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请苏联代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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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外交部档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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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苏联印制的唯一的3元面额纸币已经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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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苏双方谈话记录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3种面额最大的纸币。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请苏联去做?一批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


周总理亲自指挥


我国第一套人民币流通了3年零4个月。到1952年4月初,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到1953年2月初,中苏双方就印样、数量、交货时间等事项签订合同。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全过程。档案记载:“张大使(向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申明:系受总理委托而来。”


为什么要印制新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面额较大,最大为5万元,单位价值较低,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健全货币制度,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老大哥”帮忙。


张闻天曾对兹维列夫强调:“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5元10元上的花纹那样好。”


印钞总额从40亿变为45亿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4种,总金额40亿元。7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3元和5元的票面”。兹维列夫表示,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解释说:“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


国内为印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印制方案再次变动


一年半后,1954年4月12日,张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10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


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10元券外,还解释:“设计稿样须重新设计,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照会还增加了5元券的印数为“20亿元,计4亿张”。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困难当然有,你们有,我们也有,不过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分9批次交接新币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3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苏方特别提醒:“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


交接中出现一个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5元券即将启运时,向我使馆诚实告白:“承印3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95万张,因此数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3元券,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


新币顺利发行流通


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有了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的反假防伪功能的精致货币。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3元、5元券和国内印制的2元、1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10元券。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3元、5元和10元纸币,1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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