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野,成了一品大百姓,在名义上一个兵也调不动了。根据蒋介石和粤方反对派“议和”达成的条件,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当了行政院长,陈铭枢则担任京沪卫戍司令的要职,把他的嫡系部队第十九路军带到了京沪地区,在蒋介石的核心统治区打进了一个楔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没能当上国民政府主席,气的大哭了一场。宁粤对峙结束,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场闹剧比任何剧作家的作品都精彩,都好玩,都好笑。可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国家真是多灾多难啊。

蒋介石下野之后猫在他的溪口老家,谋划复出大计,整天琢磨他的对手们:汪精卫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家伙,虽然现在是粤方反对派的干将,只要给他一点甜头,是完全可以拉到自己这边的;第十九路军就像扎进蒋介石喉咙里的鱼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1931年11月,第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军总指挥部驻南京两广会馆,正式接管从南京到上海的防务。尽管此行的任务是监视蒋介石,但是抵达新驻地的第十九路军却发现,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意外的课题: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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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上诉到国际联盟。由于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据理力争,国际联盟行政院在9月30日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把军队从东北各地撤到南满铁路沿线区域以内。这等于是否定了日军的全部军事成果,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那些醉心于靠据理力争来收复国土的小屁孩当然可以欢呼蒋公的据理力争是多么伟大,可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大炮作保证,这个决议不过是一纸空文。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战争意志来运用手中的大炮;列强对于用他们自己的大炮来保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日本军事当局又不会白痴到像小屁孩幻想的那样,只要中国人据理力争,即使没有大炮作保证也会把领土归还给中国。因此,日本对这个决议置之不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尽管日本理所当然的不会执行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决议,不过对于这个决议还是要应付一下的。《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领土不可侵犯,但没有规定中国的一部分国土分裂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情况。于是伪“满洲国”就应运而生了。在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准备期间,日本人在中国四处挑衅,于上海、南京、天津、青岛、汉口、福州、江阴、芜湖等地多次制造事端。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转移国际视线,配合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二是寻找新的侵略契机。而这些挑衅活动的重点,就是上海。

“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的夺取了我国东北三省。这使得日本人胃口大开,华东地区就成了它的下一个目标。上海是个好地方,对日本、对列强、对蒋介石,都是如此。30年代,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列强在华利益集中的地方,当然也是日本在华利益集中的地方。到1931年,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中,上海占19.3%,仅次于东北。随着日本在沪工商业的发展,侨居上海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到1931年,在沪的日本人有2.25 万余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只有约6500人居住在华界。在虹口地区还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使得虹口地区实际上已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截止到1931年10月,在上海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约2000余人,停泊的日本军舰有常磐、安宅、保津、浦风、飞龙等5艘。日本人在上海的力量已经足以挑起一次事变了。在上海地区挑衅,对于日本人来说有两大好处:既可以把列强的目光吸引到这里,减轻东北问题上的外交压力;同时又可以捞上一把,把上海的华界据为己有,运气好,还可以把整个华东地区收入囊中,就像东北那样。因此,日本人在上海组织了多次挑衅行动,撕毁抗日标语,殴打中国公民。据国民政府的统计,1931年10月间有8次挑衅行动;11月上旬,几乎天天发生挑衅活动。第十九路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上海,接管防务的。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史称“史汀生主义”。作为一个毫不相干的第三国,美国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够意思了。美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又没有什么利益,不要指望用他们的大炮来维护中国的主权。显然,“史汀生主义”对中国有利,而日本却感受到了外交上的压力,觉得十分不爽。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日僧事件”。

差不多在第十九路军抵达上海的同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拍电报给驻上海的日本公使陆军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并送来两万日元特别活动经费。田中隆吉接受了板垣征四郎的要求和钱,制造了一起有轰动效应的日僧事件。而具体执行田中隆吉指令的,就是名噪一时的特务川岛芳子,地点选在了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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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位于引翔港北侧,与日商东华毛巾厂相邻。1919年之前,东华毛巾厂是家大厂,生产的铁锚牌毛巾几乎垄断了上海市场。三友社毛巾厂是个小厂,生产的三角牌毛巾虽然也有一定销路,但远不能与铁锚牌相比。1919年由于发生了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活动逐渐深入人心,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上海市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爱用国货,商人们也经销国货,在这种大环境下,质优价廉的三角牌毛巾销售路日广,逐渐占领了上海市场,并畅销各地;三友社毛巾厂逐步发展,到1931年已拥有2000多名工人。伴随着国货三角牌日渐壮大的,当然是日货铁锚牌毛巾销售日渐萎缩。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社毛巾厂的工人们抗日热情高涨,在资本家的支持下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工人抗日义勇军,有700多人参加。队员自费做了军装,天天在上班前操练。因此在上海的日本商人和军政要员均把三友实业社视为眼中钉,用田中隆吉的话说就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于是就在这里,田中隆吉策划、川岛芳子实施了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1932年1月,川岛芳子布置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收集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的情报。1932年1月18日下午4点,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来到三友社毛巾厂,在毛巾厂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到厂门口往里看上一眼。毛巾厂门口的义勇军见到这些人行迹可疑,就派人跟踪监视。跟踪的义勇军队员在马玉山路赵家宅附近追上了这几个日本和尚,拦住他们盘问。这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许多人,趁机围上来一阵拳打脚踢,把天崎启升、水上秀雄两人打得奄奄一息,把后藤芳平打成重伤。藤村国吉和黑岩浅次郎趁乱溜到附近的日商东华毛巾厂,向驻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报告。5时许,引翔港五区四分所警察署开来警车,将重伤的日本和尚送宁国路圣心医院,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根据日本战败后田中隆吉的交代:这批突如其来的人群就是川岛芳子雇来的;而川岛芳子是奉田中隆吉之命去办的。

显然,这和“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的手法一模一样。这本来就是日本人最擅长的手法。事件发生后,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实施报复。1月20日凌晨2时50分,在田中隆吉指使下,宪兵大尉重藤率领日本浪人70余人,并有海军陆战队的配合,到引翔港三友毛巾厂去放火。沿途枪杀了盘问的中国巡捕田润生,刺伤中国巡捕2人。这次放火共烧掉毛巾间房屋6间,损毁织布机24台,损失总数在1万元左右。现场拾得遗弃引火药一包,3尺高的大火酒瓶1个,汽水瓶和硫磺布等放火用的物品,还有刺刀箍1只,漆皮鞋1双,都是日本货。放火的日本人撤走后,租界杨树浦救火会派两辆救火车前来,第一辆在路上被日军拦截;第二辆救火车因为车上有国际友人,日军不得不放行,方得以到现场灭火。

放火之后,在上海的日本人连续展开了一系列的挑衅活动。1月20日下午,日本侨民1000余人在北四川路、虬江路一带沿途滋扰,打碎中国店铺的橱窗,并毁坏电车和公共车辆。然后到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政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

与此同时,由于《民国日报》客观的报导了三友实业社被日方纵火焚烧的事实,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派人到报馆寻衅威胁,《民国日报》社对日方的寻衅不予理睬。日本海军陆战队随即煽动日侨攻击《民国日报》,并向租界工部局施加压力。工部局屈于日方压力,以“劝告贵报停版”这个比较体面的名义,把《民国日报》封闭了。

在进行了这一系列的表演之后,1月21日上午,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来到上海市政府,提出关于殴伤日僧案的书面抗议,并提出4项要求:

(一)上海市长须向日本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

(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履行;

(三)对于被害者5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

(四)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尤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即时解散之。

22日,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出声明:上海市长对四项要求,如不作“满意答复”,决采取“适当手段。”

为什么日本人没有像在沈阳那样,炸了铁路之后立刻发动战争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做做样子给外国人看,二是兵力还没有准备充分。“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在南满兵力虽然不多,可怎么说也有近两万人。这时的上海,日军的地面部队,才不过是区区两千海军陆战队;而中国在上海至少有一个师——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这些情况日本人是知道的,它们显然还不打算拿这两千人在中国一个师身上碰运气。

所以,一方面是在上海不断的挑衅,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加紧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准备。1月21日,日本海军紧急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舰队4艘驱逐舰驰往上海。1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命令海军省立即在上海增加武装力量;命令驻华公使重光葵速返上海策划事变;日本海军省会同外务省紧急筹划侵沪战争的方案。内阁会议当天将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调到上海。1月28日再调巡洋舰“夕张号”率驱逐舰3队共13艘;战斗机6架到上海。截止1月28日晚,在上海的日本军舰已增至24艘,陆战队增至5000人左右。飞机、坦克、装甲车都有一定数量的增加。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再次要求在上海的日侨有“忍受任何牺牲之觉悟”,也就是说,要求这些日本浪人要无条件的配合日军的行动。

经过这一系列的调兵遣将,在自认为驻扎上海的军事力量足以发动一场战争之后,为配合日军的行动,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吴铁城市长在四十八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答复所提的4项要求,否则将来采取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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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步步紧逼、穷凶极恶的敌人,蒋光鼐、蔡廷锴和十九路军的将士们该何去何从呢?十九路军实际上的上司陈铭枢给他们的任务本来就只是监视蒋介石;而这时国民政府军政部又不断的催促十九路军撤退。蒋光鼐大可以带着十九路军一走了之,把上海让给日本人,就像张学良和东北军做的那样。但是蒋光鼐不是张学良,十九路军也不是东北军,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们毅然举起了手中的枪,义无反顾的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



十九路军万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