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创作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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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日情绪低落,既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亦有对人生方向的彷徨。对小说本身,在反思中寻找不足,在批评中领悟深刻——发觉,有些路已经走错而且,似乎不太能够更正过来。 创作的瓶颈其实不在于文字,也不在于思路,而在理念。前者是写作的技术层面,后者是写作的方法论,唯有理念,却是文章的本体论。本体论有误,再是花团锦簇的文字、再是洋洋洒洒的篇章,写来都是废纸一张。 回首过去,只能从精神中汲取力量,从理念中更正理念……同样,也愿意和各位读者分享。翻开七零八落的旧书,寻找着反思和探索,我觉得,伯林的精神世界或许能够为我指明方向

近日情绪低落,既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亦有对人生方向的彷徨。对小说本身,在反思中寻找不足,在批评中领悟深刻——发觉,有些路已经走错而且,似乎不太能够更正过来。

创作的瓶颈其实不在于文字,也不在于思路,而在理念。前者是写作的技术层面,后者是写作的方法论,唯有理念,却是文章的本体论。本体论有误,再是花团锦簇的文字、再是洋洋洒洒的篇章,写来都是废纸一张。

回首过去,只能从精神中汲取力量,从理念中更正理念……同样,也愿意和各位读者分享。翻开七零八落的旧书,寻找着反思和探索,我觉得,伯林的精神世界或许能够为我指明方向。


思想史是无用的,因为他带不来金钱和具体的成果,思想史又是极其有用的,因为他塑造了你的精神和理念,这是我取得一切成功的必由之路,愿以小文,纪念过去四年的心路。


以 现 代 性 问 题 为 开 端

――浅述伯林的精神世界


所谓现代性问题,是指启蒙以来,对于理性批判作用的再批判,韦伯称之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原本所拥有的普世意义、公共价值等逐渐消减,日益退回个人领域,社会大一统、理想社会的梦想日益趋于破灭,形成了一个“除魅”的世界。

启蒙是西方历史划时代的篇章,一个真正有作为的思想家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领域的,伯林也不例外。当然,从字面意义上,伯林反对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我认为没有什么现代性的特征。我不知道谈论现代性的特征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时候开始算现代。我觉得,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全是些任意武断的概念而已。”

一、对启蒙的反思

针对启蒙运动的种种,伯林敏锐地观察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之间虽然也有分歧,然而他们共同坚持某些几乎一致的前提:人性不分地域、时代,都是一样的;普遍适用的人类目标、真正目的和有效手段,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发现的;牛顿力学对于自然界的阐释极为成功,那么在道德、政治、经济以及一般人类关系的领域,也应当能够发现和采用类似的方法……”

伯林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启蒙的总思路:存在着类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和准则,至少有办法去寻找的到。启蒙思想家努力寻找一个唯一的、对事实和价值命题同样正确的统一知识体系。追求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架构中万物呈现出系统的――即符合逻辑和因果律;和谐的――即宏大而严密,没有给自发的、出人意料的发展留出余地,任何事情,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尚未发生的,都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得到完全的解释。这是理性的伟大实践,他构成了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大厦的基石。同时也是理性的根本局限。因为理性在寻找各种答案、寻求解决方案的时候,已经堕落成赤裸裸的工具理性,为了理性而理性。

因此,在伯林看来,在这个意义层面上,虽然在2000多年的哲学发展中,唯理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有神论和无神论吵得很凶,他们之间虽然也有怀疑、驳斥、诘难,但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企图用自己的逻辑来解释世界。他从根本上不同意这些观点,认为哲学无法提供有关人性和宇宙的先验知识,它也无法用逻辑转化的方式,为我们提供确定的和牢不可破的经验知识。他对这些哲学流派的反对,不是简单的站在对立面上,而是对他们赖以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反对。他认为,人类实现的大道,有可能彼此交汇和彼此阻碍,一个人或一种文明,为铺设一条完美的人生之路而追求的最受珍爱的价值和美,有可能陷入致命的相互冲突;结果是对立的一方被消灭或绝对无法弥补的损失。要想避免这个悲剧性的结果,最好就是承认多种价值的和谐与并存。

他对普遍理性学说深表怀疑,却颇为赏识同样对理性主义大为攻击维柯、哈曼和、赫尔德、赫尔岑等人。从这个逻辑出发,他主张基于事实和人类生活方式多样性的价值多元论。他认为,不仅善与恶之间存在这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而且善与善之间存在着无法消解的不可通约性。


二、多元主义和价值中立

普遍理性的表现形式自然是一元论腔调,伯林对于一元论的反对和对多元论的主张,却是通过二元论这个中介进行的。

人类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类型是无限多样的,每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其本身特点来考察。理性万能的出发点确实寻求建立不变的,永恒的,适用于任何情况的社会。如果现实中没有,便希望按照理性设想建造出一个千年王国来。伯林认为那些寻求建立这类规模庞大的统一社会学的人,迄今为止犯下的错误要多于他们为人类发现的真理和提供的快乐。因为,“这些思想家,甚至包括怀疑论者,没有一人主张,可能存在一些同等的、相互之间不可调和的终极目的,即一切事物仅仅据此即可获得理由的目的;也没有人主张,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人们可据以在这些目的之间进行理性选择的唯一而无所不及的标准。”

然此,伯林很推崇马基雅维里,认为他是多元论的鼻祖。他指出,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二元论者,认为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如***的和异教徒各自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也说,马基雅维里只是二元主义,并非他所认同的多元主义,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一元论的反对者,况且,有了二元论,多元论还会远吗?

在伯林眼里,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有时是互不相容的,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现代性问题,尤其是普遍性价值缺失对他来说,不仅不令人感到不安,反而是觉得事实本该如此的感觉。

伯林在《现实感》一书中和其他书里反复提及,治国之术――统治和改变社会的艺术――既不同于学者的学问也不同于科学的知识;天才的政治家和那些学科的大师们也不一样,不会直接地传授他们的知识,不会教授一套具体的规则,不能将他们干的一切事情都以一种可以被别人轻易学会的方式阐释出来,或者传授一种方法,任何有能力的专家在他们之后都可以运用,而不必具备最初的发明者或发现者的天才――――我管这叫做社会科学不能层累地造就,所以有了价值多元和价值中立。自然科学就不一样,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解答,那是层累地构成,至少远远比社会科学来的严密和有继承性。

有些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是相互抵触的,任何一个社会总有些价值是不能彼此调和的。坚持中立更能顺应社会需要,也更能彻底坚持价值多元。当然,价值中立,不是说听之任之,而是主张个体在讨论价值,尤其是选取个体价值时自由考量。


三、两种自由观

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多元主义承认各种价值,自由主义宽容各种价值,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出现的历史前提,自由主义则为多元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自由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之间仍存在内在紧张,它们并非是必然处于和谐一致的良性互动之中。

自由主义坚持价值多元论是正确的,但它这样做实际上却产生了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某些离心力,因为“选择的需要,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外一些终极价值的需要,就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 ,诉求于价值多元主义,在这种衡量中就不可能必然地要求突显自由的首要地位。因为“哪一种主要价值比另一种主要价值更重要这样的问题往往具有偶然性”,并且“自由并非是人的唯一目标”,人们愿意过自由的生活,仅仅是一种带有偶然性的事情,而不是普遍人性的一种具有优先权的表现。

只要价值冲突存在,那么就一直会存在着这种偶然性,因为人们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的范围比体现着自由价值的生活方式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悖论,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老是宣扬自由主义,但他不允许你自由地选择共产主义制度,千方百计要引导你到自由主义上来。倒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总是说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全人类的必然得到解放,但现阶段却承认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社会制度。

必须指出,自由主义并非是天然的多元主义,恰恰相反,自由主义的主流是一元主义。经典自由主义坚持某个或某些最高原则,在伯林看来,其实是一种一元论,他也说过,自由主义也可能演变成极权主义。因为一元主义自由观有自身的局限性――“在一开始自由的信念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人类有时候做出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物理学或生物学接受的那类因果解释所完全能说明的。但是往往出于选择的需要,……自由选择的价值源自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自由选择,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完美的生活。这些理论暗示,一旦达到这种完美的生活状态,在候选答案中选择的需要便不复存在。” 一元论由此而产生。如果再加以标榜诸如“我对别人的强制是为了他们自己,是出于他们的而不是我的利益”之类的诉求,很容易演变为极权主义。

伯林坚守价值多元主义,就必须承认任何价值的条件性,拒斥任何价值的压倒性的绝对地位,从根本上否认任何价值或少数价值的组合是最高价值的判断和定位。 根据上述理论立场,伯林提出著名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即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

伯林指出,在思想史上,有两种含义和意义非常不同的自由概念。比如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即人的行为不受他人的干涉,或者说是“没有强制”。换言之,“消极”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简单地说就是指人不受他人干涉而行动的领域,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

“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即人是自己的主人,其生活和所做的决定取决于他自己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autonomous or self-determining),那么他就是“积极”自由的。这种自由是“做……自由”(Liberty do……)。

消极自由回答这个提问: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他人干涉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成为自己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只有当你被人为地阻止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你才能说缺乏政治权利或只有。纯粹因为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不能叫缺少政治自由(列宁说文盲总是在政治参与之外)。

积极自由回答这个提问: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失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

伯林认为他所谓的“积极自由”同前面提到过的理性主义的观念有逻辑联系。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自由和理性是人的特征,主张自由包含在符合理性的行为和生活中。理性构成了人的本质,因而按照理性来生活就是符合人的真正的本质,就是自主和自我决定,就是自由。如果有的人不能发现理性并按照理性来生活,那么他就可能会被那些有足够特权知道并按照理性生活的人所“引导”和强制。这种“引导”和强制不仅能够促进他的利益,而且能够促进他的自由。它们会把他从情感的“专制”下或低劣的自我中解放出来,并帮助他成为真正自由的和民主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强迫你自由。理性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不仅与权威相容,而且与权威是同一的。伯林据此得出结论,依靠理性获得自由(Liberation by reason)是“积极自由”的核心。

理性主义一般只看到了积极自由,而自由主义虽然承认两种自由,但往往坚持积极自由压倒消极自由。但伯林始终强调“消极自由”是更为真实的自由,“在我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的、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作主之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人性。” 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领域;而“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

如果只有一种理想是真正的目标,那么人们似乎总会认为,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无论要求什么手段都不算太难,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不算太高。这样的确定性,是狂热、强制和迫害行动的伟大理由之一。假如所有的价值并非相互和谐一致,并且必须在没有更好的理由情况下,仅仅因每一个价值本身做出选择,假如我们选择它就是因为它本身,而不是因为它能够证明是一个唯一的序列中比其他价值更高的价值,假如我们选择生活方式。

如果积极自由充分地实现,消极自由就会被减少。因为自由的基本含义是,如果人们被囚禁或从字面上讲被奴役,他们就失去了自由。斯多葛意义上的自由,不管多么崇高,必须与被压迫者或压迫性的制度实践所截削或毁坏了的那种自由分别开来。精神的自由,如道德胜利,必须与自由的更加基本的意思以及胜利的更加日常的意思区分开来,否则将有陷入在理论上混乱,在实践上以自由的名义为压迫辩护的危险。

故此,伯林极端强调消极自由,并非因为积极自由不重要或不如消极自由重要,而是从启蒙以来,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就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它们所谓的自由就是积极自由,甚至于强迫你自由。这往往带来了理性的滥用,“自由,自由,天下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之”,他的强调,一方面是呼喊那种缺失了的自由,另一方,则是矫枉的心态。“乱世需用重典,矫枉必须过正”,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四、个人认同与民族主义

表面上看,民族主义似乎与现代性问题无关,实际上,伯林指出:“工业进步所需要并产生的集中化和官僚制的‘理性化’,破坏了人们过去笃信的传统等级制和社会秩序,这使大量的人失去了社会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导致了异化、精神失落和不断加剧的失范等显著现象,因此需要用巧妙的社会政策创造出心理上的等价物,以代替旧秩序基础的、已经消失的文化、政治和宗教价值。”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韦伯所说的世界“除魅”的过程,即现代性问题的真切展开。在伯林眼中,民族情绪就是这个过程的本能或有意识反应。因此,伯林对于马克思最主要的批评,在于他认为马克思没有正确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性质,低估了它的作用,正象他低估了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立因素的宗教的力量一样。

由于伯林的犹太人身份,对于民族主义又有一层切身之痛,但对于民族主义的总体态度还是相当中肯的,他不无客观地指出,“……民族主义造就了辉煌的成就,也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 伯林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仅仅从欧洲来考察,就可以看见,在民族主义最初成为压倒性势力的地方,和其余诸如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但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内部闹翻后,民族主义无一例外地全部胜出,奴役它的对手,使其变得相对次要。

这个结论,相当符合历史客观实际,但是,伯林没有给出相应的论述来支持这一观点,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五、从总体思路把握伯林

我认为,伯林的整个思路,贯穿着对现代性问题的关心,从现代性问题入手,他开始了对启蒙的反思,然后提出了价值多元论,并探讨了价值多元论和价值中立的互动,然后提出了他一生中最核心的观点――两种自由观。积极自由是对于启蒙、对理性的回应,消极自由是对多元主义,价值中立的回应,民族主义则是现代性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推论。如果用图示来表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构成回路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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