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劲光大将与八路军留守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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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肖劲光大将与八路军留守兵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党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同志还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西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对于这个问题,会前毛泽东同志多次与我谈过,并且己经确定我留守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惟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惟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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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光大将与八路军留守兵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党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同志还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西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对于这个问题,会前毛泽东同志多次与我谈过,并且己经确定我留守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惟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惟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从根据地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箝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我心悦诚服。

在会上,我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认为要完成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必须要留下一支部队。后来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从整编的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部队留守陕甘宁根据地。以后的实践证明,洛川会议的这一决定是英明的。

建立留守兵团

洛川会议以后,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朱总司令、彭德怀副司令以及改编后的三个师的主要负责同志,从洛川赶回部队,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征途。我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回延安后,我即按照洛川会议的决定着手整顿留守的部队。

开始,留守处机关只有十几个人组成,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除主力红军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陕甘宁边区是十年内战以来我党我军得以保存的惟一的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八路军抗日出征的总后方,留守部队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东面,隔河相对的,是从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要随时准备抗击日寇入侵,固守千里河防。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二十几个师包围。在边区当时亦是国共两个政权并存,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摩擦反摩擦的斗争还时有发生。同时,边区内部大大小小的几十股土匪经常四处袭扰,严重威胁边区正常的生活秩序。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士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我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我们首先考虑并着手对留守兵团的部队进行全面整顿。

留守兵团的这部分部队,来自各个根据地,基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是不错的。大部分同志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战斗的考验,平均每人负伤两次,战士大部分有三年军龄、党员比例也比较大。这是部队好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留下之初,部队还存在不少问题,主在表现是组织零乱、不健全,机构不统一,编制装备参差不齐;纪律涣散,军容风纪不整,游击习气浓厚,执行命令不坚决;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战士中开小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认识;主力东进以后,又有一部分同志不安心后方工作……怎样在这种基础上把留守兵团建设成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呢?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留守兵团建立后不久的一天,我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当谈到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如何抓好这支队伍的建设时,毛主席亲切地对我说,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他指示我们要在干部中做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他还要求我每天晚上到他那里,谈谈部队的情况,汇报工作。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却这样关心留守兵团的建设,这使我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将留守部队编为: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谓汉;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刘国桢;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节宗贵;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警备七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七七O团,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还有一个~甘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另外,在绥德成立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参谋长毕占云。全部队共约一万五千余人。兵团成立了参谋处,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等直属工作机关。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留守兵团的正式成立大会,是个确定方向、制定措施的决策性的大会,党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都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道路。他风趣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这也表达了党中央对留守兵团这支武装力量寄予的深切希望,给留守兵团的全体干部以极大的鼓舞。留守兵团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使部队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不久,部队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剿匪、河防等战斗当中。

靖匪除暴安民

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靖匪除暴安民。

据统计,当时边区二十三县境内,共有土匪四十余股,计四千余人,两千多支枪。这些土匪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的普通土匪,较大的有在延长、延川一带抢劫的陈老大股匪,有安定的刘子清股匪等;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们除了抢劫钱财以外,专门以摧残我地方政府机关、破坏我党和群众组织、刺杀我党、政领导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这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遭我斗争打击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地方军阀武装(如三边的张廷芝股匪);有的是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的著名惯匪(如盘踞在陇东一带的赵思忠股匪等);有的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如三边的薛子茂股匪)。

为了尽快肃清匪患,我和兵团几个领导干部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都来捕捉土匪。于是有的地方组织了小分队和部队一起战斗,有的发现匪迹,暗地监视,及时报告,对军队的剿匪进行了有力配合。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得一部分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改邪归正。

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1937年11月开始,我们首先集中了警一团、警二团、警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的八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梁一带,对张延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三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一百余人,马百余匹,缴获枪支六十余支。

翌年2月以后,我驻各地的警备团队,与地方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取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办法,布下天罗地网,对大小股匪,继续穷追猛打。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海拔普遍在八九百米以上。厚厚的黄土层,经流水切割,年深日久,形成典型的塬、梁、峁、沟壑等地形,山高沟深,人烟稀少。冬春季节又长,到处是冰天雪地。在这样的地区剿匪,部队是很苦的。特别是三边一带,地接塞外荒漠,遇上大风天,风沙弥漫,天昏地暗,白天点灯都看不清人脸。大小砂石打在头上、脸上,疼痛难忍。有一次,一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躲在一个甘草洞里避风,一阵大风刮来,竟把这个战士活活埋在里面。剿匪同其他战斗不一样,扑空是常有的事。有时爬山越岭,跑了许多路,到达预定地点,土匪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条件尽管这样艰苦,战士们却毫不畏缩,特别是那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越过草地的老战士们,更是以苦为荣,迎难而上。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就基本上被肃清。按当时统计,被彻底消灭的土匪有三十六股,被击溃的土匪十余股,生俘匪徒九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十挺,步马枪一千七百余支,迫击炮两门,子弹二十余万发。对那些被捕获的匪首,大都由当地政府进行公审,对罪大恶极的坚决予以镇压。这年6月,在定边就公审枪决了罪恶累累的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枪决了谋财害命的惯匪霍生福。当然,在剿匪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共计伤亡军民七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团级干部、十多个连排干部光荣牺牲。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我来到毛泽东同志住处。他照例还在灯下工作。我向他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肃清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惊喜地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但是,靖匪的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1939年冬天以后,前面所说的那类“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的,有的则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这类土匪的抢劫烧杀,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制造摩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种变相的武装进攻。因此,从这以后的剿匪斗争,就同反摩擦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早期的剿匪斗争相比,要复杂得多:既有军事斗争,又有政治斗争;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打交道。

清剿陇东积匪赵老五(即赵思东),就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一个典型事例。

赵老五多年盘踞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我军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我环县城内,烧杀抢掠,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我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节制。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一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司令”,说奇怪也并不奇怪。在旧社会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嘛!用这四个字来说明边区周围顽军和某些土匪的关系,是很确切的。我们当时虽然知道这名参谋说的不会没有根据,但为了促使国民党军队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朱绍良等留面子,尽力争取他们。毛泽东同志在修改我给马鸿逵的复电时,对这件事这样写道:“诚以如此积匪,朱长官必不收编,必系该匪冒称无疑,请尊处万勿见信。”这显然是给朱绍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阶。接着我又直接给朱绍良打了几封电报,向他报告赵老五的情况,寻求共同解决赵老五的办法。他装聋作哑,不给我回电。于是,我又给他发了几封电报,在电文中说:“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即予以清剿。”他大概有点慌神了,这才回电说该匪已由他收编为保安队,并已饬令“严加约束”,他公然对这伙匪徒进行庇护。所谓“严加约束”,不过是一句应酬的话而已。1940年夏天以后,一连几个月,这股匪徒又窜进边区,先后在陇东的曲子、完洞等地袭扰,捣毁我区政府一所,杀死我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四名,捉走我自卫军排长和政府工作人员九人。我驻军警二团官兵忍无可忍,不得不派兵进行清剿。当即击溃其一部,并捕获赵老五的两个重要帮凶缪福禄、万荣昌,经公审后判处了死刑。1941年2月,我驻军又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在甜水堡、河连湾一带进行围剿,经过半个月战斗,终于将这伙匪徒大部击溃,匪首赵老五腿部负伤逃出边区。我缴获步枪、机枪、手枪七十余支,子弹九百余发。

对土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剿,是在清涧、绥德、米脂一带。1942年9月,当各地匪患渐次减少时候,这一带却接连出现了以阎锡年、惠富元等为头目的八股土匪,在四个多月之内,作案达四十余起。闹得最凶的时候,平均两天要发生一次抢案。而其突出特点,又是专以抢劫捣毁我公营商店、合作社,袭击我区乡政府机关,刺杀我单独活动的军人和地方干部,抢夺枪支为主要目的。这些匪徒在几个月之内,就杀死我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十人,绑走和打伤十三人,抢走长短枪十七支,劫走大批财物和钱款。当时我正在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为了迅速消灭这些匪徒,我们利用会议的间隙时间,召集当地驻军和地方干部开会,对剿匪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县均采取军事进剿与地方清乡相结合的办法,集中进行了一次围歼。到1943年1月,就大体上把这几股土匪肃清了,并且坚决镇压了被我捕获的惠富元等七名土匪头子。至此,边区的靖匪斗争,才告结束。

固守千里河防

陕甘宁边区的东边是奔流不息的黄河天堑。留守兵团担负着守卫河防、阻止日军西渡的艰巨任务。防线北自府谷,南至宜川,蜿蜒一千余里。这段黄河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惟一通道。河防得不到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而且势必割断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重任在肩,怎样完成好这项任务,也就成了我经常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日军将会在哪几种情况下威逼河防、进攻陕北呢?当时我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和有关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一是日军要进攻大城市西安的时候,可能以一支部队进犯河防,配合行动;二是日军要进攻整个大西北时,可能以一路兵马进攻陕北;三是日军在山西进行“扫荡”,可能侵犯河防,威胁我边区的安全。留守兵团当时只有一万五千多人,既要固守河防,还要清剿土匪,守卫两千多里边防。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又拥有强大的优势。捍卫千里河防的任务,能担当得起来么?开始少数同志显得信心有些不足。因此,我必须使全体指战员正确认识形势,树立必胜的信心。在兵团干部会议上,我给大家讲有利条件,在干部中统一思想。我说,单靠留守兵团的少数兵力,这么长的防线,当然是难以固守的。但是我们要和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看,在黄河东岸,无论是晋西北、晋西、还是晋东南的敌后,都有我八路军的主力和部分友军在不断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牵制敌人侵犯河防的行动。我们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黄河水深流急,浪涛汹涌,人口又少,且东岸多土山,西岸多悬岩峭壁,无法架桥。这样的地形条件,显然利于守而不利于攻。日军要想逾越这道天然屏障,也并非易事。加上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是远离本土、孤军深入的日本侵略军永远不能比拟的。只要我河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英勇顽强,加上指挥、部署得当,战术运用得法,保卫河防的任务,是完全能担当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1938年春,当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时,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八路军一二O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七座县城,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同时,驻晋西南的一一五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大宁一带作战,歼敌两千余人。

当时在晋东南一带的一二九师为策应一一五师和一二O师作战,也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和削弱。这些战斗,都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巩固了黄河防线,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即使后来,一二O师、一一五师的主力,开赴冀中和山东等地作战以后,留在河东的八路军部队,继续打击和牵制敌人,对于巩固千里河防,仍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日军进占黄河东岸的一些据点后,河防紧张起来,留守兵团立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和紧急备战的战斗命令,命令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立即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在兵力部署上,我们以王兆相为团长的警备六团驻神府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这个团不久被调归一二O师建制);以文年生为团长、帅荣为政委的警备八团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沿河渡口;以阎红彦为团长、杜平为政委的警备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的沿河渡口;以陈先瑞为团长、罗志敏为政委的警备四团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白志文为团长、李宗贵为政委的警备五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为了便于统一指军。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和五县(绥、米、葭、吴、清)等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兵力部署大体就绪后,河防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这主要是: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抓紧战前练兵;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其中构筑工事一项,任务最为繁重,也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打的是防御战,纵有黄河天险,但要抵挡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是要吃大亏的。河防部队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选择有利地形,不辞劳累,星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记得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西北行营和山西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曾先后派员前来“视察”,都赞扬这些河防工事修得好。后来河防战斗的实践也证明,正是由于重视了防御工事的构筑,才大大减少了河防部队的伤亡。

对于河防战斗,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提出了要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但是,这种凭险固守的战斗,究竟应该怎么打,对于我和同我一样打惯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各级指挥员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能是边打边总结经验。

3月12日,进犯我晋西北县的一路日军两千余人,附炮二十余门,第二天到达黄河东岸。十多架飞机在我河西阵地上空来回侦察轰炸,接着敌军用大炮对我阵地轰击了约三个小时。随后,大队敌人就开始渡河。我警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一直等到敌人密集部队涌下河岸时,才突然集中全部机枪,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慌乱逃窜。我事先准备好的一支部队,乘势渡过黄河,袭敌侧背,敌人支持不住,向兴县方向仓皇退去。这一仗,共计击毙日军四十余人,伤敌一百余人,缴获步枪十多支和不少军用品。我河防部队伤亡六人。

同年5月初,河东离石一带的敌人,兵力增到一个旅团,附炮三十余门,气势汹汹,企图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10日晚,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王老婆山,后续部队仍在源源推进。我河防部队由于侦察工作做得较好,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文年生团长便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经数小时激战,歼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二十余支。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掉头向东退去。

第三次较大的河防战斗,是在1939年的元旦。当时,已经进至我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敌人,兵分三路,每路约千余人,附炮十余门,向河岸推进。一路向马头关,一路向凉水岩,一路向泥金滩,于元旦这天,占领这三个据点以后,立即用大炮、机枪隔河向我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十多架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我守备部队隐蔽待敌,毫不惊慌,直到敌步兵集结河岸,开始运动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敌人也隔河开炮还击。相持了一天,我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随后几天,我河东友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三处敌军先后退走,我河防机动部队,乘机渡河追击,与一部溃逃敌军激战约三小时,然后安然撤回河西。这次战斗共毙敌八十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马数十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八人,中毒的十多人。

通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认真进行了总结,对于河防战斗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应该采用的战术,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是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就是说,在敌人未到达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网,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这一条是受我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一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等敌人到达有效射程之内就开火,只能是白白浪费弹药。另一条叫“主动出击”,就是说,不能采用单纯防御的战术,而要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于敌人溃逃的时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这一条要奏效,及时准确地获得情报是个关键。这方面,当时边区自卫军的密切配合,是起了很好作用的。他们不时派出小分队,过河去侦察敌情,与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道,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使我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对于上述经验,我们在作战会议上交流过。1939年春天,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以《河防战斗的检讨》为题,撰文作了介绍,并且指出了当时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年夏天,我带领机关参谋人员到绥(德)米(脂)地区检查战备工作时,除了察看附近的河防工事,还同河防部队的各级指战员一起探讨,充分肯定了这些经验。

这里我要着重提一下6月上旬的宋家川河防战斗。那是在我到达绥米地区后不久,日军万余人进犯柳林、军渡一带。军渡是河东的一个重要渡口。以往日军进占这个渡口,多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配合下,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派出一部分兵力,以炮兵开路,沿公路缓缓推进。其主力则分成两路,在两翼山区中轻装迂回前进。当时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柳林地区驻防。他们根据过去的老经验,仍然只注意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致使日军的企图得逞。阎军一部被日军包围,柳林、军渡、孟门、碛口相继失守。随后,日军又像以往一样,大炮、飞机终日对我河西阵地狂轰滥炸,直打得我阵地和附近山头硝烟弥漫,黄土变色。我河防部队由于有了以往的经验,更加沉着镇静,昼夜坚守阵地,在工事内进行有利的还击,把汹涌澎湃的黄河变成了“皇军”的葬身之地。两天以后,日军开始后撤。这时,我大批援军及时赶到,迅速渡河追击,与河东友军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这支增援部队是经我同意,连夜从边区内地调来前线的。他们一天行军百余里,连病号也没有掉队,斗志非常旺盛。跟着这支部队渡河追击的,还有当时随我一起到河防部队慰问演出的“烽火剧团”的一些文艺战士。回到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记者采访我,要我谈谈对这次战斗的看法。我着重指出,要注意敌人战术的变化,还赞扬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随后,记者又访问了“烽火剧团”的文艺战士。他们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愤怒地揭露了日军惨杀无辜、蹂躏柳林地区的罪行,同时生动地讲述了我渡河部队追歼日寇的动人事迹。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摩擦事件。

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将电文起草好了以后,送给他审阅。毛泽东同志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词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改写后的电文是这样的:“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踞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O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该电文力陈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对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毛泽东同志用心之细致,思考之周密,实在令人敬佩。在电文后面,毛泽东同志还附笔提示我:“肖: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他对发报时间考虑得这样细致,是很有道理的。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的一些策略思想。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阎锡山给我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的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尽管如此,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还是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指国民党党中央,下同),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同志指示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给以驳斥。这样,在1939年12月9日《新中华报》第一版上,发表了我的《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我在文章中痛斥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面提到的阎、邓回电的原文,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多次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

在以后的河防斗争中,三五九旅借鉴和发展两年来河防部队总结的“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等经验,特别是大力加强了渡河作战的力量。1940年3月,当日军兵力分六路扫荡晋西北时,三五九旅更是积极主动地配合河东我军,连续作战,打击敌人。例如,3月9日,柳林敌军三百余人,进犯李家庄,与我三五九旅派往河东的游击队,激战三小时,被我击退。13日,柳林敌军派出五百余人,再次进犯李家庄,又与我游击队激战一昼夜,敌人又不得不退走。3月31日,柳林敌军一千五百余人,附炮十余门,进至军渡,向我河西阵地发炮数百发,我三五九旅迅速派出部队渡河,与河东我军配合作战,战斗一天,将敌击退。在这次持续近一个月的战役中,三五九旅表现突出。为此,朱、彭总副司令当时曾致电阎锡山、程潜等人,请对王旅予以嘉奖。随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并报朱彭总副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请求给予王震以奖励。电文中说:“三五九旅接任绥德河防以来,该旅旅长王震率部督战,劳绩甚多,尤以3月战役为最激烈。当时敌占军渡、碛口,轰击河防阵地,飞机大炮猛烈异常,该员亲临督战,工事则随毁随修,官兵再接再厉。复于战事紧急之际,派兵东渡,击敌侧后,卒将顽敌击退,巩固陕北后方。”

就这样,留守兵团自成立后,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达七十余次。日军的进攻,多数是在我宋家川对面的军渡、碛口一带渡口。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公路与汾(阳)、离(石)公路紧相衔接,汽车可直达河岸附近,日军从太原调来兵力和渡河器材极为方便。从时间上来说,日军进犯最频繁也是最猖狂的时期是在1939年前后。而在1940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我120师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加上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百团大战予敌人重创,日军的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这样,日军对河防的进犯虽然还没有完全终止,但已是强弩之末,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威胁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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