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红军长征三大决策张曙光(沈阳)(版主已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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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center]红军长征中的三大决策[/center] [center]沈阳 张曙光[/center]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一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过程中,红军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等严重情况。为了赢得长征的胜利,中共中央在长征中作出了重要的三大决策,这三大决策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使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这三大决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走向成熟,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造出一

红军长征中的三大决策

沈阳 张曙光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一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过程中,红军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等严重情况。为了赢得长征的胜利,中共中央在长征中作出了重要的三大决策,这三大决策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使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这三大决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走向成熟,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造出一条辉煌的路,这条路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永远的丰碑。

一、 转兵贵州

1931年1月,在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向全党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从1931年11月开始,毛泽东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被全盘否定,王明的错误路线贯彻到了整个中央苏区。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使中央红军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博古、李德亲自上前线指挥的广昌战役的失利,红军主力受到极大损失,而敌多路纵队直迫苏区中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最初目标是到湘西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决定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21日夜,中央红军在江西赣县出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向大庾、崇义间西进。

中央红军突围转移行动出其不意的高度突然性,使苏区内外围剿的几十万敌军,过了四五天才发现红军主力转移,即使这时敌军仍不知红军去向,但在11月中旬,蒋介石已经发现了红军的动向,并意识到中央红军可能要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便急忙于11月17日下达《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的电令,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于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线筑堡阻截,同时命令广西军阀左右侧尾随,企图逼红军钻进他们在湘西布置好的口袋。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博古、李德仍株守前往湘西的计划,结果导致了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由原来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人,红军损失极其严重,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其他领导的忧虑。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贵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找到周恩来,争取周恩来支持“转兵贵州”的建议。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他的支持对于通道转兵,无疑会起到关键作用。但李德、博古知道毛泽东的想法后,仍坚持到湘西。

在关系到中共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在中央负责人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上,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分析了客观形势,批驳了李德的错误意见,力主放弃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成。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从通道突然改向贵州方向进军,使蒋介石妄想在通道以北围歼红军的阴谋宣告破产,于是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的呼声大起。

红军进入贵州占领黎平后,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博古、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的争论,由于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肯定毛泽东关于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从而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欲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根据中央领导层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以后周恩来回顾说:“从湘桂黔交接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始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得以参与红军行动的决策,指挥红军向贵州腹地挺进,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此时,在红军进军方向的问题上再次发生争论,李德、博古提出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多数同志仍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专门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取消了李德以“军事顾问”身份独揽军事指挥大权,以个人专断取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集体领导的错误的不正常的做法,把军事指挥权重新收归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决定强度乌江,红军行动的方向主要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作出的重要决策,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这三个会议的关键性就是确定了“转兵贵州”的决策。如果没有“转兵贵州”的决策,中央红军继续按照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指挥路线向湘西行动,红军就有可能全部被国民党军队歼灭。在历史上“转兵贵州”的决策是十分重要的,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的提出的“转兵”任务;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并在行军途中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三个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可以说没有这三个会议,就没有红军的胜利长征,也可以说没有这三个会议,也就没有遵义会议胜利召开。

二、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于1月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后,王稼祥、张闻天就通知博古,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陈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中共党团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凯丰(少年共产主义中央局即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扬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党的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会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当时敌人企图把红军压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紧缩包围圈,“聚而歼之”。所以遵义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同意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建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建立根据地。”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与西进中军事指挥上经验与教训。”主持会议的博古首先作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谈到红军失利和为什么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时,强调主要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强大,白区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

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极为重要,他的这种态度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

张闻天的发言表明了他与“左倾”路线彻底决裂,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三名同志作报告后,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他将锋芒集中在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上,针对博古强调客观因素、极力推卸责任的辩解,列举大量事实,深刻分析并批判了“左”倾路线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他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红军在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战略战术的进攻中遭受重大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第一至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同时结合战争实践,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理有据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拥护。左倾机会主义者和李德成为众矢之的。

随后,王稼祥慷慨发言,他同意毛泽东的讲话,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

朱德的发言表达了与会同志的共同心愿。他作为红军总司令,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有更加直接的感受,一位与会同志回忆说:“朱德同志历来谦虚稳重,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在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与会的多数人的支持。

刘少奇、李富春、彭德怀、聂荣臻等相继发言,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重要发言,并对李德、博古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会议从1月15日至17日开了三天,最后一天,讨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下列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定;(三)常委中在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消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而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对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张闻天后来作过这样的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撤消。在遵义会议后的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研究了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的提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当时的文件称为“三人团”,以后党史的书籍中又称为“三人指挥小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等)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确定了毛泽东在军内的领导地位。在当时处于长征的情况下,军事问题是摆在中央和红军面前的第一位重大问题,军事问题处理的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红军长征的胜败,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因此,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授权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是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构,这一机构的组成,使毛泽东在红军最高决策层里发挥重要领导作用。

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最高领导核心后,又进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标志着遵义会议关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决策的最后完成,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上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进一步团结巩固和统一,标志着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

从此,中国革命犹如进入快车道,一日千里,飞速发展,高潮迭起,直到胜利。因此,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使中国革命开始走上胜利发展的正确道路。

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一个打麦场上临时搭起来的草棚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会理会议。这个会议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强固了毛泽东在军内的领导地位。

三、坚持北上方针

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翻越大雪山前致电红四方军领导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今后我一、四两个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以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是,张国焘、陈昌浩于6月17日复电中央,不赞成北上建川、陕、甘根据地,提出首先集中主力向西,占领青海、新疆,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至此党中央与张国焘在红军行动方向上发生分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松(潘)、理(番)、懋(功)等县的人口只有20万,粮食缺乏,还有地形条件利于敌人封锁,也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红军向南、向西、向东都不能得到发展。因为夹金山以南已被敌人占领;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集结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向西北,条件更加艰难。周恩来阐述了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而北上,经松潘有一条路通甘南,因此提出为了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从具体战术上又强调了不能北进的理由,暴露了仍主张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强调中央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我们必须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力争6月突破,占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参加会议的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发言都赞成北上方针。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6月29日,中央军委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

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懋功北上,经两河口村翻越梦笔雪山、长板雪山、仓德雪山、打鼓雪山,向松潘进军。先头部队于7月16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

可是,在红一方面军北上攻占毛儿盖时,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迟迟不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翻过了几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仓德雪山下的芦花,见红四方面军没有跟上来,当天就致电张国焘,望他按造一致同意的两河口会议“一致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在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张国焘见到电报后,仍按兵不动。为团结张国焘北上,7月18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

由于张国焘贻误了从松潘北上的战机,这时,敌情已出现了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堵截红军北上的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由松潘北上的大道,也被另一支敌人主力薛岳部所控制,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7月31日决定撤消《松潘战役计划》。此时北上的路都被敌人堵死了,红军指战员只得跨进无人敢进的茫茫草地,用对党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用年轻的血肉之躯在大沼泽里踏出一条路来。

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他才勉强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不但又一次动摇,还进行一系列反对党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他还召开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他在整个红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消息,挑拨关系,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北上的政治任务。

在此情况下,中央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的转变,采取了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中央政治局于8月4日至6日在打鼓山下的沙窝举行会议。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并讨论组织问题,坚持北上的方针。

会上进行了严肃的思想斗争。张国焘的发言遭到与会同志的严厉反驳。在大多数同志的耐心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了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5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决议》驳斥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着;否定张国焘的退却逃跑主义。针对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决议》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这个决议没有点张国焘的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为团结他一同北上。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依仗他人多枪多,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而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8人。张国焘企图以此形成他在政治局中的多数。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原则,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为了争取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党中央对张国焘作了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经会议讨论后,同意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补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补选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沙窝会议后,朱德和刘伯承率红军总司令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准备率军北上。

张国焘一离沙窝会议,继续采取两面手法,他又公然违反沙窝会议决议,提出攻下阿坝向黄河以西的青海方向推进。

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力,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不应向黄河以西。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要求红军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

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从毛儿盖进入草地,按夏洮战役计划向班佑北进。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要“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与右路军并肩东进。”可是,张国焘率左路军于8月21日攻占靠近青海的阿坝后,迟迟不向班佑前进。右路军经过七天七夜的草地艰苦行军,一军团于27日占领班佑。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于8月24日、31日两次致电张国焘:为两路主力合力出击洮河以东,要左路军从阿坝向东向右路军靠拢。可是张国焘不仅不向右路军靠拢,却借口草地里的葛曲河涨,提出无法徒涉和架桥。9月3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决于明晨,(4日)分三天赶回阿坝”,并要以过草地到达班佑、阿西的右路军也南下去回击松潘。

9月8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驻阿坝、马尔康部队“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事关重大,9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红三军团周恩来住处开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出席。会议决定再一次电令张国焘北上。当晚10时,7人联名致电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报强调:“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要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可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事实一再表明,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9月9日晚,党中央在红三军团驻地阿西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通知已先期北上进入甘肃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团原地等待。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等率领红三军团向俄界进发,周恩来率后梯队跟进。在当天,中共中央北上后致电张国焘:“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当天夜,右路军中之红一、四方面军的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在河西分开。

9月11日,中央率红三军团到达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为解决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中共中央在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以及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扬尚昆、李德和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荣桓,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等21人。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会议发言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精神,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实质是由于对目前的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退却,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在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并指出:张国焘有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离开党。”

俄界会议统一了党内的认识,坚持北上的方针不变,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北出草地,历经艰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根基。

党中央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上,始终坚持北上的方针,这条方针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决策,如果不坚持北上的方针,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将越来越大,红军很可能会在内部斗争中被自我葬送掉,中国革命也就会无从谈起了;如果不坚持北上的方针,按照张国焘的设想,在川康地区建立根据地,待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从南京迁都至重庆,国共两党的军队同处于中国西部地区,必然会发生更多的军事“磨擦”,红军很可能会陷入内战的泥潭,难以自拔;如果不坚持北上的方针,就不可能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也会更加艰难。





本文内容于 2008-4-20 9:42:16 被szw1976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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