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的西华门,住着许多中共领导人。推开一扇绿色的大铁门,在警卫员的带领下,沿着高高的围墙没走多远,就到了胡家。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胡耀邦逝世后,小儿子胡德华一家便陪伴母亲居住在此。会客厅保持着十几年前的原貌,胡耀邦的遗像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四周鲜花环绕。这里更像是一个胡耀邦的小型纪念馆,他生前的书籍、照片、奖章全部陈列在此。伴着满屋的花香,胡德华与记者面对面坐了下来。


“其实我挺普通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胡德华很谦虚地说。


他的妹妹满妹也很低调。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后不久,胡耀邦的小女儿满妹出版传记《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胡家子女才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线。满妹当时几乎不接受任何媒体访问。“我一向都特别低调,千万别把我当名人。”直到2008年新年之际,记者才有幸见到了胡耀邦三子。


翻看胡家子女的履历:长子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次子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上世纪90年代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投资项目囊括科技开发、植树造林、填海造地;小女李恒(满妹),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某外企高管。他们个个都算功成名就。


谈起父母与兄妹们的关系,胡德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竟是“他们才不管呢!”这是胡耀邦夫妇对待子女的一贯态度。正因如此,胡家子女从小就在“自力更生中长大”。


“稀里糊涂”地长大


“我多次询问母亲我的出生地,她的回答竟然是‘记不得了’。”胡德华总是觉得遗憾。


1948年11月,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和徐向前等人正在太原战役的前线,当时正是战役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阶段。而在后方石家庄的胡耀邦夫人李昭,即将临产。就在此时,石家庄遭到敌方偷袭,身怀六甲的李昭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迅速转移。“母亲只记得被拉上一辆运煤车,跑了大概一两天,途中生下我。”胡德华最后自己推算,他应该出生在河北井陉,“韩信背水一战、大破赵王的地方”。


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欲穿,以至于他出生后,父亲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亲的失望中,胡德华默默地来到人间。不仅没有出生地,他还和其他兄妹一样,一直没有大名。


“如果要按现在的说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来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胡德华和兄妹们都是被外婆拉扯大的。在他的记忆中,自己的前两个名字都不好听。第一个叫“胡利利”,和狐狸谐音。对此他一直不解,再三追问父母,才得到两个答案:一是因为父亲姓胡,母亲姓李;二是他出生后不久打了胜仗,胜利了。虽然两者都经不起推敲,但胡利利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街坊四邻叫大了。


1950年春,川北地区获得解放,参加完“成都会战”的胡耀邦,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川北区委书记。于是,胡耀邦拖家带口到了四川。“那时候我们家算是聚齐了,连爷爷奶奶都去了。”


在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刻,胡耀邦的父亲看着一群都是小名没有“大号”的孙子,郑重地拿出家谱。“爷爷宣布,我爸是‘耀’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家中‘德’字辈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长幼分别叫平、安、发、财。”于是,胡耀邦的长子名为德平,轮到胡利利,就是德发了。之后在北京上幼儿园,由于德发的“发”繁体字太难写,幼儿园老师自行将其改为胡德华。至于当时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当,胡耀邦夫妇完全无暇顾及,听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家里人特高兴,外婆说孙儿、孙女都有了,满足了,就给小妹起名满妹。”在胡德华看来,家中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备受宠爱。满妹直到参军时才起名李恒,随母亲的姓。


同年,胡耀邦调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第二年,已经4岁的胡德华说着一口四川方言跟随母亲来到北京。在胡德华的记忆中,父母为他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标准,只是一条——全托,能住校。而在满妹的回忆录中,她也这样写道:


“小时候,父亲对于我来说,虽然并不陌生,却也不太熟悉,至少不感到亲切。坦白地说,在我内心深处,还多少有点害怕,害怕这个从来没有跟我玩过的爸爸。母亲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典型干部,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加入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工人们反映说:‘一天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在我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急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四个孩子三个姓氏


胡德华常听外婆讲,父亲生来好动,虽然个头矮小,却喜欢体育,常和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同学同场竞技。“除了喜爱体育,父亲还喜欢演说。有意思的是,他从小有些口吃,爷爷曾叫他‘九结巴’。”


调皮的小德华儿时也是个结巴,直到上大学才慢慢纠正过来。“大人总说‘哎呀,你就是学你爸’。父亲开会的时候‘啊,那个那个’,我也跟着‘啊,那个那个’……最后他生气了轰我走,我就跟他做个鬼脸跑了。那会儿我爸和王震见面,人家都管他叫结巴子。”胡德华在父亲身边,总是非常随性,他说家中“母亲很厉害,而父亲从不发火”。奇怪的是,随着胡德华长大,胡耀邦的口吃也渐渐矫正了。


胡耀邦家中4个子女却有3个姓氏,除分别随父母姓胡、李之外,还有一个姓刘的。胡德华说,他们从小就知道有一个“送了人”的二哥。


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李昭态度坚决,也要求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当时他们对孩子可不太在乎,把革命看得高于一切。父亲只提了3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


从胡德华出生起,就没见过二哥。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


当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职时,刘世昌和妻子犹豫再三,“孩子像生父,学习那么好,不能耽误了”。就这样,刘世昌硬是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刘湖送回了北京。“父亲看到刘世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他拍着二哥头说:‘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会去看望刘世昌夫妇。


“走资派”的后代


全家团圆的幸福时光转瞬即逝,很快“文革”开始了。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母亲被隔离审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轰回安徽老家,音讯全无。父亲的秘书、司机也早就撤走了,满妹曾一个人住在三进大院子里,几十间房子空空荡荡……”


胡德华当时还在上高中,那时他的理想是要做工程师,要考清华大学。然而刚读完高一,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当时我的工种叫‘壮工’,听着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两粮食,可见体力消耗有多大。”


胡德华记得,当时母亲比父亲受冲击还早,在“文革”中的境况更惨。“母亲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然而,刚强的她从来不谈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也从不抱怨。”


由于“文革”,胡德华笑称二哥刘湖是预备期最长的党员,“预备了将近十几年!”“二哥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和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一个班,她还是我二哥的入党介绍人。1966年5月,他成为预备党员。一般党员的预备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刚入党一个月就赶上‘文革’,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成为正式党员。”


而老大胡德平,也因为“文革”改变了命运。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1967年毕业前夕,随着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受专政的对象,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员会,勒令他们接受检查,要他们反对自己所敬仰和信赖的父母。那时他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大哥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老实、沉稳。”


胡德平的外表酷似胡耀邦,戴一副眼镜,书生气很浓。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个标准的学者。


“文革”后,胡德平捡起了他心爱的历史学专业,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后又担任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同时,胡德平还致力于“红学”研究。1983年,他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出任会长。为了考证曹雪芹的故居,胡德平到传说中的“黄叶村”香山一带考查,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曹雪芹在西山》的书册。一些红学老前辈,对他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极为赞赏。


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在湖北时,他还创办了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从湖北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


“我们比父亲差远了”


谈起子女对父亲的继承,胡德华坦言“我们差远了”。“谁也比不了父亲,父亲做人的骨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无人能及。”如果说有联系的,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读书。


“其实父亲文化程度并不高,14岁就参加革命,但是他博览群书,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不论在马背上还是帐篷里,父亲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记忆力惊人,对一些佳作警句背诵如流。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诵读几遍,便能全文背下来。”


胡德华列举了许多父亲看过的书目,算起来总共有5000万字。“父亲说每天坚持读1万字书,14年就可以成为学者。因此在‘文革’后期,邓小平派他到中科院工作,那些大科学家特别敬佩父亲。”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他说自己的梦想一直是要科学救国。“以前觉得能当个科学家才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但后来,胡德华却改变了想法。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在领导的鼓励下决定下海。这个想法引起了家人的一致反对:“我大哥说:‘你搞科学技术的,哪能做买卖?!’我就不服气,我说当时那么多农民企业家,我上过大学的,怎么不成?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胡耀邦的子女对父亲都充满了敬畏。事隔这么多年,胡德华每每回忆起父亲批评自己的情形,心里还是有些慌乱,对于父亲的铁面无私,胡德华至今还十分感慨。


“就连父亲最疼爱的小妹,也没能沾父亲半点光。”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不闻不问。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甚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胡德华说,小妹每每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谈话间,胡德平的女儿走了进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胡德华掩饰不住骄傲:“大哥家有两个孩子,这个是英国剑桥毕业的,另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女儿已经成家立业。我的女儿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如今在澳大利亚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们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很幸福了。”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终归于平静安宁之中。谈话中,胡德华笑声爽朗,谈起往事绘声绘色,这也是如今胡家子女真实生活的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