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漩涡中的中产阶级

作者:icecity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法律专业


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始终把握着中国发展的脉搏。在新世纪伊始社会对于改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究竟是“改革出了错”还是“改得不够彻底”不断争论的声浪中,吴老坚持改革的态度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在支持了多年自由市场后,吴老开始重视法治对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一本集合多年宏观改革心得的论文集就直接叫做《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此书也引来众多学者竞相发表看法,或宏观或具体,其中也不乏法学家,似乎曾经“21世纪法学将代替经济学成为最大显学”之预言将实现(虽然这仿佛不是代替而是依托),鄙人看来却大多只是些浅显的杂笔,难有建设性思考。既然专家们也是杂笔感谈,那鄙人也生发些粗浅看法,权当年轻人习惯性的鸡蛋里挑骨头吧。


杨鹏先生用“站在中间,三面作战”来形容吴老对不同社会阶层状态的定位。这所谓“站在中间”者,即社会的“新中等阶层”,即现代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医护人员、教学人员等,而这个“三面”,一面是旧有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残余,一面是改革以来形成的官商特权既得利益者,即以权谋私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一面是有些暴力平均主义倾向的新左翼人士。


对这几类人,杨先生引用了吴老的评价,首先,对于“旧体制和老路线的捍卫者”,吴老并不担心他们对社会大众能有多大影响,但担心这些人凭借他们在体制内的某些历史地位而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当然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的前进这一代人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继而不断降低影响力。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权贵资产阶级”,即利用经济转轨中体制上的漏洞,以权谋私的官僚阶级。多年改革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公有财产不断私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介入使得这种财产的分配变得不公平。汪丁丁教授总结了改革过程中两种腐败的来源——价格双轨和权力寻租。在改革初期,主要是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89年的那次风波便源于此;后期的权力寻租利用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转化成个人资本,形成了贫富分化的社会。当然,这里并不只是个人资本,贫富分化的另一重要表象是行业垄断造成的部门价差距及中央和地方的差距。举例而言,新望博士在《背负着改革的使命》中指出,90年代开始搞的国企改革,“包袱是卸掉了,但是国有企业其中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又成为一个超级庞然大物”。同时,垄断集团利用各种力量同时阻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使得经济越发展,却连改革初期那种“人人下海”的投身非公有经济的热潮都不见了。由此可见,权贵阶层利用中国发展中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形成了自己的垄断利益集团,划分高利经济部门,向资本寻租,遏制非公经济,掠夺大众财产权利,聚敛个人财产,是中国改革进程中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


这第三面人,即暴力平均主义的新左翼人士,杨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界定,只是对应吴老在《法治中国》中对秉持“大民主”或“群众专政”的反对和警惕,以免发展成雅各宾式的领袖专政和暴民专政,甚至暴力革命。个人的理解,这里包含一些激进的学者,多半是一些处在社会中下层的刚刚萌生权利意识的广大公民,他们开始知晓平等、个人权利、民主,但却不能理解在不同社会体制下这些词汇的深刻含义,在不平等机制和分配的现实下,怀着暴力平等的简单理想。


再回到这“中间作战”的中等阶层(middle class),杨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吴老也是以新中产阶级的视角在“三面开战”。并指出:“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认为中产阶级是“最具生产性”的,希望这个集团不断的发展壮大。


但杨鹏先生似乎并没有中国的中等阶级达至社会最大集团的途径,也并未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社会”的现实中,这一新兴阶级的变化趋势以及与另外三面的关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投机致富现象带来的“知识分子比不过街边摆摊的”价值冲击,又面对着当今权贵阶级利用权力逐渐固化的现实,新中产阶级也面临着严峻的抉择。这类最先进、最具生产性、最追求社会“帕雷托最优”的阶层也出现了向其他几面(自不包括元老级的保守派)分化的端倪。我们就以文中举出的这几类人、以我们每个普通人鲜活的生活体验为例:


首先是现代企业家。相信作者在这里的预设是“良性市场秩序下的活跃的市场主体的掌控人”。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改革初期,企业家是胆大的碰运气的,是缺乏文化积淀以及成熟市场环境中历练的投机者;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利用政府收入依赖以及民众生活依赖的暴利者——房地产商、以及利用资源和政策双重优势的一系列所谓“矿主”和“煤老板”。这些“企业家”并非利用市场规律和竞争优势而是利用政策、内部信息和资源,这意味着对权力的巨大依附性,某种程度上,他们和“第二面人”是一条战线上的,并时刻希望用巨额的财富和积累的人脉将自己、或者更多是下一代安排进权贵阶层,以求财富的永世稳固和继续增长,以及仅财富所不能带来的社会地位。而真正的“现代企业家”,却要独立面对风险市场,还要在立法、执法和政策的偏向以及不当行政权的多重影响下竭力生存,甚至更多只是停留在或沦为“作坊主”而已(所谓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那蓬勃得有些混乱的IT产业区便是鲜活的例子,低质低价的恶性竞争循环使得某电子大楼不堪竞争已改为卖服装,走向更低附加值的行业)。


再来看医护人员。医生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但在中国用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问题首先出在医学院教育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风潮也影响了一些精英学科,其中医学这门在各国都是最艰深最需苦读最难毕业的学科,在中国学生中,除了几所优秀学府,往往是没得可选时才会选择的专业。这造成了走入社会的医护人员水平良莠不齐,也造成了医院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于是看到老百姓患个感冒也要去三级甲等的大医院挤破门庭,社区医院却要必须靠政府强制设立和拨款。资源的优厚和老百姓的过度依赖使得大医院的利益空间不断膨胀,而不具有实力的医院则必须在不具备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挤占利益空间,所以如果说官僚阶级是用权力寻租的话,那么部分医护人员可谓是用手中掌握的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寻租(似乎听来可怕,但并非言过其实)。


再来看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以高等校园这一集合科研人员与教育人员的环境为焦点,近年来教育改革的话题一直被放在改革的风口浪尖。科教兴国的战略使得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地位陡然提升,高等教育产业化(虽然有关人士一直不承认)的步伐又将教育变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资源,各类人士蜂拥而上意图分一杯羹;而掌握教育单位准入门槛权力的人们,便也手中握了至宝。资源+权力,这无疑又构成了寻租的最大诱因。于是,对下的,招生黑幕、潜规则等等开始在开始在学校出现;对上的,科研、教育阶层开始进入政治体系、大众传媒,掌握社会权力和话语权,向“更高”阶层迈进。当然,知识阶层在社会掌握主要话语权自是好事,但是,在中国强大的官场文化影响下,知识分子如果能继续秉持着“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理想和濯清涟而不妖的清新品质,便是好事,但事实上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只能或者只希望在这个阶层很好适应和发展而已,寄希望用知识分子的良好自觉改变整个体制下的寻租现象似乎力量甚微。


事实上现在中国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权贵阶级已经开始形成——知识官僚阶层。他们大多是权贵阶层的后代,但并不像他们的父辈是因为历史的功绩或者社会动乱后因为机遇而走上来,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依靠父辈良好的背景轻松进入权贵阶层,这样的知识权贵阶层一旦形成,改变过去因素质参差不齐而遭诟病的权贵阶层的构成,将成为更加稳固的集团,更加切断其他阶级向更高社会阶层发展的路径。据中央电视台某电视节目报道:在一次对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调查中,有4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人、熟人找关系,是最好的就业方式。可见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已经开始意识到通过人脉进入稳固的利益集团的重要性,这无疑将使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念受到巨大冲击。


可见所谓的“最先进的中产阶级”,却也都存在着权贵阶级的某些特性,甚至对权贵阶级有着日益高度的依赖,这与作者所谓的“作战”的状态似乎不全然竞和。而这些不同的阶级也开始形成自己较为稳固的利益集团,进入一种内部循环的状态。从社会现行的制度层面看,人才制度似乎更公平,人才的机会似乎更广阔,但事实上却形成了一套隐蔽的秩序规则,在既定利益集团的内部运行并内部收益,形成了一种实质上的机会不公。那么原本该通过正常秩序走向中产阶级的新知识分子,便可能由于这种隐性的不公不能改变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难免会走向“另一面”——暴力平均主义的阶层了。


因此,我们似乎并不能更多希冀中国社会新中等阶层的不断壮大,因为如果不能重新建立打破权力寻租的制度,中国便不可能形成真正的中等阶层。我宁相信制度永远是推动和构造社会的最重要因素而非所谓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或人才。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似乎更能看到法治建构秩序的重要与迫切,同时亦是艰难。因为,当我们真正依赖法治的时候,谁来保证没有下一次倚仗法的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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