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进北京城就变土匪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李自成接过了依然是这个烂摊子。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虽然皇银内帑数量惊人,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最后归于何处。可能崇祯已经大部分转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总之为了更好的筹集军饷解决财政,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度的厌恶,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将面试淘汰下来的官员们集中关押,允许官兵“助饷追赃。”


此令一出,天下大乱。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全无章法的招数,而且有着非常隐秘的阴暗心态和过激的情绪。表面上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备受助饷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们再来清算你!但究其内里,却反映出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低能,还不如从前的那个旧的掌权者。


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数次使用过这个法子,这一次,他仍然想用这个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固然因其确有可恨之处,但在今天看来,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类型:“仇富”。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极致,甚为可怕。不幸的是,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年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绝大多数,一旦放开闸门,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滥。


其实放眼历史,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后,急于做的就是收买人心,稳定局面,巩固取得的成绩,即使偶有放纵,也会严以整之,点到为止;一统天下之后,更不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没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相反,从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他陷入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悦和复仇般的快感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开始蓄养美女,沉迷声色,终日以饮酒为乐,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他没有意识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追饷同样是一种带有复仇意味的盲目举动,其实是在助长疯狂、非理性和贪欲,这个口子放开后,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发挥到了极致,也让他至少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令前明臣子(还包括散失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彻底绝望,而事后证明,前明臣子同样仍有极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会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使严明的军纪、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和谐的环境被彻底破坏。


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将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规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这是一个极快的过程。



作为大顺最重要的军事首领,刘宗敏腐化得极其迅速。这人仗着功劳极大又与李自成情同手足,强横之极,到后来,李自成也操纵不了他了。刘宗敏一到北京,就开始“挟妓”取乐,而在追饷的过程中他一定是有着深深的快感的,对于这个穷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可以任意捕捉殴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权贵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榨钱,这是一个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为追饷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军队是大顺最精锐的部队,在他的影响下迅速腐化,去捉这些有钱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军国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内,到处跑的都是刘宗敏的兵,“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余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时代似乎到来了。


大顺军所到之处,开始“便街提士大夫”,就是现在说的“满大街的抓人”。追饷是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二十七日又下了令,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被起用的官员,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很多人被拷打至死,这里面包括“劝进”党的国丈周奎,交了五十万两黄金仍难逃一死。


刘宗敏成了追饷活动的总指挥,他命令各处兵营的士兵均可任意追饷,即使在路旁街边也可上刑,“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饷的活动越来越扩大,由原来的官员、勋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阶层、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记载,“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北京城内一片鬼哭狼嚎之声音。当时的著名文人杨士聪亲眼看见,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受夹棍刑罚的每院有百人,这些人中,真正的有钱阶层只占十分之一二,大多数还是一些低级官员和小吏,还有一些商人,他们身受酷刑,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而当天过后,据说这几百人无一生还。(杨士聪《甲申核真录》)


用刘宗敏来完成追饷大任务,也充分体现了李自成在用人上的极为不明智,如果稍有头脑之人,对刘宗敏这样残暴而又难以驯服的家伙都会有所提防,如果换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会肯定会赏他一把屠刀,但李自成却把这样一个油水极大、极易失控的工作交给了他,可能是出于哥们义气吧,他认为刘宗敏忠心耿耿,与自己私交甚好,才委以重作,但却忘了,政治家是最不能讲个人感情的,以李自成这样的品性,当个黑老大差不多,当政治家,差之甚远。


刘宗敏的追赃活动整苦了明朝遗臣,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依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在金钱与残虐中寻求最大快感的大顺军,到后来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榨完了权贵的钱,开始任意捕捉富户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铺和居民经常遭受抢劫,而在刘宗敏的纵容下,抢掠变成了淫掠,强抢民女的事件也多有发生。对长期在外作战的大顺军来说,进城后掠夺美女亦是其欲望宣泄手段之一,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将宫女集中起来,分赏给诸将和群臣,其他将领也多有此等劣迹。这里面最厉害的是刘宗敏,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将其中数十名女性尽数掠去,而在追饷活动中,为了保命,甚至还有明官献出妻女家小,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军纪之坏,已经全无章法。甚至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流寇志》)


大顺军领袖在追饷、抢夺美女的狂潮中,还争着攀比享受,除了李自成入居皇宫外,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 刘宗敏是其中行事最恶之人,“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核真录》)这是对刘宗敏治下军队最真实的写照。对北京老百姓来说,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支秋毫无犯的义军就成了左良玉的军队了,甚至还不如左良玉的军队。李自成最初曾号令军队:“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这些命令在追饷面前,都荡然无存了。


而就在这时候,本应该替李自成矫正思路的文臣们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文臣之首牛金星做起了太平宰相的梦,每日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拥、谀词滚滚的氛围中。其他众臣也认为大势已定,开始论功行赏了,包括曾经有过出众才能和极高战略眼光的谋士顾君恩,也开始腐化,每日只知挟妓取乐,不思进取。而他们忘了,占了北京并非占了天下,也并非占尽了人心,因为最根本的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极大的威胁仍然存在,明朝还有半壁江山没有打下来,关外有清军,关内吴三桂的军队正在行进途中,江南还有左良玉高杰的军队,明朝残余势力仍在。但在复仇者的快感中沉醉,上下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在李自成治下群臣中,头脑最清醒的是李岩。在众人皆醉的时刻,他以难得的清醒和理性,给李自成上了一份“不合时宜”的奏章,对此,《明季北略》中有记载: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李岩的这份奏章,是对当时形势最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几个注意的事,一是大局未定,关外满清势力未除,登基之事,享乐之举,应该在清除外患的基础上再议;二是追赃影响军纪,必须停止;三是国内形势未稳,还应乘胜追击,稳定阵脚,明朝残余势力特别是左良玉的军队仍然控制着大片土地;四是对于吴三桂父子一定不能轻视,山海关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最好以招抚为主,防止明室反扑。可惜的是,这些道理虽然完全正确,但此时的李自成已经在胜利喜悦中难以自拔,竟然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李岩此时的提法很扫兴,于是只简单的在奏章上做了个“知道了”的批复,并没有任何举动。由入京到被迫出走,不过一个月时间,李自成军队腐化得竟然如此之快,实属罕见。在京的时间里,李自成并没有急于称帝,但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却已经渐渐变质,渴望永远享受这样的生活了。李自成在这段时间没有拿出任何更先进的政治纲领和战略计划,即使官制也还是延续着明朝的旧制,对明朝的财政制度,他一无建树。对于李岩的建议,他不听,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次良机丧失了。


李岩上书参政,却不知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陷入困局。最大的敌人竟是他最好的朋友牛金星。牛金星是李岩举荐的,李岩待他有推荐之恩,但此时,牛金星已经将他当成了政治对手。同样不是政治家的牛金星,在宰相之位还没有坐稳之际,即开始玩起了明朝党争这一套,李岩对此可能有所察觉,但是因为李自成的缘故,竟也无法可施。而李自成这时对李岩已经不太倚重。牛金星本为李岩所荐引,此时被拜为“大祐阁大学士” ,官居丞相之职,李岩和牛金星共同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 ,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由此可见,李岩已是位卑言轻。


在李自成追赃的官员中,不乏有清廉或是位置十分重要的人物,后者如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此时吴三桂正在山海关,拥兵自重,这时若逼反了这位将领,形势会急转直下。李岩是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他急劝李自成,接着,文人出身的牛金星、宋献策也纷纷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李自成终于醒悟到了其中的重要性。而这时,明朝大臣的拷掠也颇见成效,该杀的杀,该抄尽的也抄尽了,李自成下令,停止追掠,释放所有关押人员。


但这时已经为时已晚。那些被放出的人终于完全明白了,他们想效忠的大顺王朝就是一群强盗,决不能抱以一点希望。这时的大顺军也确实蜕变成了一群强盗,放出关押人员后,拷掠竟还没有停止,丧心病狂的刘宗敏继续拿平民和商人开刀,军纪毁坏依然严重。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也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劝李自成多行仁义,李自成终于清醒,想起辽东劲敌满清未除,而吴三桂军威之盛,又坐踞山海关之险,不禁起了爱才之心,他令马上安抚吴襄,又命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劝他投降,再以吴襄名义给吴三桂具信一封,要他归顺。


大顺政权的领导刚刚有所平定,马上就要走上正轨,刘宗敏却在这个时候昏了头,竟然做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他到吴襄府把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掠来,想强占之,而又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贪图陈圆圆美貌,命刘宗敏夺之,竟然想纳之为妃。


他们俩不论是谁做的这件事,都令历史由此改写。这个风月事件,令陈圆圆,一个不经意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女人,让吴三桂这个原本应该在历史舞台上归于沉寂的人物,突然又卷进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浪尖,更让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等人的命运突然间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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