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兵眼中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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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兵眼中的元帅


为庆祝八一建军节,1938年参加革命、原总参谋部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赵勇田特意撰写一组《一位老兵眼中的元帅》系列文章,描述自己所见到的元帅们的风采。


之一朴素的总司令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纪念日。只要人们提到“八一”建军节,参与南昌武装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朱德的名字,便立即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我们“朱德青年队”的队员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朱德是一位大英雄。1938年12月,我14岁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介绍人本村村长赵鸿文偷偷告诉我说:“这个党的领头人就是朱德、毛泽东。”为了隐蔽活动,人们在交谈中只说“朱毛”二字即代表中国共产党。


1939年1月,我走进八路军队伍,在行军路上,红军干部吴连长对我说:“八路军总司令叫朱德,他是四川仪陇人,辛亥革命后参加了云南起义,1927年8月1日,他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


抗战初期,在八路军里兴起的“朱德青年队”,好似今天的共青团组织一样,凡成为这个队的成员,必须是政治坚定表现好,工作积极有成绩,经政治指导员批准才能加入。而那时发给队员们的那份《青年信条》,也类似现在共青团员入团宣誓的誓词,不仅要求会背,还要求条条做到,落实在行动上。


-喊“万岁”他不举手


1948年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7周年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华北军大”)成立大会,会场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兵营大操场,全校万人列队,整装肃立。时针指向10点,朱德总司令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华北军大校长叶剑英的陪同下,乘吉普车依次检阅了队列。之后,朱总司令健步登上了大会主席台。


当主持人宣布:“请朱总司令作指示”时,全场掌声雷动。62岁的总司令操着典型的四川腔对全校教职员工发表热情洋溢、充满号召力的演说。首长讲话时,我就坐在主席台口的左侧下边。这个主席台就搭建在一个半米高的土台子上,参加会议的人员就席地而坐了。


我本是华北军大陆军中学第5队政治指导员,在这次隆重庆典的前三天,校政宣传科杨干事通知我作为大会领呼口号的预备人选,并一再嘱咐:“如果正式领呼者白城梧嗓子嘶哑、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跑步到主席台上接着领呼!”


说来也巧,大会前一天晚上,白城梧患感冒发烧,不能到会,毫无疑问大会领呼口号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当大会主持人宣布:“全体肃立,呼口号”时,主席台上的各位领导,包括朱德总司令、滕代远副司令员、叶剑英校长、萧克副校长、朱良才副政委等均笔直地站起来。我从台口左侧大步站立在主席台中心,靠近麦克风附近,冷静地按着校方规定的口号一句一句地领呼。


“全校人员紧密团结起来!”


“为建设正规化的军政大学而努力奋斗!”


“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我每领呼一句,便回头看一看朱总司令,他和全体人员一样,振臂高呼。


当领呼“毛主席万岁”时,总司令把手举得高高的。在领呼“朱总司令万岁”时,总司令却目视前方,神态自然,他没有举手。


瞬间,我看到朱德总司令的这一举止,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总司令问长短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多次聆听过朱德总司令的教诲,也和他老人家一起照过相,但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65年11月28日的一次合影。


这一天,我们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3000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这次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我站立的位置可以说是最理想不过了,就在周总理、朱委员长座椅后边。大会总指挥为了排队定位的需要,指定总后勤部文化部长王德厚手扶挂有“朱德”名签的座椅,让我手扶挂有“周恩来”名签的座椅。


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就座后,朱委员长左右环视一下,回头问我:“你是开什么会的?”


“我们是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我是解放军代表团的。”我躬身低声回答委员长的问话。


年近八旬的朱德委员长点点头,微笑着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地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


“是,是!”我眼望老人的面容,思量着首长的嘱咐。


这时,朱委员长面对周总理说:“这个会议这么重要,你是不是给他们作一个报告呢!”


我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回话:“这要看情况的发展。”


短短的谈话,我铭记心怀。接见大厅里,水银灯光亮如白昼,大型转机依次拍照。


合影完毕后,代表们用掌声欢送中央首长退场。我举起右手,向周总理、朱委员长敬礼。


之二爱马的元帅


今年3月22日,适逢贺龙元帅诞辰106周年,6月9日,是他在“十年动乱”中遭迫害致死33周年。我记得1965年9月1日在国防部大院采访这位受尊敬的元帅时,拍下了他接见部队官兵时的珍贵照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多少年来,有关贺龙元帅的轶闻趣事,引发了我少年时代的回忆。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冬至1939年秋半年多的时间里,贺龙率领的八路军第120师和冀中地区抗日军民共同在广袤的平原上与日伪军鏖战。


43岁的贺龙师长率部在冀中地区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在群众中有关贺龙打仗、骑马的传说可多了,神话般的赞词不胫而走。人们把龙当成吉祥的象征,什么“活龙”、“火龙”、“真龙”、“金龙”等等,到处流传。


我第一次看到贺龙师长是在1939年7月。记得是上旬,中共冀中区党委和第120师、八路军第3纵队联合召开部队政治工作会议,交流政治工作和整军工作经验,区党委书记黄敬出席会议并讲话。会间,贺龙师长对我们几个担任会议警卫工作的年轻人非常关怀和照顾,说话和气,从没有那种“当大官”的架子。


我向贺师长行举手礼,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操着湖南话说:“你这个娃子叫什么名字嘛?”


“我叫赵庆昌!”(当时的名字)我高兴地回答师长的问话。


“多少岁数了?”


“15岁啦!”


“不简单嘛,好好干!”贺师长说毕就去开会了。


没有几天,我和贺龙的警卫员小邱就熟悉了,他家是陕北米脂山区,说着一口典型的乡音。他对我们说:贺老总有一种特殊的爱好——骑马。他在几十年驰骋疆场的战争生活中,骑过的马就有大青马、枣红马、小种红马、小黄马、建昌马、甘肃马、蒙古马、日本马,还有“瞎马”,他甚至还骑过驴骡。


不几天,贺龙师长到达我们冀中区党委机关驻地会见黄敬书记。我和小邱以及冀中第10分区司令员朱占魁的警卫员小吴正在议论朱占魁骑的那匹马,周围围了好多人。


朱占魁的马,早就名声在外了。传说他这匹马跑得快、走得稳,额头上长一只角,形如麒麟,毛色黑中套红,惹人喜爱。


这匹马确实与众不同,毛色美观,体躯匀称,头部清秀,外貌悍威,胸阔腰细,神经敏捷。


我们正在赞赏这匹马的时候,贺龙师长来了。具有兵家气魄的这位将军,一眼看准朱占魁这匹骏马不寻常,没有说几句话他便拉过来翻腿扬鞭,催马向前。


贺龙师长骑着这匹小红马跑了一圈,在人群中下马,右手拍了拍马屁股,伸出右手大拇指说:“好马,好马!”


贺龙师长对我们说:“我们赶骡马出身的,我十来岁就骑马呀!这爱护骡马,有一门学问。”他细说对骡马的草料、饮水、休息、走路、爬山、战术动作,都有一套保护方法。比如蹄掌就要钉好,不钉好,蹄子就要磨坏,直接影响战斗力。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说有一次行军队伍里有一支运输部队的骡子经过他面前,他凭经验,从马蹄声中听出来有一匹牲口的蹄掌没有钉好,就当面批评了运输队长。那位运输队长说真是识马的行家。


1965年春天,贺龙元帅给国家篮球队、游泳队讲故事时说:“在艰苦的长征路上,一次部队到了乌江边,河对岸敌军重兵防守。红军先头部队正组织突击队泅渡,我扬鞭飞马而来。虽然当时在河边骑马是危险的,但是根据当地的地形,不骑马就不便于在渡口指挥战斗,所以我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稳坐雕鞍,沿江疾驰。那枣红马似乎很懂人意,快而稳地沿江跑着。突然,有一块像房子大小的巨石,劈头盖顶地压了下来,眼看就要落在我身上,那马四蹄腾空像箭一样疾飞几步,穿过了危险区。可以说是这匹千里驹救了我一命。”


翻大雪山的时候,雪山又高、又冷,空气稀薄,体弱有病者,如倒下去,就会丧生。因此,贺龙的马往返跑好几趟,驮着伤号病号过雪山,有的人在马背上趴着,有的人在马脖子上挂着,还有的人在马尾巴上揪着,使不少奄奄一息的战友度过了高山雪峰上的生死线。红军战士们和这匹枣红马患难与共,是很有感情的。人们夸奖地说:枣红马,个子大,白军见了都害怕;枣红马,听指挥,红军打仗不吃亏。贺龙多次说过:“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我们长征为革命,马驮着我们行军也是为革命。”


遗憾的是,贺龙元帅没有看到1971年林彪的下场和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情景。应该说他死不瞑目,含恨九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关出版部门拟出版《贺龙传》,总参谋部政治部组织筹备组,我曾任过筹备组的副组长,在与贺龙夫人薛明大姐及其子贺鹏飞、其女贺晓明接触中,他们讲了贺龙元帅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和不幸,令人十分痛心和惋惜。


在贺龙元帅诞辰100周年前夕,我把早在10年前在他的家乡湖南桑植县天子山上拍的一张“贺龙铜像”照片,发表在1995年11月5日的《解放军报》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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