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汉朝统治指导思想之转变

公元前206年,秦朝的残暴统治终于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覆灭。推翻秦朝的武装力量开始互相兼并,经过残酷的战争,最后刘邦击败项羽,登基称帝,建国号为“汉”,定都长安(今天的陕西西安市),史称西汉。汉初实行某些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建设的政策:减轻赋税和徭役,劝民归农,奖励农桑,紧缩财政开支,注意经济储备。同时仍然坚持了秦朝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至汉文帝/景帝统治时期,逐步削除了诸侯王的割据势力,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号称“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连续对长期威胁北方边境的匈奴用兵,国力大为扩张。但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昭帝、宣帝、元帝虽然采取过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但已经无法挽回颓势。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夺皇位,建立国号为“新”的皇朝。但王莽鲁莽而混乱的施行各项变法,导致社会秩序全面混乱,公元23年被绿林、赤眉起义军所推翻。



公元25年,原汉王朝皇室远房后裔刘秀称帝,逐步镇压农民武装,重新建立汉朝的统治。因其建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时期各地方豪强势力膨胀,朝廷内部则发生宦官专政、朝官党争,社会矛盾又趋尖锐。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这次其一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东汉皇朝也名存实亡,政权被军阀所控制,至公元220年被曹操的儿子曹丕以所谓的“禅让”方式废除。



经过长期的战乱,西汉初年的经济凋敝,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民间基本没有储蓄,就连皇帝也凑不齐同样颜色的4匹马拉车。“而将相或乘牛车”。鉴于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以及现实情况的需要,西汉初期的六十多年间,刘邦以及吕后、文帝、景帝等,都主张以黄老思想为指导,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与民修养的政策。



黄老学派是在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假托黄帝、老子为其创始人的学派,具有儒、道、法相结合的特点。基本内容主要是:一)以道统法,无为而治。


黄老学派认为最高的规则是“天道”,而“道”的基本内容又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是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施行统治。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安民而非扰民,法律的作用在于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西汉初年的著作《淮南子》强烈批评与“无为”相对立的“有为”,认为“有为”就是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是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因此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停止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项目,对外尽量避免战争,对内节省朝廷开支,从而有可能实行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



二是约法省禁,刑不厌轻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总结秦朝仅仅十几年就亡国的教训,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秦法过于繁密和严酷,对人民过于压制。而黄老学派认为,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自然的“道”,所谓“道生法”,并非简单的帝王压迫臣民的工具,汉文帝认为法律是“禁暴”而保护人民的。针对秦请罪重罚的思想,提出刑不厌轻、罚不患薄的思想,并且法律的内容尽可能简单易懂,便于官民了解,利于先教后刑。在约法禁省的指导思想下,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了秦《夹书律》,私人保存儒家经典不再算犯法。高后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以及“复驰商贾之律”。文帝元年(前179年)“除收孥相坐律”;特别是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废除了肉刑。



三是重视明法修身。



《淮南子》提出,执法要公正无私,君主必须带头守法,这样可以使得“君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务致其公也”。黄老学派强调国君一举一动必须遵循法律,国家的繁荣衰败取决于国君的道德品性,所以国君必须依法办事,自觉守法。




而到了西汉初年至武帝初年,中央政权日益巩固,整个中国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朝廷政治不再满足于汉初那种“无为”的黄老思想,希望能够有一种能够扩张进取的积极的政治学说来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应时改造儒家理论,并建议朝廷“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儒家思想随之逐渐成为朝廷倡导的官学,成为主流学派,对于以后个朝代的法律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董仲舒改造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法自君出、王者法天的神权思想。



正统法律思想认为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皇权不受任何世俗限制,公开鼓吹天子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世的,“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在神权思想的解释下,皇权被神秘化,皇帝成为人与天的中介,可以代天行赏,代天行罚。皇帝的至尊地位,使法律对于任何侵犯皇权的言行都视为大逆不道的罪行,规定了最高规格的惩罚。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董仲舒则利用神权使得这种权威合法化。




二是: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的教化思想



该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主张以教化为主要的手段,以法律制裁为辅助手段来维护伦理道德,实现统治。董仲舒认为,从天道上讲,天地万物,以阴阳转化为大,阳主生,阴主杀;相应的就人间统治而言,教化为德,德为阳,刑罚为杀,刑为阴。所以人间统治方式也应该“大德而小刑”。其次,从人性上讲,根据人性善恶的多少,人可以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指不经过教化便可以从善,这种人是极少数;“中人之性”,指身兼善恶两性,经过教化可以成为善者,此种人为大多数;“斗莦之性”,指恶性顽固不化,必须运用刑罚,这种人是少数。因此,统治者以教化为主,实行“德多而刑少”,同时,刑不可废。



三是: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



董仲舒等将礼教所体现的等级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如确立皇帝的至高无上,保护官僚的特权,承认同罪不同罚的准则,由此形成了礼律融合、法有等差的思想体系。“三纲五常”既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认为属于“阳”的是君、父、夫居主导地位,而属于“阴”的臣、子、妻则处于从属地位,前者是后者的绝对统治者,这种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永远不会改变。这样,三纲五常既是社会的道德准则,又是社会的立法的根本原则。就是这个简单的信条,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社会生活,在中国人的生命中烙上了儒家重重的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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