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刑讯逼供

1998年4月22日上午,昆明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一辆昌河牌警用微型车中发现一对受枪击而亡的的青年男女,弹头和弹壳散落在车内。 经确认,男性死者是33岁的昆明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女性死者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警察王晓湘。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一份报告推测,王俊波、王晓湘被杀害的时间应是4月20日20:00左右,两人都是被用王俊波所携带的手枪枪杀的。警方初步调查后认定此案属情杀,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成为惟一的嫌疑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案发5小时后杜培武被警方留置盘问审查。随后的两个多月中 “4•22”专案组决定将杜侦查控制在他所供职的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内,杜从此失去人身自由。 警方排列出了杜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若干疑点:杜察觉妻子与王俊波过从甚密、暗渡陈仓,心怀不满;杜在凶案发生当晚并不值班,却主动留在所里(其实杜是为了准备考试而留下复习的);4月20日当晚19∶40分到21∶20分,21∶30分到次日凌晨7∶30分杜的活动情况无人证实。

7月2日,因涉嫌故意杀人,杜培武被刑事拘留。他旋即被带到刑侦支队三大队办公室,在连续17天的审讯中,办案警察对他们的同事杜培武采用种种了刑讯逼供的手段以获取口供。杜培武被迫承认自己杀人犯罪。 警方认为杜交待的细节与现场勘查情况相符,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犯罪事实,遂宣布该案告破。 支持警方观点的技术证据还有,多位刑侦技术专家鉴定结论、对杜培武进行的测谎仪测试和一大群警犬对杜培武的“咬定”,更坚定了警方认为此案已无可置疑的决心。 1999年2月5日,一审判决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杜培武地律师 刘胡乐发现了案中的疑点:警方说警犬嗅源是汽车刹车踏板上的泥块,可现场勘查记录显示踏板上没有泥块;作案凶器没有找到;有足够证据表明杜没有作案时间;更关键的是杜没有作案动机;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导致取证程序严重违法……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改判杜死刑、缓期2年执行。

直到 2000年6月,真凶落网,才使杜培武昭雪。


在本案中,办案民警为了获取杜培武的口供而对其进行了刑讯逼供,不仅使其蒙冤,还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刑讯逼供现象由来已久,却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上的缺陷。在我国,被告人或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也规定;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只要侦查人员所询问的是与本案有关的问题,那么犯罪嫌疑人不能拒绝,并应当如实回答。”这就是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的法律依据。同时到底什么问题与案件无关并未明确规定。它使侦查人员的讯问具有了法定性,犯罪嫌疑人要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虽然法律还同时规定了在没有被告人或嫌疑人陈述但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也可以定罪量刑。但在嫌疑人拒不交待的情况下,通过刑讯逼供获取口供从而取得其它证据也成为侦查人员经常采用的“捷径”。所以本人认为,法律规定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是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案中,办案民警用刑讯逼供使杜培武说出了与犯罪现场情况相符的“口供”。

(二)根深地固的“有罪推定”思想。人们一直把刑事诉讼活动看成是国家专门机关镇压犯罪,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活动,虽然有罪推定没有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中,但这种思想依然活跃在司法过程中。它更使刑讯逼供者产生了折磨别人的心态。杜培武仅仅是有“嫌疑”,但在办案民警的心中,已经认为他有罪了。

(三)办案人员的素质不高。杜培武案有一特点:施暴者和被施暴者都是警察。可以说,部分素质不高的办案人员把嫌疑人作为自己的敌人,可能是立功心切,抑或对“犯罪分子”极其痛恨。他们不是用侦查讯问策略,而是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嫌疑人的关于自己有罪的口供。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刑讯逼供者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性和违法性。

刑讯逼供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一)造成冤假错案,冤枉了好人放纵了坏人。杜培武案就是一个例子,一个警察蒙冤,险些被处死。而真正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直到落网才使杜洗罪。

(二)严重妨碍案件的破获。用刑讯逼供得到的口供是不可靠的,它真假难辨,使案情更加复杂。甚至将办案人员引向错误的方向,而陷于被动,不利于案件的破获。

(三)损害公安机关的形象。刑讯逼供使不文明的野蛮作法,它使人民群众将公安机关认为使残害人民的“暴力机关”,不仅不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还会产生抵触情绪。即是是杜培武被无罪释放后回到公安工作岗位,也对自己的同事有一种“恐惧”心里。

因此我们必须有相应的对策来纠正刑讯逼供的发生:

(一)加强民警的思想教育,认清刑讯逼供的危害。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也许能受到一时的功效,但从长远来看,是有害无益的。它既不利于案件的破获,也严重损害公安机关的形象。要遵循“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刑讯逼供”这一坚定不移的基本刑事政策。我们不难理解,如果杜培武案的办案民警思想素质高,冤案也就不会发生!

(二)提高民警的业务水平,要运用合适的侦查讯问策略而不是用刑讯逼供来获取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陈述。

(三)发现问题严肃查处,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有刑讯逼供现象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迁就!杜培武案的制造者也得到了法律的惩罚。

(四)解决装备问题。有了先进的装备,可以掌握有关犯罪信息和监控犯罪,以及时收集和提取有关犯罪证据。不解决装备问题,就很难在短期内彻底禁绝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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