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共”列车上钱大钧两“请”陈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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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tiexue.net/pics/2008_3_11_97258_6997258.jpg[/img] 陈赓大将,曾任八路军386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除了他传奇般的经历外,他的风趣幽默、睿智机敏,也为人们所赞赏。可以说,陈赓走到哪里,不仅把胜利带到哪里,还把轻松的笑声和幽默带到哪里。他与陈锡联将军从战友、同志到结为连襟,也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1 “吓唬”周师长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时,陈赓在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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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曾任八路军386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除了他传奇般的经历外,他的风趣幽默、睿智机敏,也为人们所赞赏。可以说,陈赓走到哪里,不仅把胜利带到哪里,还把轻松的笑声和幽默带到哪里。他与陈锡联将军从战友、同志到结为连襟,也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1


“吓唬”周师长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时,陈赓在贺龙第20军3师任营长,而3师师长就是周逸群。


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在潮汕一带被优势的钱大钧部打败,溃不成军,将士多数被打散了。在掩护部队后撤中,陈赓负了伤,在卢冬生的扶助下,两人死里逃生,辗转到了香港。然后,陈赓决定到上海去找党组织。卢冬生和一位工人把他抬进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


这时,陈赓身上只有20块钱,虽然买到了船票,但只能和卢冬生呆在货舱里。这班船从香港开出,先绕道到汕头港装货。这是起义军失败后从香港到汕头的第一条船,汕头还在戒严,一派杀气腾腾。船靠岸后,3师师长周逸群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腋下夹着一领烂席子,混在乘客中也急匆匆地上了船。原来他被国民党军俘虏后没被认出来,又逃了出来,汕头一家慈善团体给了他一张船票。一上船,他也往货舱里钻,面向船舱壁,然后侧身躺下,可还不放心,又把破席子从头到脚严严实实盖了起来。谁知他进货舱时,被正躺在船舱看报纸的陈赓发现,他非常高兴,但没吭声,而是用报纸遮住面孔,决意与师长开个玩笑。待周逸群刚躺下,陈赓突然说道:“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


周逸群吓了一跳,忙拉下席子,可仔细一想,这声音好熟悉啊,立刻听出是陈赓的腔调!


“啊,是你这个鬼呀!”


战友相逢,两人好不高兴。就这样,他们乘同一班船,到了上海找到了党中央。


2


“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


1928年前后,上海有一位叫王庸的年轻人,气度不凡,出手大方,而且为人热情,善于交际,别说三教九流,就是租界巡捕房中的大小巡捕和特务都与他交往密切。


一次,由于叛徒告密,特务和巡捕突然包围了位于法租界内的一家戏院,一批共产党员正在里边开会,特务们正准备分头行动,王先生恰好路过此地,特务和巡捕连忙同他打招呼。


“你们忙啥呢?”他问道。


一名特务在他耳边悄悄说:“王先生,瞧我们抓共产党吧!”


王先生立即露出好奇的神情:“抓共产党,太好了,弟兄们,算我一个!信不信得过我?”


“好啊!”特务们一听,纷纷嚷道,“王先生,走,同去,同去。”


在分头行动时,王先生主动提出说:“这个出口我来把守。”


特务们都翘起大拇指说:“王先生有胆量,那我们不奉陪了啊。”


有个特务还叮嘱了一句:“王先生,当心些,共产党很厉害的。不行了,就喊我们帮忙!”


“放心吧,抓住了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王先生说。


“没问题!”


可是当特务们冲进去后,所有的共产党都不见了,他们扑了个大空。


原来,这位王先生就是中共特科二科科长陈赓。许多被包围的共产党员,就是通过他“把守”的这个出口平安撤离了。


3


“剿共”列车上钱大钧两“请”陈赓


1933年3月,陈赓从鄂豫皖辗转到上海治疗腿伤时,意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过党组织的大力营救,一个多月后,他又逃出了南京,旋即被派往江西红色苏区瑞金。


这次他去江西是坐火车去的。这些年他在国共高层“混”,到处是熟人,认识他的人不少。谁知这次火车行经徐州停车时,他走出车厢换换气,在站台上转了转,突然发现在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了一节专用的花车,再定睛一看,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他不禁大吃一惊: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黄埔军校副教育长钱大钧!而钱大钧不仅认识他,两人还相当熟悉。陈赓赶紧把帽子一拉,低头上了火车。


当火车离开徐州后,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出现在陈赓面前,“陈先生,长官有请。”


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被他看到了,但还是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


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


陈赓只得去了。原来钱大钧正被派往江西前线去“围剿”红军,两人竟然是在同一列火车去同一个战场。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就叫副官跟上了你。”


陈赓也不辩护,坐了下来。钱大钧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


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


钱大钧哪会相信他,前一段时间他被俘后又逃跑的消息早就在各大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他望着陈赓又问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也就索性与他闲聊起来。火车飞驰着,聊了一阵,陈赓说:“我要下车了,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


钱大钧也没有强留他,陈赓便走开了。


火车到了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时,他又迅速登上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沿拉得低低地坐下。谁知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下车啊,长官请你。”


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结果,钱大钧还请他在车上吃了餐饭。两人谈起黄埔往事,倒是悠闲得很。过了几站,钱大钧说:“你有事,你就走吧,我不拦你。”


陈赓即起身告辞。陈赓走后,副官立即说:“钱长官,你怎么放他走啊?”


钱大钧说:“我在黄埔军校教过他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义。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是名声在外,老蒋都奈何不了他,我若抓捕他,不是自找个烫手山芋,还不被黄埔师生骂死啊!”


就这样,陈赓顺利前往江西,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了。


4


“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5年6月13日,为了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总政治部在四川懋功的一天主教堂举行干部联欢会,会后进行大会餐。


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将领们每8个人一组,围坐在桌前,菜端上来了,每桌满满的4大碗菜,可这毕竟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盛大宴会”呀!一会儿工夫,如风卷残云一般,每个桌上的菜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大家舔舔嘴唇,心有不甘地往其它桌上瞧瞧,结果,发现所有的“战场”都被扫荡一空后,大厅里充满了笑声。这时,干部团团长陈赓突然站了起来,拍拍肚子,摇晃着脑袋说:“不过瘾!不过瘾!”突然,他向大家作了个手势,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又做了个鬼脸,然后溜进了伙房。


正当大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猜测着这次他又想出了什么鬼点子时,只见他回来了,手中却变戏法似地“变”出了两大盘菜,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并炫耀似地高举着刚才他向炊事员“磨”来的“战利品”。大家先是愣了片刻,然后“哗”地一声,一拥而上,毫不客气地将陈赓围了起来,结果他的“战利品”被“缴获”过去了。


陈赓站在那儿,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他拍拍脑袋,一回头又跑了回去。不一会儿,他又举着两盘菜“昂首阔步”地走了出来:“瞧,这是什么?”


他话音刚落,几个“调皮王”冲上来又一个“奇袭”,他又被“缴了械”。


“哈哈,我成了跑堂的了!”陈赓只好又一次不甘心地向厨房走去,同志们都笑了。


尽管陈赓多次与黄埔同学在战场上兵戈相见,但是,他的敌方同学都说:“陈赓只讲主义,没有私仇。”


1936年2月底,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调集18个师的军队沿黄河阻拦,陈赓率领的红1师恰与黄埔同学、蒋介石的少将师长关麟征的25师遭遇。


在黄埔军校时,陈赓和关麟征为同班同学,但关为人傲慢,自命清高,陈赓很看不惯。一次出操,他趁教官不注意,使劲地向关麟征做大鬼脸,双眼还一睁一闭的,关麟征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想问又不敢,只好盯着看,看着看着,结果被陈赓滑稽的样子逗得忍俊不禁“扑哧”笑了出来,关麟征被教官打了嘴巴,气得咬牙切齿。事后,他找到陈赓问道:“好你个陈赓,一个劲地做鬼脸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害我嘴巴打得肿胀老半天的!”


“你不是自命清高吗?我就是让教官治理你一下。”陈赓淡然一笑。


关麟征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后来,黄埔军校的同学分成了国共两个阵营。这次两位昔日同学又在战场上兵戈相见,结果,红1师一个猛冲就攻占了关麟征部的阵地。陈赓特地给老同学打了一个电话:


“对不起呀,关麟征,你的那个部队被我陈赓消灭了。”


关麟征只好报以无奈的苦笑:“我是两次被你治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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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令安葬阵亡的黄埔校友


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第12兵团的司令官黄维和陈赓是同窗,副司令官胡琏是他在黄埔4期当连长时的本连学生,12兵团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也是黄埔第3期学生。在围歼战中,陈赓说:“能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争取他们,可以影响争取、瓦解敌军。”


在他向浍河南岸出击时,熊绶春14军的军参谋长梁岱被俘后,伪称是14军下属部队的书记,当时未被识破。当天下午,他被释放回去,临走时,有关部门交给他陈赓写的三封信,一封给兵团司令官黄维,一封给14军军长熊绶春,一封给第10师师长张用斌。


梁岱回去后,把信交给了熊绶春,信的大意说:如放下武器,就是生路,否则死路一条。熊绶春看过信,说:“不要理它!”并且,他当场把它和另外两封信都撕毁了。但他听到梁岱讲述被俘后受到的宽大待遇和解放军带给他的话,心理还是受到影响,产生一定的动摇情绪。过几天,14军一个被俘的排长又被陈赓释放回来,再次带来劝降信给熊绶春,限他24小时答复。熊看了信,不再把信撕掉,而是交给梁岱看,问他:“你看怎么办?”随后,又向梁岱探询:“像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被杀?”经过梁岱劝说,晓以利害,熊绶春就叫梁岱写了一封接受投降的复信,并请示如何行动,当天夜里交给那位获释带信的排长送给解放军。但在等到复信前,最后总攻就开始了。


结果,在激战中,熊绶春被击毙,梁岱则前后不到14天再次被俘。在被送往后方收容所的路上,他碰见一位骑马的解放军军官,戴着眼镜,后边跟着几个卫士。他高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梁岱答:“我是14军参谋长。”他又问道:“你们军长呢?”


梁说已经阵亡。他问:“尸体在哪里?”


梁告诉他在后边杨围子村里。他说:“你留下熊军长的卫士,我派人协同你们去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碑,让他家人好查。”


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上,立了个木牌,写有“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后来,梁岱才知道他碰到的那位骑马的军官,就是陈赓将军。


6


两陈合伙“骗”朱老总


在我军中,有兄弟将军,如王宏坤、王宏信,贺晋年、贺吉祥;有叔侄孙将军,如梁仁芥、梁兴初、梁必业;有外甥和舅舅将军,如索南旺堆少将和阿沛·阿旺晋美中将,而陈赓也创造了一个佳话,那就是连襟将军。和陈赓组成连襟将军的,就是上将陈锡联。


陈赓和陈锡联相识,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时期。当时陈赓是红12师师长,陈锡联是红10师的一个连长。尽管级别相差很大,但两人很对脾气。陈赓喜欢开玩笑,而陈锡联则比较老实,常常是被耍对象;陈赓开玩笑,有时“大得没边”,惹得对方生气,但陈锡联却不同:被耍了,过火了,也不生气。因此,这连长和师长虽然各在一个师却竟成了“铁哥们”一对。


1943年8月,二陈都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个人在一个班,一个支部,亲热得不得了。在学习之余,陈赓带着“小弟”四处乱逛,今天“拜见”毛泽东主席,明天到朱德总司令家串门。其中,他们去得最多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家。这不仅仅是朱老总对下属很宽厚,关键是他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吸引了这两“哥儿们”。


朱老总窑洞前的那棵苹果树,又大又茂盛,树上还结满了好多苹果。一到窑洞前,陈赓就对陈锡联说:“小弟,你先去敲门。”结果陈锡联去敲门时,他就在树下用木棍或石块“咚咚哐哐”一个劲地敲打树上的苹果。等把苹果打得满地后,他才去敲门。一进屋,见罢朱老总,他就笑着惊讶地大喊:“哎呀,锡联老弟呀,你也在老总这儿啊!”


“啊,大哥你也来了啊!”陈锡联也巧妙地“回应”着。


在老总家谈完话,老总总是把他们送出门,这时,陈赓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喊:“老总啊!树下掉了好多果子呢!”


朱老总一听,就说:“既然掉下来了,你们就捡去吃吧。”


陈赓就回道:“那我们就不客气呀!”说着就弯腰往口袋里装,陈锡联见状也跟着装,结果,两人把身上的口袋都装满了,才与朱老总告别:“我们回去了。”朱老总又与他们一一握手,叮嘱几句“好好学习”才让他们走。回去后,“哥儿俩”口袋的苹果能吃上好几天。陈赓常常边吃边说:“弟弟呀,总司令那儿好骗啊,下次去,换个口袋还大点的衣服。”


“好。下次我穿棉袄子去。”“弟弟”应道。


结果,一次二陈所在的第3支部书记陈其涵在和总司令谈话时,忍不住“告密”说:“老总,二陈每次去你那儿串门,其实呀,就是为了偷你家门前树上的苹果吃。”


朱德哈哈大笑,说:“陈赓这点伎俩,还蒙得住我?偷就偷点吧,反正我也吃不完!”


当陈其涵把信息反馈给这“哥儿俩”时,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以后再也不敢去串门了。直到苹果都全落光了后,这“哥儿俩”才碰上朱老总,两人一叫“老总”敬礼,朱德说:“陈赓,锡联,后来怎么没来串门呀?我还要小康(夫人康克清)把树上的果子留了一秋,等你们来再偷呢,你们不来,它们都熟得落地了。


陈赓忙说:“忙,学习忙。”


陈锡联也跟着说:“老总,主要是学习忙。”


7


“大哥”将“妹妹”介绍给陈锡联


在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学员们还得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修延安机场时,二陈结伴去机场推土垫地,每两人推一辆独轮车。而在来回机场的路上,独轮车只要一人推着就可以了,于是“大哥”陈赓眼睛一眨,想出了一个主意,说:“锡联老弟呀,我们得节省能量啊!”


“如何节省呀?”陈锡联饶有兴趣地问。


“去时,你就坐在车上,我推着你;回来时,我坐车上,你推着我。”


“好啊!省得一个人走路!”陈锡联不假思索,就高兴地同意了。


谁知刚干了几天,陈锡联就大呼上当。原来,去的时候还没干活,身上有劲,“大哥”推着“老弟”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又是说又是笑的。可在回来时,因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要死,这时“老弟”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却还要推着车,并且还带个大活人,因此更加疲惫不堪,而“大哥”坐在车上休息了,又是精神抖擞去东家串门,西家打闹去了。这样过了两天,陈锡联就不干了,提出调换一下:去的时候他推着“大哥”,回来的时候“大哥”推他。


可是,“大哥”就是不同意。后来,“锡联老弟”几经“交涉”,陈赓才稍稍让了一点儿步,改为一人一天轮换推的办法。


谁也没有想到这“哥儿俩”打打闹闹,居然还“闹”成了连襟。


那是1949年8月的事,当时陈锡联率领3兵团前线指挥部先期到达武汉,正准备挥师解放大西南,一天,“大哥”突然带着一姑娘闯进了他的指挥部,说:“胖子,看看漂亮不?”


陈锡联一看,姑娘圆圆的脸蛋,还真的很漂亮。“大哥”也不等他回答,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这是我妹妹,看中了就做老婆!”


陈锡联以前结过一次婚。前妻粟格是陕西米脂县人,1938年入党,遗憾的是她于1948年秋因病去世,并留下一个孩子。到现在,丧妻一年了。陈锡联一听这“耳语”,第一反应就是“大哥”又来拿自己开玩笑了。因为早在1943年在延安修飞机场时,陈赓坐着他推的独轮车回中央党校时,路上就总开玩笑说:“锡联老弟呀锡联老弟,可惜你是有家有室的人了!不然,看你今天推大哥这么卖劲的份上,我好歹也得把我那漂亮妹妹嫁给你!”


当时他边笑着边回答说:“谁不知你湘乡陈家两个女儿早嫁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呢!你还有妹妹嫁给我?亏我早就结了婚,等你的漂亮妹妹,下辈子都要打光棍了!”


此刻,他照样回答:“哈哈,你的妹妹?这老伎俩六七年前俺识破了呢!”说罢,又补上一句:“你的妹妹?你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陈锡联的话把旁边的姑娘弄得满脸绯红。可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哥”却是真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真的是我的妹妹!王根英的小妹呢,叫王璇梅!”


王根英是陈赓的前妻。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和129师时就见过王根英,她在1939年冀南反“扫荡”突围时壮烈牺牲。此刻,陈锡联却没想到“大哥”经常唠叨的“妹妹”竟然是王根英的亲妹!


原来,陈赓与王根英感情很深,和傅涯结婚后仍对王家关心有加。王璇梅是王根英的小妹,从小在上海做工,1946年投奔解放区。陈锡联丧妻后,陈赓就想到了她,有意促成这桩良缘。所以这次趁着战役空隙,事先连招呼都没打,就把王璇梅带到了武汉,介绍给“老弟”。


男才女貌,陈锡联和王璇梅果然一见钟情,在“大哥”的力促下,很快就结婚了。


在婚礼上,陈赓笑着对人说:“我和锡联,先是同志,再是战友,做过同学,还是‘哥儿俩’,现在又成了连襟。哈哈,我们是革命阵营,亲上加亲呀!”


“哥儿俩”的战斗和同志情谊持续了一生,也为我军增添了一段美丽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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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一次发病卧床三个月


由于战争年代的伤痛和长期积劳成疾,从1957年开始,陈赓的身体渐渐变差。


这一年2月,他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这时他已严重失眠,靠服药才能入睡。4月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参加各种会议。6月底,离开北京,冒着溽暑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参加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时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


12月19日,吃完早饭,身为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穿好了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突然有人登门,妻子傅涯去上班了,客人稍坐一会儿就离开了。客人一走,儿子涯子从客厅跑出来,在厨房找到阿姨说:“爸爸哭了。”


阿姨忙着收拾碗筷,以为孩子说玩笑话,就说:“爸爸怎么哭了?”


涯子又从后院跑到前院,找到司机老赵说:“爸爸哭了,爸爸哭了。”


老赵忙到客厅一看,陈赓已经倒在沙发上了。


原来客人走后,陈赓胸部突然出现剧烈的心绞痛,呼吸困难,疼痛一阵比一阵剧烈,脸上迅速失去血色,满头汗水直淌,他随即在沙发上躺下,昏厥过去了。正在地板上玩耍的涯子发现了,懂事的他立即叫人。


老赵立即把陈赓抱到里屋床上,副官马上打电话叫医生。可是当北京医院的医疗小组赶来时,陈赓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连脉搏、血压都测不到了,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立即进行抢救,可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彭德怀、陈锡联等都闻讯先后赶来了。11点钟,他终于苏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喊道:“对×××不能让步!”


原来在前一天会议上发生过一场争论,陈赓对一位同志提出过批评。他这一喊,众人高兴起来了,陈锡联安慰他:“你命都不保了,你别想那么多啦!”


结果,他此次发病在医院卧床3个月后才能走动。


1959年,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结果,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室打来的,两个电话都是要她劝阻陈赓不要去,傅涯放下电话,劝陈赓:“你身体不好,千万别去。”陈赓哪听,大喊一声:“开车———”登上汽车就走了,急得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


中午,陈赓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道:“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原来,他对妻子早晨劝他还生着气呢。


5月,陈赓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但是他还是闯了过来。


此后,他被迫退居二线。


1960年年底,陈赓的心脏已接近停跳的边缘。组织上安排陈赓和傅涯到上海疗养,但是陈赓自己不去,也不让傅涯跟去,后来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傅涯安排了一项去上海的调研工作,陈赓才同意。1961年2月,陈赓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便催着傅涯去上班。


这时,陈赓明显地衰老了,头出现秃顶,脸皮松弛。其实,他才刚满58岁。但是,包括傅涯都没意识到他危在旦夕,陈赓也根本不承认病有多么严重,动不动就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现在好好的就死啦?”


因为心脏病,医生不让他吃肥肉,他就当着众人面,冲着傅涯大喊大叫:“傅涯你最坏了,不让我吃大肥肉!”


到了上海,傅涯依着他,让他吃肉,陈赓却把盘子朝旁边一推:“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肉?”


他犯病之后,战友来看他,他冲着人家问:“你们又开会?什么内容?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嘀咕:“在广州,他们开会,不告诉我;到了上海,连看的人也没有了。”


傅涯跟他解释:“许多人都来过了,被医生挡驾了,怕影响你休息。”


他马上对傅涯说:“那他们一定骂我官当大了,架子大了,不行,你明天登门道歉!”


9


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傅涯的手


陈赓的举动有些反常。


在上海,他开始练大字,又教女儿练字。练累了,他就叫女儿上楼去玩,叫秘书念文件给他听。秘书看他身体不好,多是挑主要的念。一天,秘书念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将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微笑起来,又皱起眉头。他拿过那份文件翻了最后一页,用手指戳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在北京就应该看到,怎么到上海才接到!”


“他们可能怕首长身体……”


“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他激动地一把摘下眼镜,然后,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幅中国地图,忽然说道:“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三十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赶回来了,陈赓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没有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听到这话,他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后悔刚才不该说那些话。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结果,他抄起稿纸就奋笔疾书,饶有兴趣地排列着前后章节,并且开始了动笔。随后,一连几天,他都沉浸在写作之中。


3月上海的天气多变,气温偏低,这使得他常常感到不适,加速了他的心肌梗塞的第3次发作。3月15日,傅涯从外面回来,陈赓坐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欢迎,欢迎。”


傅涯见他兴致很高,忙问:“好些么?”


“托你的福。”陈赓开了一个玩笑,然后说:


“傅涯,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给我擀点面条吃吧。”


从不记得自己生日的陈赓破例提起了自己的生日。当夜睡觉时,夜已深了,陈赓突然说:“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声。6点多钟,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心肌梗塞第3次发作了。傅涯赶快给医院打电话。


不巧,这天是星期天,医院大夫没能及时赶来。陈赓已经不行了,他软弱无力地转动着身子,喘息着问道:“今天是不是应该打肝素啦?”


大夫还没有来,陈赓在病床上挣扎着,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渐渐,他的手越来越冰凉了,瞳孔逐渐扩散。


大夫终于赶来了,打强心针,按摩,作人工呼吸,穿刺……全都无效。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陈赓大将没有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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