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府勾结西方殖民者“以夷制盗”史实钩沉

明朝官府勾结西方殖民者“以夷制盗”史实钩沉

题目中的“盗”,主要指的是海盗。海盗,大约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了。

公元前30世纪古埃及就有了最早的帆船,古埃及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在前15世纪有了单层划浆战舰,象形文字资料记载了她的舰队和海盗作战的事,在那时地中海上就有了海盗。以后西方文明的先驱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及迦太基人也都十分乐于从事“海盗”这种很有“前途”的事业,甚至还有国王和王子一类的人物参与。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至今仍有“海盗是英雄”的看法,他们所干的是“光荣的事业”。

中国要到殷商时代才出现木板船,和商人争战了几百年的东夷人曾擅长在沿海活动,而当年楚吴越三国也在南方多次进行水战,不过中国沿海出现海盗则迟多了。《三国志. 吴书一》记载了孙坚智斗“海贼”的事迹:

(孙坚)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曰:“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罗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父大惊。由是显闻,府召署假尉。

这个“海贼胡玉”应该是中国最早海盗之一,在史书上最早留下了抢劫财物等典型的海盗罪证,所以我想东汉后期应是中国海盗诞生的时期。从此中国的海盗事业开始蓬勃发展,虽然前途大多很惨,但大家仍然前赴后继地加入到这一行中。无疑的,以数量规模声势而言,中国海盗的鼎盛时期就该是明朝了。

一. 明朝海盗概况:

自明朝建立以来,形形色色的海盗一直困扰着大明朝廷。最初是和老朱争天下失败的方国珍余部等势力下海为盗,再加上了些日本来的倭寇;老朱祭出了臭名昭著的“海禁”政策,于洪武四年 (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实录.卷70》),并强行迁徙东南诲上岛屿居民,尽“墟其地”,迁海条例摧残民生,造成天怒人怨。如此一来在打击海盗活动的同时,也断绝了东南沿海人民以海为田的生路,活生生逼百姓“下岗”,沿海之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犯禁出海,相率为盗,反而为海盗势力推波助澜。史载:

“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滨海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谨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五。福建五》)

宣德六年(1411年)九月,熟悉沿海民情的宁波知府郑珞曾奏请弛出海捕鱼之禁以利民生,结果遭到宣宗的斥责,谓其“知利民而不知为民患”,“贪目前小利而无久远之计”(《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并重申不准沿海居民“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的禁令。结果海盗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去了一茬又来一茬,海禁政策打击了中国沿海的经济发展,实际却没能解决海盗问题。

郑和时代的明朝拥有全地球一流的海上武力,仍然有不服管的海盗们出没在沿海地方: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有钦州海盗阮瑶率领船队攻长垫与林虚巡司,“焚廨舍,毁寨栅而去”(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这伙海盗在钦州搞起了“持久战“,海盗家族一代代地坚持与官府对抗,康熙六十年刻本《廉州府志》记载:前明永乐七年,海盗阮瑶反乱,此后“钦州海寇之乱”历时二百八十余年,至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姑得休息”。钦州海盗活动持续如此漫长岁月,在中国海盗史上可能绝无仅有。

明朝前期海盗大多以反抗官府为主业,明中期亦商亦盗的走私海盗集团开始踊跃出现,以倭寇为盟友助手,有时也联络一下佛郎机、红毛夷,并在沿海人民支持下势力日益膨胀。明朝官军剿寇剿到手软,可是正如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所说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明朝一日不开海禁,就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忍受海盗的骚扰。海盗商人们以商养兵,建立起庞大的舰队与官府对抗,事业兴旺发达。

《筹海图编》所称:“海商原不为盗,而海盗从海商起”。“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赤子无赖者人而附之耳。”(《筹海图编•卷十一•叙寇原》)

《明史。武备志•海防七》:“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福建边海贫民以海为生,禁海绝其生路,故越禁越乱。”

可见,当时的海盗集团主要参加者就是被明王朝海禁政策祸害的商人和贫民。许栋兄弟、李光头、胡宗宪诱杀的王直、徐海、毛海峰等所谓“剧盗”,均是大型走私海盗集团的头目。当然,不少倭寇是纯粹的掠夺者,是以抢掠为主业的不入流海盗----这些“真倭”以浪人---失业武士为主,大多数为中国海盗集团雇佣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广东八》记载:“嘉靖壬子,倭寇初犯漳泉,仅二百人,真倭十之一。余皆闽浙通番之徒,……” 真倭在所谓”倭寇”中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真倭”的实际作用是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福建按察使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

攻城时中国海盗派遣倭人当先出阵;陷城后中国人熟门熟路先把财宝席卷一空,把倭人骗去挖不存在的宝藏;官军追来时倭人殿后做替死鬼,结果官军抓到的俘虏中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全是正宗“倭寇”。①

也就是说,那些可怜的真倭是雇来做炮灰的,吓唬官军用的,也算中国海盗“以夷制官”吧。

明朝中后期的“倭寇”实际是以华人海盗为主体,明军在进剿中不分“刁民”还是“真倭”,一律以“倭寇”名之。以海禁为基点和主要手段的海防方略,实际上是封建王朝闭关自守国策的体现,自然不能根本解决海盗问题。而且到了明朝中期,明军战船所剩无几,军队缺额半数以上,所存士卒又都是老弱残疾不堪作战之辈,既不能防御倭寇于海上,使其不能登陆,又不能在陆上堵截围剿,将其消灭。海防形同虚设,海盗们常常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任意往来。

而且这些亦商亦盗的走私海盗集团得到了沿海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商贾积极运货出海交易,或为其囤货、打点、护送。当时人记载王直等部“海盗”在沿海地区大受百姓欢迎,为他们提供仓库,提供弹药刀枪皮甲,不但主动供应粮食酒水,还有要求入伙的,甚至还有主动嫁女儿给海盗们的……②真是一派“盗民雨水情”的感人景象。

正是由于明朝的海盗商人们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才使明朝的中国沿海成了海盗乐园,官府的剿寇行动永无休止,海盗巨寇却怎么也灭不完。在嘉靖末,潭潮惠地区,海盗山寇互相呼应,出现了城市乡村都是寇,督抚官吏一身之外都是寇的“全民皆寇”的局面。在贸易事业上,海盗商人们还将自己的事业开拓到了东南亚,以平等竞争者的角色和西方海上列强打起了交道。

二、澳门夷助剿海寇

葡萄牙人最早来到中国海岸线上,最初他们和严守海禁的明朝军队冲突,可是通过遥远的航行能到达中国海岸的军事力量实在极为有限,实在不足以与明朝无限的人力物力相抗衡,虽有一定的军事技术优势,仍多次吃亏,不得不放弃了以武力打开商路的企图,抄起老本行,显示出亦商亦盗的海盗本色。他们和中国海盗是竞争加合作的关系,他们和商人海盗许家兄弟合作,在双屿搞起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

1524年到1527年,葡萄牙人联合各国海盗在双屿港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居民3000余人, 王直,李光头等老大纷纷来到这里参与经商。嘉靖十七年(1538年)前后,闽人金子老已壮大成双屿港上的“番舶主”,用现代话说就是国际航运公司的大老板。双屿港成了中国海盗与西方殖民者的贸易乐土,他们主要的贸易对象是日本,据说每年在这里的交易额达到300万葡萄牙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的贸易是以日本的白银来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粮食以及从东南亚运来的香料物产。

双屿港日益繁华,因此明朝官府也注意到许栋,王直,李光头等海盗头目的势力对东南沿海的威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闽浙巡抚朱纨为了消除所谓 “倭患”,调集军队将双屿港的走私据点彻底捣毁,但此后“倭患”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反而是愈演愈烈。

可是到了1557年,葡人却在澳门有了立脚之处,并在万历四十二年(1641年),“庙堂断而行之”,采纳了两广总督张鸣冈“惟倭去而夷留”的意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香山》),正式承认葡人租借澳门的事实。

这以后,在葡萄牙人中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葡人协助中国政府驱逐海盗得澳门酬劳”。

当然实际情况已有国内外多位史学大家披露:

葡人初次进入澳门和明朝万历四十二年正式允许葡人租借澳门不能混为一谈。葡人初次进入澳门靠的是贿赂广东官员,与协助明政府驱逐海盗无关。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葡人有否“协助明政府驱逐海盗”?这和葡人巩固在澳门的地位有什么关系?

明末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曾在南昌做主教,他在新德里出版的《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中说:

“澳门地小多石,易于防守,极适宜为盗贼渊薮。当时有许多盗贼麇聚其间,劫掠附近岛屿。中国人商讨除害的方法。或者由于胆怯,或者为着冒较小的危险并且牺牲别人以达目的,他们知道葡萄牙人的勇敢,把这件事委诸葡萄牙人,并且答应:假如能把盗贼赶走,则把澳门给葡人居住。葡人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接受这种条件:人数虽然远比盗贼为少,但娴于战术,他们整顿队伍,攻击盗贼,自己方面不损一人,而杀敌致果,立刻取胜于战场和这个海岛上。于是兴工建筑房舍,每人选择其自己最喜欢的地区.”

这是“葡人协助中国政府驱逐海盗得澳门酬劳”一说的最早起源。讨论历史总离不开史料,于是我们就钻入故纸堆搜罗古籍,结果葡萄牙人多次帮助明朝剿歼海盗的事实真的能找到不少。

葡萄牙人第一次为明朝出力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8年)左右,地点在浙江双屿附近,剿灭的是海盗林剪。③这仅仅是葡人在双屿吃了大亏的第二年。林剪一伙人和汪直等经常一起活动,在前一年还和葡萄牙人一起在双屿搞“经济建设”,下一年就被葡萄牙人打的落花流水,可能是根本措手不及。毕竟国小人力资源缺乏,所以帮助明政府剿灭海盗就成了葡萄牙人新的对华政策,后来也是他们用以讨好明政府而长期获得澳门居住权的一种手段。

剿灭林剪之役拉开了明朝官夷合作杀本国海商---“以夷制盗”的序幕;明朝官府宁愿让恭顺的“外夷”能够垄断商路,也不愿为本国“海盗”开放海禁,全然不顾这些外夷常常也干些海盗勾当-----这幕荒诞剧另一出在澳门周围展开。

澳门地区当时也是海盗活动频繁:海盗何亚八集团占据香山地区,还攻占了香山中心城镇石岐,俞大猷将其称之为“香山贼”。当时葡萄牙人也常在广东外洋游弋。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们主动同明朝政府合作,要和明朝政府合作翦除海盗何亚八,其合作的中方代表即海道副使汪柏④,于是明朝与葡萄牙“夷人”分工合作,葡人负责剿灭香山地区的“张西老”团伙,而汪柏则率官军在广州外海围歼何亚八。⑤

合作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葡萄牙人驱逐了张西老帮派,汪柏则消灭了广州外海的何亚八团伙。葡人由是向汪柏提出要求暂居澳门,并送上一笔大礼进行贿赂。《早期澳门史》记载当时葡人索萨(Leonel de Sousa)在信中隐晦的提及“为获此生意及和约,颇费心机与财帛,其详情恕不赘述”,估计就是指贿赂一事。

明朝官府允许葡人租借澳门来抵御海盗,中国方面的史料也有记载。

霍与瑕在上疏朝廷论述允许葡人租借澳门好处之一就是“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3,《险要三》)。这里明确提出了借用澳夷来守卫广州外海的主张,因此不容否定,葡人巩固在澳门的地位与葡人协助明政府对付海盗之间是存在联系的。

嘉靖四十年(1561年),著名海盗张琏率众出没于闽广沿海,与明军作对,这一年一度打到广州城下。

张琏,广东饶平县乌石村人。他既是“白哨”(山寇),又是“海哨”〔海盗),是当时一位有山寇与海盗双重身份的出名人物。张琏初为库吏,为人精明能干,是个有智谋与野心的下层小吏。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7年)所谓“倭寇”骚扰潮州沿海,侵掠饶平县时,地方将官借口防倭动用酷刑掠夺贪污民众财物,激发民众反抗,张琏乘机起事,打死了本家族长投入海盗团伙,不久就成了一方枭雄。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五月,张琏自称“飞龙人主”,攻城掠地,短时间内号称聚集了10万之众,兵锋纵横两广闽赣数省。明朝廷震惊,就在这一年(公元1561年),世宗皇帝诏命诸道会师二十万众,令两广提督张皋、总兵平江伯陈圭调集大军征剿张琏,参将俞大猷等统官兵分七哨大举攻剿。明政府在不得已间还想到了征调葡人协助作战。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在1665年的著作《不得已辩》中记载:“至嘉靖年间,广东海贼张西老(张琏)攘澳门,至围困广州,守臣招西客(指葡人)协援解围,赶贼至澳歼之。”

明军各部纷纷上报已打死了张琏,其实都是在谎报军情。张琏与官兵激战后全身而退,几年后,有人看到他在三佛齐成了港口海关总长⑥。这次事件中,明王朝动用了葡人的力量来扑灭了一次国内叛乱事件。

至此葡人已得到了明朝官府的信任,嘉靖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上疏称“夷在澳镜,易于诘察,若移浪白外洋,巨海茫茫,如怀异志,亦难究诘,仍以夷商留居内地为便。”(《明史.佛郎机传》)

明政府同意张鸣冈的建议,于是葡人借住澳门得以合法化。其实正如愈大猷所言:“用官兵以制商夷,用商夷以制叛兵”。葡人在澳门得以立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官府的政策:利用葡人消灭本国“海盗”并对其加以约束,无论对明政府和地方官均有好处。而葡人协助明军镇压海盗,既保证了自己的商路安全,又获取了明政府信任,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葡人成了明官府的“打手”

葡萄牙人拥有明朝官府的支持,有了稳定的贸易基地,贸易事业蒸蒸日上,因而和中国海盗商人们在海外贸易上发生了直接的竞争和冲突。此时的中外海盗商人更多的是处在竞争关系中,对中国海商不利的是:他们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稳定的基地:当时的明朝官府反而在军事上支持这些西方殖民者。

这期间葡萄牙舰船多次驶进海南铺前港内,进行贸易,不时还干些海盗的本行工作—抢劫。这使琼州民众很愤怒,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五月,葡萄牙舰船三艘泊铺前港。中国海盗施和得悉,即率领部众攻袭葡萄牙舰船,据《琼州府志》记载:“四十三年五月,佛郎机夷船三只泊铺前港。海盔施和率众攻之。佛郎机桅折,避入港。”(道光《重修琼州府志》卷十九《海黎志•海寇》)

葡萄牙舰船被施和击伤,逃入内港寻求明王朝官府保护。此时的明朝琼州指挥高卓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夷人利益,站在了葡萄牙人一边。他统领所部官兵与土司王绍麟所部黎兵一起出动,攻击施和船队。结果,施和设伏击败官兵,高卓只身遁走。葡萄牙人的结局史料中没有明确说明,但他们的保护者明军既然已完蛋了,葡人的船只也不会有好下场。

有了明朝政府的支持,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日益巩固,支持明朝官府的军事行动成了葡人经常性的任务,也成了广东明朝官府可以依靠的一支武装力量。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粤东柘林水兵400人因5个月没领到粮饷,愤然兵变,联合海盗打败官兵,进围广州, “潮有戍卒数百,脱巾以海漕叛……座遂焚掠郛鄙居民以去,后诛失利,势甚张,羊城大恐。”负责平叛的总兵官俞大猷见明军难以一时取胜,就派人邀请葡人协助平叛。⑦在征讨张琏战役中俞大猷已结识了澳门葡人头目,这次调兵葡人十分支持,以迪奥戈•哗咧(Diogo Pereira)为首的葡萄牙海盗商人,积极派人来广州报效,愿充当镇压水兵的鹰犬。结果有三百名葡人,两队战船参加了三门海镇压水兵暴动的战斗。

明军得葡军援助后,终于击败柘林叛兵,将这次兵变镇压下去。事后,两广总督吴桂芳还专门向澳门葡人颁发了奖状。

隆庆二年(1568年),粤东海上巨盗曾一本围攻广州,声势浩大。曾一本在几年前曾被朝廷招安,但他只是敷衍官府而已,七个月后就破城捉住澄海知县,重新反叛。明朝廷调广西总兵俞大猷来对付他,俞大猷再次使人诱降: 曾一本将计就计,假投降后一下子挟持掠去官军大战船六十艘,成功愚弄了俞大猷;曾一本打到广州城下后,题诗海珠寺壁以讽刺俞大猷。

澳门葡萄牙人再次应召出击,协助明政府解除广州之厄。葡萄牙人数虽然远比海盗们少,但拥有先进的火器和娴熟的战术,居然击败了数十倍与他们的海盗队伍。新会籍官员陈吾德呈《条陈东粤疏》,建议加强海防八项措施,他在《疏》中记载了这件事:“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去岁曾贼(曾一本)悉众攻之,夷人兵不满千,而贼皆扶伤远行,不敢与斗,其强可知矣。” 曾一本在战斗中被炮炸伤,被俘后宁死不降。

时间到了万历年间,林道乾与林凤都是这时广东潮州地方著名的海盗首领,他们和曾一本等人都曾是一个团伙里的弟兄。林道乾,广东潮州澄海县人,年少时为县衙小吏,为小康之家后代。他在私塾读几年书,可能因为性格原因得罪县官,亡命天涯,投靠了海盗集团,后来自己拉起了一支队伍,自立山头。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林道乾率众驾船五十余艘到南澳岛,占为据点,进攻沿海。都督俞大酞领兵进剿,林道乾率众转移,航海到澎湖,因俞大酞官兵紧追而来,船队驶往台湾北港。

林道乾船队到达北港,泊舟打鼓山下(凤山县西南),在打鼓仔港造船,扩大船队,以图进取。随后林道乾从台湾航海往勃泥(北大年)进行贸易,在勃泥潮州之间往返贸易,视明官府为无物。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广东巡抚上穆宗奏疏说:“嘉靖四十五年以来,海寇林道乾、梁有训等聚众三千余人,驾巨舰出人雷、琼诸处”(《明穆宗实录》卷十一隆庆元年八月)向朝廷报告林道乾又回到广东沿海了。十二月,林道乾率众攻澄海县溪东寨,官兵海上追剿,疲于奔命,劳而无功。潮州官兵无力对付,想到招安林道乾。林带队驻扎潮阳县境,表面上已被招安,实际搞独立王国,公然挑战明王朝的海禁法令,在沿海收购货物,从事海上商业活。他还开辟澄海县河渡门港口、使之成为商船往来的热闹港口,他在这里“接济聚党”,屯集货物,兴贩海外。

明朝廷最终无法容忍有人挑战海禁政策,在万历初年调集众多兵力围攻林道乾所部海盗武装;这时林道乾在柬埔寨、暹罗等地贸易,提督两广殷正茂务欲消灭道乾等人,就行文通知暹罗、安南,要他们共同发兵搜索,但这些国家不愿得罪这位带来投资贸易和技术的财神爷,对来自“天朝”的命令不理不睬;林道乾在勃泥(北大年)裂土封王,还成了北大年国王的驸马,在暹罗海澳中建“道乾港”,要求暹罗国王不要理睬明朝政府抓他的命令,否则他和北大年就会进攻暹罗,结果暹罗国王言听计从;一直到万历八年(1580),林在东南亚如鱼得水,“天朝”的命令无人理会,反倒被天朝追捕的“海盗”在东南亚可以说一不二,着实让明朝丢尽了脸面。

万历八年(1580),两广总督刘尧诲再次联合居澳葡人来对付海盗林道乾。林在东南亚的发展直接对葡萄牙人的贸易利益起了冲突,所以这次葡人表现很积极。“是时,香山澳人吴章、佛郎机人沉马罗及船主文呜罗冲氏呶,通事蔡兴全等二十余人,并踵制府,上谒谓自治装往击乾,于是,制置使进暹罗使者,庭中问状,因赏赐银牌,花彩缎如礼,与我师并击,如令”(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林道乾、林凤列传》。)

葡人对于参与战事十分积极,主动要求出击,而且还自己装备武器。官府对澳夷的态度也是很赞赏的。这里我们还发现有“暹罗使者”向明官府告密,因此明朝廷赐暹罗使者银牌花彩缎,要暹罗同时发兵联合进击。万历九年(1581)明朝使者再次赏谕柬埔寨,令与暹罗并攻道乾。林道乾纵横万里海疆,才智能力过人,很快得知了暹罗王的背信之举,他立即进攻暹罗,打败包括葡人在内的各国敌人,掠走了暹罗国大批船舰扬长而去。

林留在潮州的部众被明军打败了,不过本人的结局则不错,明朝政府始终奈何不了他。他在大年称王立国,有记载说,大年国王是他的后裔。直至今天,那里仍流传这样的历史故事;中国侨民林道乾成了穆斯林,名TuK-K-y-a-n,是关税官吏,曾为大年皇后铸造火炮。

注:

①“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宗方城文集》)

②“五峰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镇之,因而往来海上,四散劫掠。番舶出入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钢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帛、丝绵、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讯盘,明送资贼,继以酒米。非所谓授刃于敌,资粮于盗乎?此自古所未有也” (万表《海寇议后》)。

③福建同安人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说:“林剪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则为我除之,二十年海盗,一日而尽,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我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转见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63。)

④“丁以忠,字崇义,新建人,戊戌进士,历官广东按察使”,“时佛郎机夷违禁潜往南澳,海道副使汪柏纵容之,以忠力争曰,此必东粤他日忧,盍再思之,柏竟不从,寻擢右布政使,时征何亚八、郑宗与诸贼,运筹理饷,克成厥功,赐白金文绮”(注:阮元:《广东通志》,卷243,《丁以忠传》。)可说明嘉靖三十三年,葡人灭澳门海盗又贿赂汪柏而得入澳门。

⑤嘉靖三十三年,海寇何亚八、郑宗兴等自浙江、福建南下广东,“广东提督鲍象贤命巡海副使汪柏、都指挥王沛、黑孟阳等,往捕获亚八等于广海,俘斩一百四十六人,溺水烧死甚众,余党撤走。而徐铨、方武等,自福建至潮,为孟阳所破,斩铨海上。广、潮、雷、琼海,行后擒戮贼党一千二百余人,磔亚八、宗兴等于市,海岛稍清。”(《广东通志》卷188,《前事略•八》)

⑥“香山澳船,猷取其旧熟,用林宏仲者数船,功成重赏其夷目。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猷候制出各号带,即差人分发澳船,并南头船、白石船,克日齐至合攻”(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集兵船以攻叛兵书》)

⑦嘉靖万历时的王沂在他所著《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六《三佛齐》条记:

“嘉靖四十一年广东大盗张琏、林朝曦、黄启荐等、筑城、纪元、建官、攻劫,上以都督刘显、参将俞大酸往剿,显等阴赂琏,以胁从数百人就戮,报捷。琏等遁入三佛齐国。万历丁丑,中国人见琏等在三佛齐列肆为番舶长,泉漳人多主之,如中国市舶官体统云。”

本文内容于 2008-3-7 0:33:35 被飞龙人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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