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秦法考

自商鞅变法以后,秦王朝坚定不移地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作为法制指导思想,并且又结合了一些阴阳五行家的学说。其指导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一断于法”



在法家看来,法事客观的准则,是天下之公器,因此适用法律必须严格。对任何人的行为,都应用法这个客观标准来衡量,不能因人而异。中心思想就是取消旧贵族在法律上享受的一切特权。要求“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犯过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就开始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壁垒。韩非曾经进一步把这一原则概括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实际上强调的是对那些有身份的、有地位的、有功劳的、有善行得尊贵者得违法行为也要依据法律断罪,不宥不赦。




需要注意的是,“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主要是指适用法律得原则。这一原则同等级制度原则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当时的法律本身就有维护等级制度、下不乱上得规定,秦律得许多条款也反映乐对等级地位高的人得优待。如《传食律》规定有爵位者与无爵位者的饭食供应标准就是有高低之别,对爵位高的人与爵位低得人供应的品种、数量也有差别。



韩非对法得定义是:“法者,编著之图籍,设制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所谓“编著之图籍”就是制定成文法;“布之于百姓”,就是必须向百姓公布所制定的成文法。使民众知晓,让他们“知所避就”,以便在实践中按法律得要求行事,从而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以后秦始皇根据法制实践也总结出:君主“作制名法”可以使“臣下修饰”,使“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也可以使“黔首改化”、“欢欣奉教”,并且使百姓“咸知所避”,不误犯法律,危害君主的利益。因此在巡视各地时注意将在当地发布的法令刻石公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秦在立法上越发细密,法律调整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正如泰山刻石所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商鞅强调“行刑,重其轻者”。就是在执行刑罚时,应对请罪施以重罚,这是重刑主义理论在法制中的体现。商鞅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所至矣”。即加重刑于轻罪得刑罚,轻罪也就不致于产生;轻罪不存在,重罪也就不可能出现”,重罪不出现,也就不可能有刑罚加身了。即通过轻罪重罚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这一立法得指导思想主要是针对民众得。商鞅说:“禁奸止过,莫若重刑”。韩非也说过“民不以小利蒙大罪”,“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对之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立法均有很大影响。




秦始皇运用法家思想统一了中国,深刻体会到了法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也冲昏了他的头脑,认为秦的统一是“水德”之胜,这就使他由重视法律走向了迷信法律。在统一之初,他便表象出无限扩大法的作用得倾向。在军事上统一中国之后,需要从社会心理上征服所有的民众,但是秦朝的这种征服不是依据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仅仅依靠法律,儒家的礼仪及其他各家学说都被摒弃。他要使全国臣民“欢欣奉教”,“尽知法式”,服从法定得等级制度,勤勤恳恳地为国家效力。他不需要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去教化百姓,而是要用法律“经纬天下”,使法“永为”臣民得“仪则”。《焚书令》不仅说明他不尚礼仪,而且使灭绝礼仪,这已经不是法治了,而是残暴和野蛮的象征。秦二世继承其父,深信“今世不师文而决于武力”,“申法令”而不思礼义。迷信法律必然导致用刑残酷以及刑罚的滥用,以至造成混乱的“法治”局面。重刑成了秦代法制得底色,也使秦代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秦朝得法律文本未能完整地保存至今,所以只能借助于各种史籍中的零星片段记载,尤其使1975年在湖北睡地虎秦墓出土的竹筒和有关的出土文物进行考证。



秦朝法律令所规定的犯罪种类很多,比较典型得有九个。




一是)不敬皇帝罪。

二是)诽谤与妖言罪。

三是)以古非今罪。

四是)妄言罪。

五是)非所宣言罪。

六是)夹书罪。(即收藏违禁书籍

七是)盗窃罪。

八是)贼杀伤罪。

九是)投书罪。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点。“投书”指针对官府。云梦睡地虎秦墓竹筒“法律答问”引秦律“有投书,勿发,见则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捕讯之。”意思是如果收到匿名信,不要开拆,应马上烧毁。对能够捕捉到写匿名信的人,悬赏奴隶两名。将投匿名信的人抓起来审问。秦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这类书信一般都是以反对统治者居多,统治者为防止内容扩散而如此处理。这也是秦始皇对法治统治不自信的一面。



秦律有四个诉讼审查的原则。即有罪推定原则;依法和事实断案的原则;有条件刑讯原则;证据采用原则。最基本原则是有罪推定。即刑事被告人一旦被高发,在未经司法机关判决之前,被推定有罪,对其以罪犯对待,可以随时对其私有财产采取法律强制。其次,秦律严格要求司法官吏认真查验证据,对功过是非和犯罪行为的界限以及奖惩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贯穿者要求司法官吏严格依法办事的基本精神。有条件刑讯,说明秦律还是既有局限性但又有超出了时代性。




秦朝诉讼以被告人口供为主要定案证据,官吏举报与民人告奸必须举证,广泛收集证据,各种证据必须详细记载于笔录,这些证据采用原则,在云梦睡地虎竹筒《封诊式》所记载各案例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商鞅主持的两次变法改革,特别是以《法经》为基础制定的秦律,为秦国统一天下和政治法律制度在全国的推行奠定了基础。湖北云梦睡地虎竹筒出土的秦律为后人了解秦律提供了可靠的信息。秦朝的法律基本上沿袭了秦国的法律,总体上是以发家的重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制定出来的,具有轻罪重罚的显著特点。作为古代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朝,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其法律制度也如此。从史料记载看,秦朝的行政性立法、刑事立法、民事立法、经济立法等方面较前期均有发展。秦朝的司法制度也有所创新,并对后世产生升了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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