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0]我解之建筑[/size]

一直以来,有写一篇关于建筑的看法和建议的文字的冲动,心里搁着太多疑问,到今天才动起手指------为了这一冲动。


12月2007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主题“城市再生”引发热议,参展的许多全球知名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建筑师们对这个话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支持的,亦有反对的,甚为热闹。


我想说的,与建筑有关,自然也与是否再生和保留存在牵连,只是没有那么密切罢了。


从北京往南,坐在机舱里怕是看不清的,如果有幸乘坐不同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那么必定能对每个城市的建筑产生深刻的感想------如果心存社会责任观念的话会轻易产生这些感想的。


从长安街(北京)到深南大道(深圳),从世纪大道(上海)到东风路(昆明),所有能看到的建筑,外表还是华美之至的。若从其建造的实用性和能耗来参评,怕是没有多少善言值得多讲了。


难以得到嘉许的建筑,除了商业投资之外的,最主要的是那些公共财政投资的工程项目。


设计费用对于大型建筑体来说,是一项较大的支出。如果,根据各个区域间不同的气候、地质、人文、经济和需求等因素设定一些定量的可参选的设计方案,提供给地方的公共投资工程项目,如政府机关及部门办公大楼、教育机构、医院、会展工程,并在内部构造和装修组件的每个细小项目都做出极详尽的规范性要求,那么我们的财政投资的效益是否能发生明显的提升呢?


a市中级法院是甲式的楼,b市的中级法院却是丙式的楼;c市的政府是丁式的院落,d市的政府却是卯式的院落……如果把公共工程项目的外观和构造根据行政办公的需要,在具有共性(地质、气候、人口等因素)的区域内进行统一的设计和建造,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建筑师、财政资金和施工资源解放出来?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效率准则,其含义是: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的人,这时候就说一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相反,如果还可以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改善任何人,就认为经济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就不能说已经达到帕累托效率。


把这个准则套用进建筑和公共投资领域,我们会发现,依然存在资源进一步配置的空间即不损害别人而能带来更多改善的空间。A省下辖的市一级法院若能在入选设计与建造方案里选择一个适众的作为标准,然后依据该标准做进一步的细化改进,比如a市与b市在经济、文化、地质、气候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容纳同一性的最优建筑体,那么可以将这一建筑体有选择地在具有共性特点的城市之间复制,如此可提高建筑质量并节省预算。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公共预算的科学高效运作,建立起资源优化配置的城市思想。


公共机构设施的设计与建造,过于强调“个性”之后必定增加预算负担,如果“建筑个性化”能够让公众感受到有益的影响,自当别论。


我去某副省级城市的中级法院大楼,整幢建筑外墙玻璃的透光度极低,室外阳光明媚而公务员们的办公室的光线却暗到不得不使用照明电灯。走到公务员洗手间里,面盆、水嘴、便器都是高档进口品牌kohler。去该市规划局办公大楼,同样发现白昼电灯和高档进口卫浴,他们用的是toto。


公共建筑高耗能与奢侈装修,呈现出我们社会管理与资源配置处于细弱阶段的事实。提出并谈及“城市再生”这个专业课题,如果不具备社会条件的支持,我们广大的建筑师便无以摆脱政经机制的束缚而处于任意摆布的位置,也更谈不上建造高水准的社会性建筑。


认识一些国内的建筑大师,有一些成天陷在工作与生活连轴转的怪圈不能自拔,另一些则是沽名钓誉之辈,沉迷于空乏学术概念招摇。


对于建筑,我们的需要其实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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