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导火线并不是鸦片?

道咸同光",又称"咸同"或"同光"中兴。

所谓"道咸同光",是指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四个皇帝的时代。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包含了19世纪的大半部分。这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这还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说它是大变局的时代,在内有太平天国造成的空前政治与社会动荡;在外,西方列强动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紧接着进犯中国内陆,京师一度失陷,圆明园焚毁,藩邦接连丧失。三千年来的中国遭遇空前的挑战与冲击。说它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此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有知有识,有胆有谋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勇于挑起社稷安危的重任,造就了自己的丰功伟绩。说它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是说这个时代又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也在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关口,充满危机,也充满了矛盾,然而不在危机中灭亡就在危机中新生。我们通过对曾国藩的了解,可以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危机,如何从危机中走过来的。这段历史,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研究近代中国与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清代的皇帝总体上来说个个都不是草包,甚至比起历史上的汉人皇帝来说,至少要远胜于明代的皇帝。

清代前期的皇帝大都命长,后期则大都命短;而且后期的皇帝本事不大脾气倒蛮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后期的皇帝都命苦,属于苦命皇帝。历史上苦命皇帝多得很,历史上的皇帝没有几个不命苦的。别看他们在位在世时风风光光,其实骨子里挺苦。只不过,苦的程度有轻有重。被后人反复称赞的周文王也命苦,他不仅没做成皇帝,而且还一度被商纣关进了监狱;商纣命更苦了,虽然他在位时美女享受够了,却不知一直是和狐狸精在纠缠,最后被迫自焚而死,还要落个暴君的千秋骂名。康乾盛世时的康熙也命苦,在世时为立太子是久经折腾,拿一个太子废了立,立了废;最后还是弄得自己几个儿子都没有好下场,一个变做狗(阿其那),一个变做猪(塞思黑)。乾隆命要好一些,不仅活得长,而且皇帝做的有滋有味,不过,最后他儿子嘉庆把家底一盘,才知道,他的府库还不如大臣和珅的,这个皇帝实际上是替和珅做了。雍正更命苦,好歹做了13年皇帝,可真没好好休息一天,而且这皇帝做的也寡味,没有一个朋友,最后弄得时人后人都纷纷质疑他做皇帝的合法性。历史上,不挨骂的皇帝有两种,一种是开国皇帝,秦始皇例外,因为秦始皇命也苦,他的皇帝没做多久,而且连他创下的江山都没坐多久就短命了。而开国皇帝其实也命苦,像刘邦,没做皇帝时,是个流氓,日子过得很是窝囊,打江山时又常被项羽追的紧;朱元璋甚至不得不去做和尚。一种情况是像汉武帝、唐太宗、乾隆之类的,他们的政绩工程做的实在好。最招人骂的皇帝就是亡国皇帝和亡国前的皇帝了,特别是像桓灵、炀帝、嘉靖、道光、咸丰之流。

先说道光皇帝。道光就是清宣宗,名爱新觉罗·旻宁(1782年-1850年),嘉庆皇帝次子,嘉庆病死后继位,是清入关后的第六个皇帝,在位30年。病死,终年69岁,葬于慕陵(今河北省易县西)。

道光皇帝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嘉庆皇帝很早就决定传位给旻宁,从嘉庆十八年发生的一件事来看,嘉庆选这个接班人是正确的。当时反清复明的组织天理教在京畿非常活跃,一部分教民准备趁嘉庆皇帝出宫之际,拿下北京,他们的主攻目标是紫禁城,而且已经买通了几个太监做内应,举事的教民按原计划混入城中,准备从东、西华门两个门同时冲入紫禁城。但东华门的教民过早暴露了身份,不得不把总攻的时间提前。教民在太监的带领下迅速冲进了宫中,此时嘉庆皇帝正在避暑山庄,宫内一切由旻宁掌管,正在乾清宫上书房读书的旻宁得到报告后,带着另外两位亲王冲了出去,当时内宫的大门已经关上,但还是有几个教民爬上了墙头。旻宁临危不乱,当场击毙了两个义军,不久援兵到达,冲进紫禁城的教民被全部杀死。旻宁的机智勇敢,显示出一个做领袖的应有的素质。事后,得到了嘉庆皇帝的高度评价,并封他为智亲王。

但是年青时沉着镇静、机智的道光帝,在应对西方事务时却慌了手脚,毫无主张了。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倘若当时的清廷不再抱着让夷人或番邦不平等的进贡思维,倘若一开始便以国与国之间的姿态与西方通商,那么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早在1699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开设了一家工厂,出口业务集中在茶叶和丝绸两大项目上。问题是,茶叶与丝绸是中国传统的产业,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叶和丝绸,刚开始,是顺差很大的。但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之后,不仅没有换来外汇或者什么技术,相反,从英国进口的却是一种中国并不需要的物资--鸦片。为什么是鸦片而不是别的呢?英国也并不是没有卖给中国别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品种少,昂贵且不实用,中国百姓买不起,如钟表等。此时的中国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洋人的那些东西都属生活奢侈品,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奇技淫巧"。虽然出口的两大项目中国获利甚丰,但相比起鸦片而言,又是微乎极微的(唐德刚要我们想象一下今天的毒品走私就知道当时鸦片的利润了)。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家史上的普遍罪恶。白花花的银子流入了夷人的腰包,发展到后来,竟然是武装走私,加上滥用暴力了。这可能也是清政府不愿意与夷人打交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来华经商的外国人受到种种限制也就顺理成章,他们不仅要遵守大清帝国的各种礼节,而且还受到很多制约,如不得带家属,不得乘轿,住处被统一安置在固定的洋行,随时有可能受到中国地方官的拘捕甚至拷打等等。因此,来华经商的英国人,生意上的失败和人身安全上的不稳定,英国政府不能不负责任。刚开始,英国使节通过种种外交途径交涉都没有奏效,都受到了大清帝国的草草应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英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虎门销烟是一根导火线,它直接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虎门销烟其实就是一场禁毒反走私的的禁毒运动,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中都谈到过。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把中英两国的关系弄僵了,甚至直接导致一场战争呢?这在于英国政府内部有一批主战派,他们认为要和中国这个闭关自守的政府平等通商,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的禁烟正好为开战提供了借口。然而,在英国政府内部也有一批反战派。他们反对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通商的目的。于是,战争的议案最终以表决的方式获得通过:271∶262。这场战争也因此被称之为"鸦片战争"。

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一些中西历史学家所主张的,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实际上不能称鸦片战争,因为不是为了鸦片而战,中英之战非鸦片之过,倘若不是鸦片,而是溺片、麦片,都会发生战争。这一观点遭到了唐德刚先生有力的反驳。唐认为,中英之战就是为了鸦片而战,之所以称为鸦片战争,就是大英帝国为了确保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象……

总之,鸦片贸易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之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

因此,我看,唐德刚先生的反驳更有说服力一些,看历史确实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

道光皇帝的命苦就苦这里。中英战争倘若不是为了鸦片,无疑没有非打不可的必要,如果是溺片或麦片,中国自然欢迎。问题是这是毒品走私,鸦片在明代是作为有用之物被列为藩国的贡品的,但到了清初即发展成毒品,因此,清朝后来就一直有禁毒令。只是可惜,由于执行不力,这纸禁令更多时候成为一纸具文,到了乾隆皇帝时更是有令不止了。而在道光的父亲嘉庆皇帝手里,时而禁时而又默认,更助长了鸦片走私。到了道光手里,发展成林则徐所说的将来会有一天"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非禁不可了。但问题是在道光帝时,国家还没有发展到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的地步,倘若真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也就更没有非禁不可非打不可的鸦片战争了。故道光皇帝一开始就是要禁要打的,毫无疑问要禁要打。况且这禁烟的事已禁了百多年了,林则徐的禁烟只是一个必然的步骤。除非不禁烟,否则鸦片战争是可以不打的。唐德刚说,这个主动权操之在大英帝国的首相和国会,是颇有道理的。

一打就是四年,而且一打就打输了。为什么会输?原因虽然很多,很复杂,但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两方实力的悬殊。这实力除了科技含量外,还在于体制,有时体制也是软实力。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道光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抗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主和派,重新开放广州。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1842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英国共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值得一说的是,有的历史书上把这批国内的主和派称为"投降派",显然也是不当的。他们并没有主张要投降,而是主张议和。

现在的一些历史书上大唱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刚开始时,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并没有想要消灭中国的打算。他们只想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情况。先是英法联军,继而是八国联军先后攻下了中国的首都,然后又坐下来谈判。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大臣们却还跑得远远的,在他们的行宫里悠闲地听戏。

这些现象让人看不懂了,在那次战争中,帝国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要求通商的战争;直到战争行将结束,被派到广州的杨芳和奕山数次上奏要求皇帝批准英国政府提出的通商要求,皇帝还在反问:"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倘若说皇帝及其大臣都以为这场战争是要灭亡中国,为什么,身为最高统帅的皇帝又不坚决地迎战,不发谕旨全民动员,而选择了逃跑呢?谁能知道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及其臣僚的真实想法呢?

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皇帝对他人的不信任。皇帝对汉人的不信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肇端于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尽管有这样的先例,后来的皇帝对汉人还是尽可能地给予重用,当然,囿于他们的胸襟和识见,过去的阴影始终存在历代清帝的心中。那么皇帝对洋人的不信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关键的问题在于,洋人的到来给皇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求变革。

历史把责任推给这位皇帝,自然有一定道理。作为中国这个最大的家族的家长,道光帝责无旁贷。然而,道光帝又是较幸运的,因为他回避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个倒霉的事留给他儿子去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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