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主体民族发展研究管窥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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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http://bbs.tiexue.net/post_2591422_1.html 1-5章 http://bbs.tiexue.net/post_2610319_1.html 06章 随着北魏鲜卑拓跋统一北方,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此阶段中,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代,北方则先为北魏,其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再后变迁为北周、北齐。根据中国历史学判定正朔的原则——控制秦岭——淮河线者为正朔,飘花仍然先从北魏开始。 北魏是由拓跋鲜卑所建立。在拓跋珪建立代时,拓跋鲜卑经过长期和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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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魏鲜卑拓跋统一北方,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此阶段中,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代,北方则先为北魏,其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再后变迁为北周、北齐。根据中国历史学判定正朔的原则——控制秦岭——淮河线者为正朔,飘花仍然先从北魏开始。

北魏是由拓跋鲜卑所建立。在拓跋珪建立代时,拓跋鲜卑经过长期和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处在奴隶制经济与地主经济的过渡时期。而北方的混战对于经济压力极大,奴隶制经济脆弱的生产关系和贫瘠的生产力根本无法承受长期的战争,而除非采用新的生产关系,否则将无法支撑长期战争的经济需要,在这样的压力下,拓跋鲜卑原有的奴隶制度残余迅速崩解,奴隶主贵族很快即汉化转变为新兴的地主集团,并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拓跋鲜卑认识到了汉族制度对于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更逐步意识到了汉族文化、制度的先进性,因此颇为重视自主的汉化过程,拓跋珪时便大力招揽北方汉族士族,而其子拓跋嗣 (魏明元帝)、孙魏太武帝拓跋焘更擢用中原汉族著名的士族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任官,形成了拓跋贵族与汉人世家豪族的联合政权,国势大盛,431年灭夏,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使北方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复归于统一,仅有慕容鲜卑的一支迁徙到今青海,建立了吐谷浑王国。

在北魏和南朝初年的几次相互攻伐都无果而终后,南北王朝基本上保持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过程,在军事上缺乏进取能力和进取心的同时,北魏统治者开始了内部的中原化过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孝文帝名拓跋宏,其在位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却实行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均田制的建立和鲜卑汉化政策。均田制的建立是基于长期战乱造成的北方户口流徙,田园荒芜,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的现实,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编户,稳定社会秩序,增加财政收入。均田制的主要方式是先审定户籍,再按户口分配土地,实行新的租调制。奴婢和牛都可受田。这种方式通过利益的驱动使得大量的逃户、流民走向安定,而士族的特权没有损害,其土地占有权更进一步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证。均田制的实行使得北方大量的荒地被开垦,耕作技术也有了提高,社会生产、生活进入了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也为其推行的鲜卑汉化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汉化政策是借鉴了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国兴亡的教训,北魏统治者认识到,其统治下的中原居民以汉族为主,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比较先进的制度,而鲜卑人人数少、生产落后,仅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暂时占据统治地位,而如果要维系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将鲜卑人与汉人同化,而这一过程只能是向着先进的方向进行,为此,魏孝文帝在政治和社会风俗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服饰、语言、丧葬、通婚、吏治、门阀等制度方面都有相关的汉化规定,以逐步消除鲜卑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这些改革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集中皇权制度,适应了各族人民间的自然融合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的大融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北魏统治阶层在汉化后迅速腐朽,其政治日益腐败,因此,仅仅维系了不过94年的统治,即在北方边军六镇爆发的大规模起义打击下崩溃,经过尔朱荣之乱后即裂解为由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所建立的东魏和由汉化的胡人宇文泰所建立的西魏,随后,东魏变为北齐,西魏则成为北周,彼此间攻杀不休。560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再次进行改革。其改革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是周武帝灭佛。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但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稳定,国力强盛,当时的佛教并未进行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改革,其因果轮回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并无大的吸引力。然而西晋以来的乱世动荡不安,加之佛教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中国化改革,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已经有了很大市场,尤其北魏统治者更试图利用佛教弥合社会阶级差异,使得佛教在中国北方发展非常迅速。然而,此时的佛教徒依然按照印度的传统习俗,不事生产,却又不纳税负,不服兵役,因此造成了大量农民为逃避赋税、兵役而出家为僧尼,田地则“投献”给寺院,导致国家丧失了大量缴纳赋税的编户,北魏所建立的府兵制度也很快陷入半瘫痪状态。因此,北魏太武帝曾一度“灭佛”,试图从佛教徒手中收回土地、人口和财富,但随着太武帝的死亡,灭佛一事不了了之,而后更是愈演愈烈。武帝灭佛则出于同样的考虑,但与北魏太武帝不同,武帝的做法并非武断,而是步步为营。

公元573年,周武帝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首先进行舆论散布,而后在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周书》)。“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颇深,其在中国历史上是有重大影响的。飘花查考前代,发现武帝灭佛恰开了中国政治体系中政权高于宗教的实践。从国家政权巩固的角度上说,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为北方的再次统一乃至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民族发展的角度上说,再次确认了中央政府在中国民族同化的主导作用——参照西欧,宗教和王权之间的争端,不能不承认武宗灭佛的历史意义是极其巨大的。

二是社会制度改革。573年,“十二月戊子,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赐钱帛各有差。辛卯,月掩太白。诏荆、襄、安、延、夏五州总管内,有能率其从军者,授官各有差。其贫下户,给复三年。丙申,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吸收均田上的汉族农民充当府兵。当兵本人免除租调和徭役,其家庭在三年内也可以不交纳租调和服徭役,原来为地方豪强大族所控制的农民,现在直接为朝廷所掌握。十一月,又规定“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田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灭北齐后,又免除隶户的罚役,《周书》记载:“初,魏虏西凉之人,没为隶户,齐氏因之,仍供厮役。周主灭齐,欲施宽惠,诏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杂役之徒,独异常宪,一从罪配,百代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凡诸杂户,悉放为民。’自是无复杂户”。这一系列措施使北魏建立的府兵制度成为真正实用的军役制度,更有效的控制了大量编户,严重动摇了士族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经济根基,为隋唐时期的士庶平等奠定了经济基础。

576年,北周攻占晋阳,577年攻陷北齐邺城,北齐亡,北方归于统一。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发动南征,攻占了陈朝的两淮流域,为隋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自刘裕代晋始,历经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其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并无大的建树,但在经济方面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发展——即南方经济的深入开发。永嘉南渡后,大量中原农民难逃,带来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先进技术,南方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了土地的广泛开垦。南方原住民,尤其是三国时期的百越部族与之发生广泛交流,在逐渐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同时,族群与汉族开始同化,其部族首领也开始向大地主转化。而此后南朝发生一系列政变,内乱连绵不休,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再次南下,对今岭南地区的开发有所影响。

此外,南朝最大的功绩是保存了大量的华夏先代典籍、礼乐制度、文化传统,如《资治通鉴》记载:及平陈,获宋、齐旧乐器,并江左乐工,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

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等十四调,宾祭用之。仍诏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

时天下既壹,异代器物,皆集乐府。牛弘奏:“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其后魏之乐及后周所用,杂有边裔之声,皆不可用,请悉停之。”冬,十二月,诏弘与许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参定雅乐。……

正是由于这些构成文明、文化的核心因子的存在,不仅保证了南朝在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更为此后南方逐渐发展成为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点定了雄厚的根基。

综合看来,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民族关系总体上延续了五胡时期依秦岭、淮河为界的北方胡化、南方越化的发展趋势,且长期两分的现实,对中国主体民族的同质化构成了严重的伤害。此阶段,固然有继续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总体上说,战乱仍然持续动荡,很少出现比较长期、稳定的和平。历经乱世的中国主体民族中,宗教信仰开始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粘合各族群的重要因子,士族在动荡年代起到了族群团结核心作用后,逐渐腐朽、衰退。自五胡乱华直至隋灭南陈这一段期间,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黑暗时代。

黑暗毕竟不会永远。581年,北周静帝即位不久,静帝的外祖父、辅政大臣隋国公杨坚即夺取政权,建立隋王朝。589年,隋军大举南征,一举平灭南陈,再次统一中国,以此为起点,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辉煌的时代——隋唐第二帝国时代到来了。

与秦汉第一帝国类似,隋唐也是两代相继,后代制度全盘继承前代,在前代的开创基础上建立起更为辉煌的文明。隋代最伟大的建设有三:三省六部整体制度的建立,这一政体制度影响了此后五百年;科举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经过改头换面今天仍在沿用;大运河。

三省六部制度首次将行政权力从法理上拆解为决策、审核、执行三大环节。较之以往的行政方式,这种拆解显然有效的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和可行性,因此一直沿用数百年,甚至今天的政体也包含着这一思想的精髓。

科举制度从表面上看,是针对世家大族把持朝政权力的有力反击,扩大了统治基础面,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但更重要的隐性影响是,这一制度在对各民族的同化上起到了指向性、同质性的作用。民族同化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化的融合,而科举制度恰恰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巨大的利益驱动,不仅在政治和教育上,在文化和民族融汇商更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贯穿南北的大运河的建立几乎耗尽了隋代的民力和财力,然而,这条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水利工程的作用恰如皮日休所言:“若无水殿龙舟事,较禹论功不为多”。大运河在隋代以后的历史上几乎就是国家命脉的代名词,甚至因为大运河,专门诞生了“漕工”和“盐工”两大组织。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流域的大运河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北交通问题,为促进南方的开发和联络南方与作为政治中心的北方的联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北方汉民族胡化趋势与南方汉民族越化趋势正是因大运河的沟通而弱化,附属于经济联系的密切,南北方汉民族再次出现趋同性。可以说,没有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此后的中华民族沿秦岭——淮河线裂解为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能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开挖这条大运河的历史功绩,今天回首看来,真的是无论怎样估计都是不过分的。

然而,隋代却仅仅经过38年就灭亡了。其根源并不在于隋开挖运河,东征高句丽,而是因为隋王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在一波接一波已经没有生活希望的农民起义冲击下,强盛一时,威震四方的大隋王朝轰然倒塌,经过数年的血战争夺,代表关陇门阀的李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王朝——大唐建立了。

李唐王朝的民族属性比较复杂,与隋王朝的杨氏不同,杨氏已经可以毫无疑问的确认为汉族,但唐王朝的李氏却很难说。

《旧唐书》记载说: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讳渊。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暠七代孙也。

而《新唐书》的记载再次确认了这一点: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讳渊,字叔德,姓李氏,陇西成纪人也。其七世祖皓,当晋末,据秦、凉以自王,是为凉武昭王。

这两段文字都无疑证明了李唐皇室出身于陇西,而陇西地区的汉族数量稀少,更缺乏李姓大族,因此,至今历史学家们仍为李唐皇室究竟是否属于汉族而争执不休,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李唐皇室确实属于汉族,至少也与隋朝的杨氏皇族一般严重鲜卑化,尤其是两代皇朝早期皇帝的母、妻都是汉化的鲜卑人。也就是说,第二帝国的建立,鲜卑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

隋唐两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二次大一统时期,因而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但与秦汉时期的第一帝国相比,在各方面并无太大超越。主要原因在于:秦汉时期创立各项制度,且影响极为深远。而隋唐两代大多是因袭前代成果,是在前代成果上发扬光大。而究其深层次原因,大概是因为秦代统一天下历经数世,备尝艰辛,且毫无先例可循,不得不自创制度以适应时世所需。而隋唐得国较易,原有制度无需大作变动即可适应。然隋有大运河之功,唐代却出了千古一帝的李世民。

李世民为高祖次子,其“年十八即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其二十九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其“贞观之治”令后人景仰不已。

在文治上,李世民有几大创举:

1、在分散相权的同时大力加强宰相集权。唐代仍然执行了沿袭自隋代的三省六部制,但与隋代不同的是,太宗年间,三省六部制度首次体现了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更重要的是,太宗本人深刻认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规定即便是其本人的“中旨”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身为帝王因一时喜怒而可能做出的不理智决定。中国历代帝王853个,唯太宗一人有此胸襟。

这种政令推行和政治运作方式从法理上说,是符合权力分立制度的,形成了互相制约的体制。从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来看,唐令中的相权对于皇权是有着很大制约作用的,但这种制约性是作为相权的整体制约性,由于相权的分散,又反过来形成了皇权个体对相权个体的威压性,这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互相制衡的作用,在皇权集中制度的时代,这是极其伟大的民主进步。

2、考试制度的完善。但这主要是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主要是增加了考试科目等,但并无太大的创新,不再赘述。

3、财政制度改革。太宗时代不仅完善了始行于北魏的租庸调制,更打开了国家财政的另一扇门——商业税。与之前历代皇朝相比较,唐代可以算是商人的时代,不仅免除了以往对商人的诸多歧视性政策,更不惜以军队武力保证商人的合法权益。后人统计,唐代主要的商业都市大多兴起于贞观年间,当时世界主要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沿海有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内地有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则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会。而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作为联系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正是在唐代才声名鹊起。为保障这条商路的畅通,唐军甚至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以世界最强的武力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全保障(很像今天的美军,一笑),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商人们为大唐帝国的财政提供了巨大的、源源不断的财源,正是自唐代起,商业税第一次超越了人头税和土地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巨大支持,成为了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4、法治严明,廉洁成风。贞观年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法治最好、官员最为廉洁的时代。太宗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否守法遵纪,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法令本身是否严谨、执行是否严明,而是在于是否能让人民有生活的保障。前两者仅仅是手段,后者才是本原。正是在这种“民本”思想下,才有了贞观年间的法制清平。贞观三年,全国死刑犯仅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而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加上高薪养廉的措施,贞观年间几乎彻底根除了腐败现象,其政治清明度堪与今天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北欧国家相媲美。

5、府兵制度改革。在前代府兵制度的基础上,重点保障了兵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尤其是在永业田和计口授田上侧重偏向兵户,加之以厚重的赏赐对待军功,使得国家掌握了一支强大的、有庞大受过训练预备兵员支持的常备军。

然而,在这繁荣表象的内里,却又揭示了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现实——相较于屡屡侵犯周边的秦汉,唐代的周边环境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唐代面对的主要异族如下:

1、突厥。

突厥曾是唐开国时期最大的边患,其屡屡入寇,抄略人畜,甚至曾一度围攻长安和唐皇室起兵的重镇太原。唐开国前后都曾以大量的金帛女子换取突厥的支持或至少是不干涉,可见当时突厥边患之威。然考突厥根源,则资料极为缺乏,不过今天大致可以确定的是,突厥应带有匈奴的血统。其兴起应在南北朝时期。作为自认为突厥直系后裔的现代土耳其人则认为突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48年立国的北匈奴。《隋书》记载说: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

《新唐书》也记载说: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卫士曰附离。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

由是可见,突厥与匈奴之间显然存在着颇紧密的关联。6世纪突厥部落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初归附于柔然。西魏时首领土门击败铁勒,破柔然,建立政权,东至大兴安岭,西抵西海(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南,建立了官制,有立法,有文字。隋初分裂为东西两部,但两部经常合兵攻掠中原。太宗即位后,贞观四年(630年)即令李靖等强袭突厥牙帐,大破之。高宗显庆四年(658年)唐又灭西突厥,余部西迁中亚。然由于突厥人善骑射,常被唐征调四方,当时唐军所到之处,几乎必有突厥骑兵的伴随。长期征调引发突厥部众不满,部分突厥贵族开始策划重新立国。调露元年(679年)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突厥酋长响应,部众数十万人。永隆元年(680年)春三月,唐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大破突厥军于黑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擒酋长奉职。泥熟匐可汗为其部下所杀。突厥叛军余众退守狼山(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西北)。开耀元年(681年),叛军伏念与温傅进攻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庆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庆阳县)不克,唐军再次压来。当年秋,伏念在唐军强大军事压力下,抓捕温傅,向裴行俭投降。然唐政权内部因派系不合导致伏念被杀,这使得突厥贵族决意再次叛唐。永淳元年(682年),颉利可汗族人阿史那骨咄陆再叛。其招集伏念亡散残部,抄掠九姓铁勒,并得到大批突厥贵族的支持,势力日益强盛,乃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其为后突厥时期。

唐军曾再次征讨,其屡获大胜,后突厥几被灭国,然弘道元年(683年)底,负责征讨的左武卫大将军、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因代被囚待斩的内史裴炎申辩蒙冤被杀,导致唐军事行动被迫停止,后突厥得以喘息。而唐国内很快即面临武后临朝之争,后突厥也意识到必须采取合理的外交政策,在其表示仍为唐藩属国的情况下,终于在唐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求得了一条生路。然后继的默啜可汗再次起兵反唐,终于招致唐军事报复。景龙元年(707年)冬十月,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出兵大破后突厥,夺取漠南,在黄河北筑三座受降城,又在牛头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县东)北设置烽候1800所。其中中受降城在令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三城首尾相应,截断了后突厥南侵之路。天宝元年(742年)秋八月,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联合袭击后突厥,攻杀骨咄叶护,天宝三年(744年)秋八月,拔悉密再度攻杀乌苏米施可汗。后突厥残部立白眉可汗。唐玄宗命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乘其乱出击,破后突厥左厢阿波达干等11部。回纥和葛逻禄随即起兵攻袭之,灭其国,回纥尽占后突厥故地。至此,在唐朝和九姓铁勒回纥等部的联合攻击下,突厥退出了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其残余部众大多东迁,逐步形成了今许多中亚民族的前身。

今日全球约有1.3亿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人,他们大多自称是突厥人或者突厥人的後裔。这些人的分布在土耳其、阿塞拜疆、塞浦路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的新疆,遍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突厥的英文单词即为Turkey,与土耳其相同,现代一般认为土耳其人为突厥人的後裔。但有观点认为,突厥人在中国并未因此绝灭,其归属中原的相当部分突厥人可能为形成回回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此说待考。

突厥人主要讲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与蒙语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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