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原创]叫人看了心惊的《末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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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企业的电视台在五、六年前播放过一部名叫《末路1997》的电视连续剧,每天晚上五集连放。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可能都会被剧中紧张刺激的情节和环环相扣的叙事手法,以及演员那精彩的表演所吸引。自从那年看过该片以后,我就有一个想法,要为喜爱看“破案片”的母亲租一套碟来看,可惜前几年的时候孩子太小,母亲一到我这里就只是忙着照顾孩子,也没有时间。去年夏天,当我的父母上山来避暑的时候,我终于在网上找了一部该片并下载,那几天,我的父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在电脑旁边守很长时间来看这个电视剧,父亲说:你妈这两天过瘾了。

这部连续剧又叫做《中国刑侦一号案》,根据真人真事所拍摄,讲述的是发生在1997年那一年,一个叫白宝山的罪犯制造的一起由抢枪、杀人、抢钱的系列案件。白宝山在一次为自己所养的鸽子偷玉米时,被人家发现,结果失手将那人打成重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在新疆服刑期间,貌似老实的白宝山通过各种渠道和一切手段学习枪械的使用原理,加上他犯罪以前有曾经打过气枪的经历,同时也许是因为早有心理准备的原因,为他在出狱以后在持枪杀人时几乎百发百中,只要举枪就能杀人打下了基础。由于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缘故,剧情的发展及其符合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历程。在服刑期间,假装老实的白宝山在取得狱警的同意以后,和另外几名犯人一起在监狱外放养奶牛,因为言语不合和另外几个犯人的欺负,白宝山竟然设计将两名犯人残忍杀害,可是这一切都由于白宝山的善于伪装和表现良好,逃脱了被发现后制裁的命运,获得减刑并且得到提前释放。从新疆回到北京的家里以后,白宝山也想过好好过日子,按他的话来说就是:“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可是由于办理户籍的民警故意刁难加上白宝山的犯罪心理的驱使,他一气之下竟然没有落户。为该案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再因为他本来生性懒惰,回城以后面对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因为自己服刑改造而错过了原始积累,生活拮据,几个方面综合以后,白宝山产生了抢枪、抢劫致富的想法。残暴而又有犯罪天才的他终于做成了惊天大案,也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电视剧以白宝山的犯罪过程为线索,细致的刻画出了他的作案时极深的城府、作案时所具备的良好的心理素质。从北京的八一体工大队门口的第一次抢枪到在河北徐水的第二次抢枪,白宝山对于作案时的踩点、侦查、潜伏、以及作案后的反侦查,逃跑时的跳跃式跑动手段,令参加破案的专家们几乎一致的认为这是一起退伍军人所作的案件。白宝山一米八的身高却只穿41码的鞋也曾令专家们走入误区,错误的从犯罪现场提取的鞋印上判断白宝山身高在1.72——1.75米之间,并且由于前文中交代的户籍民警作梗是白宝山没有落户,错过了对北京常住人口的筛查时将白忽略过去,极大的贻误了战机,致使白宝山在北京抢完烟草市场以后,能够顺利地前往新疆继续作案,也间接的说明我们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作风也必需要改变。

电视剧中另一个主角是白宝山的情妇谢玉敏,这个来自四川的女人非常的勤劳善良,可是一念之差使谢玉敏成为了白宝山的主要帮凶。当她第一次发现白宝山拥有步枪,知道有人杀害了解放军抢枪。当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白宝山犯下的罪行之后,面对凶狠的白宝山和抢来的数万元烟款之后,她的心理天平向罪恶和金钱那一面发生了倾斜。此后,她协助白宝山从徐水取回了所抢的第二把81式自动步枪。在和白宝山持枪前往新疆的列车上,她又一次挺身而出,“临危不惧”的掩护了即将被列车员发现包里面藏枪的白宝山,从而导致后来在新疆宾馆门口发生了白宝山杀害近十人,抢劫一百余万元的恶性案件发生。由于谢玉敏的包庇和共同犯罪,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可笑的是,这个女人仅仅得到了两万余元还没有来得及花掉就被抓进监狱。

白宝山的另一个同案犯关天明是白在监狱时的狱友,胆小怕事却又非常贪财,配合白宝山一起作案多次,却从没有杀过一个人。最后竟然因为白宝山需要手枪,而在白宝山即将杀害自己的救命恩人和经常帮助弟弟的警长时,无动于衷,眼看着恩人被杀死。当钱刚一抢到手后,就急着分赃。结果狐兔死、走狗烹。最后被打死在天山草原上,并被焚尸毁容。

这部电视剧在反映白宝山过人犯罪天赋的同时,对一个罪犯凶残和狭窄心胸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加上对细节的描述,就像是一位评书名家在讲一个故事,既合乎情理又扣人心弦。在诸多的犯罪题材电视剧中,很值得一看。

看完该片已经有将近一年时间了,可是许多情节依然历历在目,要说的话似乎还很多,该讲述的好像还没有讲完,由于水平有限,还是用一句话作为这一段文字的结尾吧:再狡猾的犯罪分子也终将难逃恢恢天网,莫作恶,作恶一定没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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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刚因盗窃、抢劫罪出狱后不久的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军袭警,先后抢枪3支,抢钱100多万元,打死打伤15人。下面是白宝山的一些谈话片断:

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法庭上的最后陈辞)

“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于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

“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谁也不甘心巨款被抢走。”

“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可是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他们”指去他家带他走的警察)

……

个人的性格扭曲,思想极端不仅仅是个人的过错。体制或者社会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白宝山当时跑户口,要是顺顺利利的办下来也许会少出很多事。妥协,我们的政治的最大的标签。从上到下,从高层到低层,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三首唱白宝山的歌会让人处于一种反乌托邦的氛围之中,不是盘古反,而是听者反。从木鱼伴奏的《白宝山名言》,到有电子成分的《白宝山教导我们》,到拨弦演奏的《白宝山思想》,无一不让人心惊胆战。这三首歌都像在向毛泽东和之后的执政者的话语进行致敬或者解构,“名言(语录似乎更贴切)”,“教导我们”,“高举某思想奋勇前进”……这些话语像皮肤一样伴随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话同样在白宝山的周围,白宝山的案例并不仅仅反映了白宝山是个混蛋。犯罪和歌曲的联系,我们能想到的或许只有迟志强,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听迟志强,因为在监狱里能发出声音本来就是一件无论在艺术,政治,经济上都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现在想想,那些悔恨的歌曲有几首真正是犯人的心声,大多还是其他的词曲作者写的。对于监狱里的真实声音,我更相信廖亦武,他把监狱里极端残酷的事实给披露了出来,监狱不是我们电视中说的互助,学习的好地方!那里是地狱!

白宝山案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嗯?第一次听说,97年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中学呢,没印象了,一定找来看看,我也是个枪械爱好者啊,哈哈哈!~~~~

看看真实的白宝山吧....

白宝山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刚因盗窃、抢劫罪出狱后不久的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军袭警,先后抢枪3支,抢钱100多万元,打死打伤15人。下面是白宝山的一些谈话片断:

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法庭上的最后陈辞)

“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于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

“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谁也不甘心巨款被抢走。”

“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可是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他们”指去他家带他走的警察)

……

个人的性格扭曲,思想极端不仅仅是个人的过错。体制或者社会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白宝山当时跑户口,要是顺顺利利的办下来也许会少出很多事。妥协,我们的政治的最大的标签。从上到下,从高层到低层,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三首唱白宝山的歌会让人处于一种反乌托邦的氛围之中,不是盘古反,而是听者反。从木鱼伴奏的《白宝山名言》,到有电子成分的《白宝山教导我们》,到拨弦演奏的《白宝山思想》,无一不让人心惊胆战。这三首歌都像在向毛泽东和之后的执政者的话语进行致敬或者解构,“名言(语录似乎更贴切)”,“教导我们”,“高举某思想奋勇前进”……这些话语像皮肤一样伴随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话同样在白宝山的周围,白宝山的案例并不仅仅反映了白宝山是个混蛋。犯罪和歌曲的联系,我们能想到的或许只有迟志强,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听迟志强,因为在监狱里能发出声音本来就是一件无论在艺术,政治,经济上都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现在想想,那些悔恨的歌曲有几首真正是犯人的心声,大多还是其他的词曲作者写的。对于监狱里的真实声音,我更相信廖亦武,他把监狱里极端残酷的事实给披露了出来,监狱不是我们电视中说的互助,学习的好地方!那里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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