此法军一定会进攻。若德国能击败法国的攻势,那法国就不得不考虑妥协求和。毛奇特别警告不可将战线延伸到巴黎,自法俄战争所得到的教训告诉他,一面围攻敌人的首都,一面想议和是极其困难的。他对东面作战也主张同样的战略,即先瓦解俄军的攻势,然后把俄军击退至战略上的安全距离外,然后再提议谈和。不论东西两边哪一边先获胜,都可以转向支援另一边作战。如此安排之下,战争的规模死伤与透过政治解决,将可保持某种平衡。但正如俾斯麦的后继者,对他那交错复杂的联盟关系混沌不明而感到不安一样,施里芬对毛奇的计划也不以为然,因为这个计划把军事主动权交到德国的敌人手里。他也不赞成毛奇不求完全胜利而倾向于政治妥协。他决心以实际上等于无条件投降为目标,拟定了详尽的计划,打算速战速决先赢得一边的胜利,再倾全力对付另一边的敌人,以求在两面战线都获得胜负分明的结果。基于在东面不易进行速战速决的战斗,因俄罗斯动员的步调缓慢,可能要长达六周,加以俄国幅员又大,施里芬决定趁俄军尚未动员完成之际,先摧毁法军。为包抄法国在德国边境的强大防御工事,他想出违反比利时中立的办法,将德国大军绕行经过比国境内。他打算占领巴黎,自后方诱击驻守边界要塞的法军。在东面德军则采守势。这个计划既欠考虑也不够高明。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若比利时遭侵袭英一定会参战,德皇与德军参谋人员似乎完全没想到这一点。施里芬在一八九二年完成此一作战计划后,二十年间德国领袖不断向英国提议,希望获得英国首肯,在欧陆发生战争时能给予支持,至少是保持中立,这一切努力在德军如此计划之下都等于白费了。英国最义无反顾、势在必行的参战理由便是为维护低地国家的独立。在对抗路易十四及拿破仑的战争中,英国的表现已足以证明其坚定的立场。英国一旦参战就一定会奋战到底,即使法国被打败也一样。施里芬的计划便也未为失败预留余地。若德国未能摧毁法军,这不无可能,因为法国有以巴黎为中心的放射状铁路公路系统,德军却须步行翻山越岭,走过路线很糟的乡间。因此在假途比利时使政治解决的后路已断后,德国可能被迫采取毛奇的东西两面都采守势的战略。俾斯麦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于避兔两面作战,毛奇的战略目标则在限制两面作战的规模,施里芬却坚持毫无保留地在两面同时作战。最可能引起冲突的地方是东欧,但德国驻军却着重于对付法国,于是俾斯麦最害怕的问题:“要两面作战怎么办?”到施里芬手里则成了:“不两面作战怎么办?”若巴尔于发生战事时法国宣布中立,德国或许会面临法国在俄罗斯动员完毕后对德宣战,这是欧布鲁契夫在东欧这一边已说朗过的。另一方面,若德国忽略法国宣布中立一事,施里芬的计划将使德国为攻打来宣战的法国而攻击非交战国的比利时,又会令德国的处境难堪。因此他不得不找个着法国保持旁观时攻打法国的借口。他订出令人难以接受的标准,作为德国承认法国中立的依据。法国必须同意将主要军事据点之一割让给德国,德国才承认法国为中立,这等于是要法国放弃大国的地位,任德国摆布。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以生命为一九○八年奥地利轻率并吞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纳付出代价。就连他被刺杀的经过也与奥地利解体过程同样地荒谬与悲哀。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刺客首次企图暗杀斐迪南失败,却误伤其座车司机。斐迪南前往总督官邸,责怪奥地利官员安全措施不当后,由夫人陪同,决定转往医院探视受伤的司机。此次为他们驾车的司机转错一个弯,在倒车转向时正好停在那名刺客面前,他因前次任务失败正在路边咖啡馆里借酒浇愁,不意竟碰上这天赐良机,这一次他再也不会失手了。原本可说完全是意外的星星之火,因希腊悲剧式的命运而燃烧为燎原之火。由于大公的夫人非贵族出身,欧洲各王国没有一位国君参加丧礼。假设各国国王曾聚集一堂,有机会交换意见,或许就不致于在数天后轻言宣战,毕竟引起战端的仅是一桩恐怖分子的阴谋。然而自种种迹象看来,即使有皇家巨头的集会,也无法阻止奥地利点燃德皇迫不及待递上的导火线。德皇未忘前一年许下的诺言,在奥国下一次遭遇危机时将援手,于是在七月五日邀奥国大使午宴,促奥国速向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七月六日贝斯曼?霍尔威格确认德皇的誓言:“奥须判断应如何廓清其与塞尔维亚之关系;无论奥之决定为何,均可确定德必为其盟友后盾。”奥地利终于得到渴望多时的无限保证,以及可能让它真正用上这保证的情势。威廉二世不改一贯作风,对自己逞一时之勇会引起什么后果全不在意,到挪威峡湾地带航海去了(这是在无线电发明之前)。他心中究竟作何打算不得而知,但他显然未料到会发生欧洲大战。德皇与其首相的盘算不外是,俄罗斯尚未准备好应战,只能旁观塞尔维亚受辱,就如一九○八年时的情形。总之他俩相信以德国现在的地位与俄国摊牌,比几年后要有利得多。


德国领袖们始终保持错估潜在敌人心理的纪录,这一次跟当年大事筹建海军欲迫使英国就范,或扬言为摩洛哥而战以孤立法国时的想法一样,以为大好机会又来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奥地利获胜可使俄国对三国协约的期待破灭,让德国得以突破越来越紧密的包围,因此便忽略法国,他们认为与法国谋和是绝无可能,对英国的调停也避之唯恐不及,以兔坏了他们获得最后胜利的好事。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若战争出乎一切预料居然爆发了,英国会保持中立,要不便是想要介入时已太迟。但俄国外相萨索诺夫(Serge Sazonov)在战争一爆发时,曾说明俄国这一次不再退缩的原因:“自克里米亚战争后,对奥国于我之感受,我国已不存任何幻想。自奥于巴尔于施行其蚕食鲸吞政策,冀望借以扶持其摇摇欲坠之统治起,两国关系使每况愈下。然我国勉力顺应现实,直至迹象渐趋明显,其巴尔干政策有德国为依恃,且获得柏林之鼓励。”俄罗斯认为德国是有意屈辱俄国在巴尔干最可靠的盟友塞尔维亚,目的在打击俄国在斯拉夫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觉得必须加以反抗。萨索诺夫曾写下这么一段话:“显而易见,我方须应对者并非某位识见短浅之内阁大臣,自行负责且自担风险所做之草率决定,而是苦心积虑筹划而来,并经德国政府悉心协助完成之计划,且若无其首肯与保证,奥匈帝国绝不致冒险加以执行。”另一位俄国外交官,后来也曾对俾斯麦时代与威廉二世时代,德国有多么的不同,表示感慨万千:“因德对奥匈深入巴尔干之政策大力鼓动,加以建立德意志化‘中欧’此一华而不实之泛德思想,大战之爆发实不足为奇。俾斯麦当年此种情况绝无可能发生。而事实是德国经常地野心勃勃,企图达成比俾斯麦更伟大之成就,却缺乏俾斯麦之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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