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9团]“太阳王”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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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法国的崛起和持续强盛是近现代世界的一个大事件,它崛起的机理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罗马崩溃以后的欧洲政治生态像一盘散沙,***会成为凌驾欧洲的控制性力量。1303年是法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法王“美男子腓力”击败了教皇,并把其劫持到法王控制下的阿维尼翁,这宣告了世俗王权控制教权的开始。法王充分利用了它控制教会的这段时间,在欧洲占取了先机;与此同时,法王又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的财富,建立了常备军。这使得法王可以支持两项事业:对外,和英国展开“百年战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对内,统一法兰西地理范围内的封建诸侯,使


法国的崛起和持续强盛是近现代世界的一个大事件,它崛起的机理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罗马崩溃以后的欧洲政治生态像一盘散沙,***会成为凌驾欧洲的控制性力量。1303年是法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法王“美男子腓力”击败了教皇,并把其劫持到法王控制下的阿维尼翁,这宣告了世俗王权控制教权的开始。法王充分利用了它控制教会的这段时间,在欧洲占取了先机;与此同时,法王又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的财富,建立了常备军。这使得法王可以支持两项事业:对外,和英国展开“百年战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对内,统一法兰西地理范围内的封建诸侯,使法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路易十一是统一法国的第一人,人称 “国土聚合者”。他的事业为其后的法国国王所延续,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的王权空前扩张,“太阳王”的称号标志着路易十四的法国彻底成为了绝对主义国家。这个时期,法国的繁盛创造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法国引导了欧洲奢华的“巴洛克”风格的文化,法国焕发出空前的文化创造力,并使法语在16世纪后成为欧洲的国际语言;另一方面是法国经济壮大的同时,贫富分化在专制统治下空前剧烈,法国酝酿着极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它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群体的崛起,为法国最终安然度过社会—政治危机创造了文化条件。正是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对科学精神的辛勤传播,以及对新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卓越思考,使法国在经历了1789年的大革命之后,能够最终建立一个相当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宪政国家。从19世纪到现在,法国的霸权已经衰落,但法国的强盛则一直持续,依靠的也正是这种软实力。


路易十四生活的时代大略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康熙时期。他年仅5岁(1643年)继任王位,在康熙承继大统的前一年(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和康熙一样,在其后漫长的执政生涯中,路易十四励精图治,终于将法国打造成为欧洲的新霸主,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了双重的霸权。


而当此之时,与法国隔海相望的英国仍处于内战和光荣革命之中,与之毗邻的德意志依然小国林立,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刚刚开始他的改革,日后的庞然大物美利坚合众国那时还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可以说,当时整个欧洲都笼罩在“太阳王”的光辉之中,时至今日,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仍在静静地诉说着昔日的光荣。


“朕即国家”


一般中国人知道路易十四,多是从“朕即国家”这句名言。事实上,路易十四并未说过这样的话。他是个聪明人,他最不愿意被人认为独断专行,他不会吹嘘自己像贵族们那样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称霸。在他的《回忆录》中,路易十四写道,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国家得益,个人增光”。在他看来,对王位的掌有、对宫廷的控制都必须有法度,按规矩而行,即便贵为国王,亦不可任性妄为。也正是在路易十四的手上,法国率先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制度。


但“朕即国家”这句由别人总结出来的名言不仅的确道出了当时的某种实情,也表达了时人的期望。一方面,自路易十三以来即已启动的绝对君主制的宏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这不仅是当时的客观形势所趋——路易十四的时代,正好处于欧洲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加强王权、建立民族国家潮流的顶点,而且这也是人心所向—— 法国人民在经历了黎塞留的独裁、投石党人的叛乱和马扎然的搜刮之后,深深懂得集中的王权对于秩序与安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也是路易十四童年的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所播下的隐秘愿望。

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国家的演变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通过绝对君主制的建立,进而导向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线索在法国表现得最为典型。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曾就此评论道:“法国绝对主义的形成史就是向着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痉挛性’渐进的历史……最终的结果是在路易十四时代确立了在西欧无与伦比的对王权的崇拜。”


在其父路易十三手上,被称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的首相黎塞留就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前者针对国内的王公贵族,后者针对欧洲邻邦。路易十四将这一使命推向了高潮。


1643年,路易十四嗣位,年仅5岁,由母后摄政。此时的法国尚未统一,“孤儿寡母”的情势使贵族们觉得有机可乘,巴黎最高法院也想和英国议会一样,与法国国王分享权力。几股势力的合流终于酿出了投石党之乱,以至于王后和首相带着年轻的王子们两度逃出法国。路易十四跟随母亲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王后不得不典当珠宝来购买衣物,晚上以稻草为枕。


两次暴乱和流亡生活给路易十四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阴影,促使他日后把掌握绝对权力视为政策的重心。因此,当1661年3月首相马扎然去世,在遗嘱中向年方23岁的路易十四传授黎塞留的教诲:“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 时,路易十四心领神会。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就向群臣宣布:“从今往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他说到做到,在他亲政的54年里,他真的从未任命过首相,所有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乾纲独断,并一再宣称,亲自理政乃是“国王的职业”。


路易十四对国王这一职业的确是尽职尽责,可谓君主勤政的典范。全法国的人都知道国王是如何勤奋地工作,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每周6天,从不懈怠,即使是卧病在床亦是如此。1686年,他在做完一次肛瘘切除手术的当晚就主持参政院会议,其间汗流如柱。第二天他仍坚持会见外国使节,病痛使他的脸都扭曲了,但他一直坚持到仪式结束。而且,他参加会议绝非摆设,每次都会认真准备,不经过与大臣的认真商讨绝不因一时冲动做决定。荷兰大使曾写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年轻的君王以何等的迅速、清楚、决断与智慧来办理公事,他以极愉快的态度对待人,以极大的耐心听取别人的进言,仅此一点就赢得人们的好感。”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后35年里,他的宫廷变成了一个非常严谨的地方,弥漫着一种沉静内省的气氛。


但王者的事业仅凭王者一人是无力完成的,不管他多么的卓越、多么的勤奋,一个人的能量终归是有限的。还好,路易十四不仅深深地懂得这一点,而且在识人、用人上颇具眼光。他重用马扎然时期的柯尔伯即是一例,此人为重建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的亲民作风更成为凝聚人心的有力武器。他不仅待他的朝臣非常礼貌,而且,由于两次流亡而亲历民间疾苦,他曾说:“我赐予臣民,不分贵贱,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地向我进言,亲自前来或书面陈述均无不可。” 虽然很少有人这么做,但他的态度博得了人民的极大好感。


“堪与众太阳媲美”


据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记载,有个叫杜里弗埃的古玩商为路易十四设计了一个徽记:一轮红日光芒四射,照耀地球,下面有一行小字:Nee Pluribus impar(堪与众太阳媲美)。这个徽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王的徽章,王宫的家具、雕刻上均用这个徽记来加以装饰。“太阳王”成为路易十四的称号。


10岁到15岁之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路易十四深深体会到,要牢固地掌握权力,就必须制服贵族,完善国家机器。因此,他亲政后就着手邀请重要的贵族离开他们的领地,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宫里:有些住在他们巴黎的行馆中,大部分住在凡尔赛宫,成为王室的贵宾,利用他们的虚荣心使其完全受制于国王亲手导演的政治戏剧。置身戏外是不可能的,具有政治家记忆力的路易十四认得所有的人,谁不在场一目了然。“某某在哪儿?”他冷不丁的发问会让所有的贵族乖乖来朝。用这种办法,可能造反的人被置于永久的监视之下。当然,在大棒之后还有胡萝卜,在整个17世纪,占人口2%的贵族占有整个国民收入的20%—30%,这样,王权中央机器就在没有遭到贵族强烈反抗的情况下集中化、条理化了。


从此,贵族很少有人占有行政职位,相反的,路易十四从中产阶级中提拔了一些有实际才干的人来担任政府实际的职务。这些人除了国王乐于赋予他们的权力外不会要求更多的权力,因为他们都知道,国王既然能够给予他们这些权力,当然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权力。


行政事务主要由三个会议决定,每个会议均由路易十四亲自主持,会议中包括了他最亲信的政治仆人,但将王亲国戚排除在外。会议本身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国王手里。国务会议由4人至5人组成,每周集会2次,讨论国家的重要决策与行动。政务会议处理地方事务。财政会议总理税收、岁入与开支。其他的会议则处理战争、商业与宗教问题。


凡尔赛宫



为了加强对外省的统治,路易十四迅速恢复了在投石党运动期间被取消的向各省派遣巡视稽查的司法、治安、财产监督官的制度。这些钦差大臣将通常由显贵或元帅担任的各省地方长官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地方政府由不负责任的贵族手中转移到皇家长官手中,地方选举亦经安排选出国王满意的首长。


除了贵族之外,巴黎高等法院也是路易十四集权的障碍。1665年,巴黎高等法院召集会议,准备讨论国王的一项敕令。按照传统,高等法院有权通过这种方式制约国王的权力。此时,身着猎装、高统靴,手执马鞭的路易十四突然进入巴黎议会厅,对议员们说:“你们的集会所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合讨论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此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此项要求。” 巴黎高等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功能,从此被一个皇家的枢密院所取代,并一直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凡是不顺从的法官,路易十四一概予以免职或流放。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路易十四还着手改革军队。17世纪欧洲的军队是一种私人财产,是贵族的一项特权。这样的军队不能保证对国王的效忠。事实上,他们为国王作战的次数和他们与国王作战的次数几乎一样多。路易十四亲政后,即任命迈克尔·勒·泰利埃为战争部部长,他死后由其子德·鲁瓦公爵继承了这一职位,父子二人为法国建立了一只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军队。法国军队的规模从3万—5万人扩充至30万人,各省贵族解甲归田。他们在军队中建立了一个稳定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并配备了大量的军事监督员,以保证纪律的严明。第一个监督长——马提奈特的名字,至今仍作为严明纪律的代名词。同时,他们非常强调科学和技术的重要,并召集了一些极有天赋的专家。塞巴斯蒂安·沃邦元帅所发展的防御工事直到20世纪才被后人超过,他使法国周边都建起了无法穿越的堡垒。尚莱侯爵,作为军队的首席地形学家,据说了解法国的每一英尺的土地,每座山川和每条河流。


但这个了不起的军事机器却有两个缺陷:其一,它是一支雇佣军,它是法国的军队,但不是法国人的军队,因此,它缺乏保家卫国的激情;其二,它长期缺乏足够的军费开支。为弥补后一个缺陷而殚精竭虑的是财政大臣柯尔伯。


柯尔伯是法国兰斯一家布商的儿子,据说马扎然死前曾对路易十四说:“陛下,我对您亏欠不少,但将柯尔伯留下足以补偿一切。”的确,柯尔伯是一个理想的官僚,中产阶级的出身和经济知识的教养,使他痴迷于秩序和效率。他将路易十一时期即已萌芽的重商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他制定了一系列记账和审计的制度,这样一来政府就有了自身收入与支出的准确记录。接下来,他查出贪官,尤其是那些不诚实的收税的官员。他建立了一个官僚机构和一队监督官来执行这些任务,并通过一个最高财政委员会对这些监督官进行严密的监督。


在建立新秩序的同时,他摧毁了原来地方政府的关税壁垒,让内部的商业活动自由化。他建立了包括法兰西岛、诺曼底、皮卡尔迪、香槟、勃艮第等14个省的关税同盟,在同盟内部撤销关卡,实行商品流通自由。他还建设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运河系统,制定了统一的商法典,并由此打破了地区性的商业运作,将行会组织纳入到官僚机构之中。


通过柯尔伯的努力,路易十四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要维持奢华的城堡和宫殿,另一方面又要保障持续不断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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