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主义及思想渊源

民族与民族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既有广义上的民族含义,又有狭义上的民族含义。广义上的民族,是指同国家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例如,美利坚民族是美国国内的各个民族的总称;又如中华民族是指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的通称,此外,还有法书西民族,意大利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等等。这些广义上的民族实际上是指国家的民族。

狭义的民族定义则涉及两个不同的标准。就客观标准而言,有的根据单一的标准(如语言、族群特性等);有的则提出了综合的标准(如结合了语言、居住地、共同的历史经验及文化传统等)。日前在中国学术界较广泛使用的是斯大林为判断民族所提出的一套客观标准。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传统上认为,中国古代无民族观念,只有华夷之辩。民族一词由日本传入,最近的研究表明.“民族”一词是中国占代文献固有的名词.并非日木传入.最旱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南齐书》。这就在词源学上打破了长期形成的“日本传

入说”。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而:一是华夏中心观.一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与西方划分民族的方法不同的是,中国是以文化上是否归复为标准的,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简言之,中国就是“天下”,就是“世界”。在这种观念之下,中外关系的基础不是各国拥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世界秩序也不是各独立、平等的民族国家的集合体,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其它民族只是中国文化教化的对象,并按照其被华夏文明教化的程度被分成藩属和蛮夷分布在中国的周围。显然,中国传统民族思想的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信中国文化是最优越的,二是认为这一优秀的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符号。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维护民族利益主要表现在维护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特别是纲常名教上,明末大儒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民族思想:“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他进一步提出应首先“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也就是说,是文明与文化,而不是国家与民族需要人民的忠诚与奉献。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民族思想无疑有其进步意义,它不仅给中国周边少数民族提供了加入汉族的机会和条件,而且丰富了华夏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而西方的民族主义或说近代的民族主义却是不同的解释。尽管民族主义至今仍是中外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但学术界对民族主义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列颠百科全书》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可以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但显然把民族主义仅仅当作一种心理状态理解是片面的,民族主义并不简单

指民族感情,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因此美国学者劳伦斯•卡普兰把民族主义归结为“一种政治信仰,即人民把民族国家作为最高效忠对象”。②近代中国人给民族主义下的定义则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国家,是曰民族主义”。这些定义从某一个侧面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诠释,但均不全面。美国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著名学者卡尔顿•海斯提出,民族主义应有四层含义:一是指各民族建立政治实体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二是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所体现的理论、原则和理想;三是指政治集团追求民族国家的行动;四是指民族成员的心理状态,即表现出对民族国家超越一切的高度忠诚和对本民族优越性的坚定信仰。这一定义是比较全面的。

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原因

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文化生存意义上之“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意识日深一日。然而,基于生存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成为全民族共同的心理感受,还是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聂尔小国”日本引起的。甲午战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逞的紧迫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强烈的亡国优患已成为当时思想家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紧迫的任务。

其次 固有的传统民族主义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排满革命“光复旧物”思想,就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华夷之辨”或“攘夷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提出的“驱逐糙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就直接仿效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而其渊源于中国传统的“春秋大义”。此外,陈天华的“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呐喊,无不渗透着传统的华夷思想。应当看到,“驱除鞋虏,恢复中华”之类的排满革命口号,无论充满了怎样的种族主义气息,有着怎样的历史局限性,然而,把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引伸到驱逐异族、恢复中华这一民族主义主题上来,在当年确曾起到了发动民众革命的巨大作用。

另一放面,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例如,严复就曾创造性地吸收了进化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两个基本观点,将其改造成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的自强保种的民族主义思想。梁启超明确指出进化论“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总之,近代思想家们吸收了西方近化论中的合理内核,把它变成了倡导民族自强自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理论武器。

近代中国对西方政治学说还处于了解和介绍阶段,但思想家们已尽可能地在自己视野的范围内按照中国的现实需要进行选择和改造,为已所用,使之成为近代中国反抗西方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

三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主要内容

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内容极其丰富,它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简介

1.恢复民族自强自信的内容。恢复对中华固有文化的自信,可以说是近代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表现。在近代民族主义者们看来,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抵源泉也’。

因此,必须利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来激发民族主义思想,“尽吸纳民族中所固有的精神势力”,“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孙中山也强调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恢复中国的固有文化固有道德:“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当然,孙先生完全是从新的意义上谈恢复和继承的。孙中山强调要恢复中国传统旧道德的见解,实际上是要把传统文化的尊严和民族自信都一齐恢复过来,归结到一点是强调恢复民族的自强自信的问题。这也代表着近代爱国者们的共同心愿。

2.陶铸国魂,培养人民尚武精神的内容。近代民族主义者们鉴于中国积贫积弱、屡受列强欺辱,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以其涣映大国竟败于“篆尔小国”日本之手的现实,认识到在近代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世界上,“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如果没有“尚武的人民”,行“铁血之主义”,那么“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那也无法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而近代中国沦为“东亚病夫”,恰恰是由于“以文弱闻于天下”、中国文化中缺乏武士道精神以及“百忍成金”、“唾面自干”等古训成为中国人的人生信条所致。因此,在中国处于“群盗人室,白刃环门”的危迫处境中,如果不迅速改变文弱旧习,

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增强国力,就难免陷于被吞噬的境地。陶铸国魂、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已成为近代爱国者的共识‘近代爱国者们无不强调“国魂”作为一个民族存亡之本的重要性,认为“国魂者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之不生,国将焉存”。认定陶铸国魂是近代最紧迫的任务。陶铸国魂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重铸民族精神的问题。国魂,实际上就是誓死以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个古老伟大民族觉醒的中华之魂,正是仁人志士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奔走呼号于慷慨悲歌、于血洒疆场的抗争中构筑的。

3.群体至上的国家主义内容。近代爱国者无不强调“公德”、“合群”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强调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最具特色的理论内核。康有为认为“在万国竞争公德合群之时”,中国如果不讲求公德、合群等强国之法,必将难以自立于世界之上,强调“夫求强在合群”,在“合一国之群”。梁启超也认为,在列强以民族帝国主义的方式的冲击面前,中国“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他强调中国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最关键就是要有具备公德意识和合群观念的新国民。在他看来,所谓公德意识就是个体对群体尽义务的“利群”意识,就是视国事如己事的意识;所谓“合群”观念,就是个人对于群体“常肯细身而就群”,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细小群而就大群’}.的观念。只有这样,当外敌人侵之时,才能够“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而且合群的力量愈坚愈大,就“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严复也强调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近代世界上,“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蔡元培也认为,合群就是谋取公共利益,个人要生存首先要保证群的生存,所以作为个人都应有“舍己为群之义务”。。

总之,在近代爱国者那里,群体至上的国家主义是共同认同的价值取向,在这一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西方的独立、自由、平等学说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意义。具体讲就是,重国家的独立自由胜于个人的独立与自由。

4.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反帝爱国内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随着腐败的清王朝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有关涉及

危害中国主权的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也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曾纪泽等人都曾强烈要求废除外国的特权,维护中国在司法上与外国的同等地位,重订税则,收回利权,“守我利权,富我商民”,维护中国关税自主权。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公开向西方世界宣称“中国业已醒来”。从而代表了中国人民自尊自强的呼声,

近代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反对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拒约运动而进入一个新阶段。20世纪初爱国者曾领导了多次具有较大规模和声势的抵制外货运动。如1905年以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要求废止和修改禁约为导火索,在国内十多个省市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1908年因日轮“二辰丸”私运军火事件而在南方各省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同年在青岛又发生了抵制德货运动。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诸如反洋教运动、反侵略斗争等,也毫无疑问属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反帝爱国运动内容。笔者认为,站在主张国家平等主权独立的理性高度而采取的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言行,更能反映近代民族主义的本质。

5.全面赶超西方的内容。中华民族危机意识的不断加深,势必催发其强烈的赶超意识。而当着近代人愈深刻地认识到“不如夷”之时,这种赶超意识也就愈加强烈。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可以说是甲午战争之前最具民族主义的赶超意识的表达方式。他强调只要中国向西方学习,达到“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之时,就会出现“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局面。对中华民族赶超西方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心。

甲午战争后,全面赶超意识更内化为近代民族主义者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师日风潮”的兴起以及以日本为楷模而进行的维新变法运动。

孙中山也认识到仅仅恢复“国粹”还远远不够,主张“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还是要退后”@。学习外国就是要迎头赶上,并不是跟在他人的后头亦步亦趋,而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就要学习中国没有的东西。在他看来,外国的长处是科学。他赞扬西方“因为这种科学的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到”@。近代科学已经发展到电气文明时代,作为赶超战略,起步就应先从最先进的电气动力开始,只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习外国的长处,就可以学得比外国还要好。他指出,日本是“后来居上”的榜样,日本学习欧美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他相信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全力赶超,一定会取得比日本还要大的成绩。

蔡元培也提出赶超西方的问题。他认为学习西方必须选择捷径。连日本学习西方“行之且五十年,未敢日与欧人达同等之地位”匀中国如不奋起直追,不仅差距会日渐拉大,而且还有被世界淘汰之虑。总之,全面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意识,已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独有的内容之一。


参考资料 1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 俞祖华

(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山东烟台264025)

2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焦润明

3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近代中西方关系 王立新

4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觉醒—以近代中国北部、西部边疆危机为例 杨志娟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