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被无数猴子们视为洪水猛兽令其上蹿下跳的贴子2

5

拍战争电影,必然要涉及主创人员对战争和历史的看法,因为但凡表现战争,都会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刘恒编剧、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以淡化战争观为主要特色,不问战争的对错,只表现战争的惨烈。这种一反以往 “主旋律”战争题材电影常规的表现形式,加上模仿国外大片的战争场面,《集结号》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同时还出人意料地先后上了非常“主旋律”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崇。

战争是没有是非的吗

战争是暴力的集中爆发,任何一场战争都有流血,都有伤亡。如果仅从表象来观察,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无数场战争并无本质的区别,不同之处只在于惨烈的程度。人道主义者的口号是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一切暴力,但这并不能解释不同战争之间、一场战争中对峙两方之间的差异。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最著名也得到最多认同的论断是战争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做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以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是为了某种目的或某种理念服务的,从这个视角,就可以看出在战场上厮杀的双方虽然在表象上行为是一致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在《水浒传》中,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一个细微改动的背后是方向的巨大调整,从此梁山好汉从一个“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专业技术性组织”变成了一只政治性武装,后来的“被招安”和征方腊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历史上各式各样的武装组织中,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恐怕只有土匪和民国年间参与地方割据的一些小军阀了。

政治是人的活动,而一旦把视野降低,任何一场战争都变成了抢骨头的“狗咬狗”,《集结号》秉承的就是这种战争观。在电影中,内战战场上的战士不再是为了某种特定政治理念而流血牺牲的人,而是稀里糊涂被推向火海的“炮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语)。用这种视角解读黑社会火拼也许是适合的,但用来解读中国内战,则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历史观和战争观使得历史变得不可理解:如果国共双方在本质上没什么差别,那么弱的一方为何最终会战胜强的一方?为何小米加步枪能打败飞机加大炮?为何老百姓会用手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要知道,老百姓并不是共产党军队抓来的壮丁,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支持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或者干脆躲得远远的?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要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政治性最强的军事组织。一句著名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比枪杆子更重要的是政治方向,武装斗争的全部任务是为实现共产党人的政治理念服务,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为之流血牺牲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概括:“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任何试图理解历史的人都必须承认:解放战争期间,两支军队厮杀的背后,是两条道路、两种理念之间的较量。而共产党的最终胜利,是理想和意志的胜利,是一个在进步的政治路线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弱者对强者的胜利。借用崔卫平的一句话:“后来理想的败死是一回事,但是不能用这个来取消前人曾经拥有过的东西。”毕竟,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所能证明的是,理想只有存在于蓝图之中,才不会有在现实中变质的危险。

影片“去政治化”的努力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总体上抽离了观察战争的政治视角,而且在细节刻画上将政治理念传递的纽带切断。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化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的,通过“支部建在连上”,每个连都设指导员,负责向战士们阐释 “为了谁打仗”的问题。电视剧《亮剑》虽然突出了军事长官的个人英雄主义,但其中的政委角色仍然是一个有大局观、有知识、沉稳且勇敢的军人。在《集结号》中,指导员的形象彻底改变了。第一个指导员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家伙,指责连长谷子地 “畏战”,结果被炸弹炸死。第二个指导员王金存就显得荒诞了,听见枪声吓得尿裤子。他没有起到任何指导员该起的作用,虽然最后也拉响了引信,但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孬兵”的形象。指导员如此,也就难怪从连长到士兵各个都是操着南腔北调的 “匪兵甲”、“匪兵乙”了。

苍白的“人性”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性”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任何丑恶和阴暗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人性”的烙印,因为下半身的快感而背弃一切是“人性”,为求荣华出卖弟兄也是“人性”。《集结号》也不能免俗,冯小刚宣称他要表现战争中的“人性”,即人对战争的恐惧,任何人都是怕死的,上战场的战士都是被迫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崇高的使命感,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和平的年代,也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但这不表示我们有权利把老兵们想象成跟我们一样贪生怕死,历史会因此变得不可理解。今人不该将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强加给前人。

“人性”不光包括怕死的本能,还应该包括舍生取义的壮举,而后者更有资格被称为人性。中国的革命是被侮辱被欺凌的弱者的反抗史。弱者要想获胜,只有“组织起来”。牺牲可以不是狭隘的,可以不是被迫的,视死如归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同样不能以共同利益后来被僭越而否定其曾经的真实存在。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所有的死都是一个样的,是不得不死,与任何理想和价值观毫无关系,死亡又有什么荣誉可言?“烈士”和“失踪”的又有什么差异?谷子地为什么要为他的47个弟兄讨个说法?

在电影《集结号》中,导演没有明确交代谷子地的动机,唯有一处可以提示的情节:在谷子地寻找老部队的过程中,一个青年对他抱怨:“都是一个村里出去打仗的,凭什么那两个就是烈士,就能分700斤小米,我哥和其他人就只有200 斤?”

烈士和失踪的差别是500斤小米,这就落回现实层面牺牲的价值!

《集结号》最令人费解之处就在于对九连几乎全体阵亡的原因所给出的解释。团长命令九连打阻击,约定以集结号为令,不吹号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撤。随着谷子地追寻的深入,最后得知团长带着部队自顾自地撤了,根本就没打算吹号。这就是被广泛传播的说法,“组织靠不住”。

有很多评论者指出,这个情节不符合历史真实,解放军没有集结号,而且阻击战的撤退也不可能以号声为令。且不谈这些具体细节,问题是,如此安排会是一个指挥官正常的行为吗?

如果不是团长和谷子地有私人恩怨,想要借敌人的刀杀掉他,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来解释他的行为。当谷子地知道真相后,发疯一般地冲向团长的墓碑,怒吼道:“你们怕被咬死?我们呢?九连呢?”看到这里,不禁让人心头一紧:全局上“ 国军”和“共军”是“狗咬狗”,“共军”的上下级军官之间也在“狗咬狗”。幸好导演安排了谷子地在短暂的爆发之后原谅了早已死去的团长,这才没有把革命战争彻底沦为一场所谓“人性”的扯皮。

主旋律被重新定义了吗

除了价值观层面的混乱,《集结号》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拙劣的。除了模仿国外大片的战争场面拍得比以往的国产电影有所进步,其他可称道之处甚少。情节安排和故事的展开有些莫明其妙,解放战争之后是抗美援朝,两段故事没有联系,其主要作用好像只是要引出邓超扮演的赵二斗,安排赵二斗这样一个人物是要帮助谷子地找老部队。唯一的女角色,尿裤子的指导员王金存的遗孀孙桂琴,是“为了存在而存在”的,谷子地把她和赵二斗撮合成一对。据报道,冯小刚在拍摄时还安排了他们之间的一段三角恋,但在正式放映的版本中剪掉了。“戏不够,感情凑”,“划时代”的大片并没有脱开老掉牙的俗套。

只要稍稍观察主创人员和媒体对电影的宣传,就会发现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电影里面的解放军士兵是一群贪生怕死而又稀里糊涂送了死的人,他们却被称为“英雄”;电影表现出来的47个人的死明明是不值得的,可有关报道却说《集结号》表明了“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电影里上战场是被动的,可是冯小刚非要说电影想要告诉人们的是“胜利来之不易”。

要理解这些矛盾之处,就必须跳脱开一部电影本身,在当今中国社会形势和大众文化的格局之下建立我们的批评视野。

当今的大众文化,2007年上映的若干电影,让人们总结出一系列的“靠不住”,每个电影表现“人性”的侧面虽各有不同,但结论都指向一点:他人是不可信任的,为任何形式的集体利益奉献都是不值得的。虽然也有不少积极向上的影视作品获得了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的推崇,如《士兵突击》和《闯关东》,但这些作品歌颂的都是个人的坚持和奋斗,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主义。

这种消解的努力固然可以让人们享受摆脱体制束缚的快感,享受不被规定的个性张扬。然而瞬间的快感过后,人们却发现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社会现实景观已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持续向少部分人集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受挫感增长,劳资关系紧张,社会上对立的情绪越来越强,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2005年,已达8.7万起。2007年初,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撰文指出,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触发仍以“因偶发事件引起、突发性强”为主要特点,而这类事件真正要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参与者在某种明确的诉求之下组织起来。

社会正在进行一轮新的整合,新的阶层结构正在形成,要想更有效且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就需要人们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如果一种文化倾向于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高扬“人性”、贬低群体合作,那么将从最根本上打消掉组织起来的基础,不利于让处于弱势的群体尽快脱离原子化的状态。

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主旋律”的调整,它已经不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那种革命的文化,而是“去革命化”的文化。非如此,就无法解释涉及敏感题材的《集结号》能在剧本和影片审查等环节顺利过关,一边收获高票房,一边占领了CCTV 的制高点。

6

战争背景下的当代精神饥渴

本刊记者钟岷源发自福建莆田

“虽然电视上的故事只有几分钟,但军号和老兵,这两个意象顿时就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当时就想,可以就此写一篇小说。”福建作家杨金远对记者谈起了他创作小说《官司》的灵感,源自一档电视节目。

6年前的一天,杨金远在家里吃晚饭时,看到中央电视台《百姓故事》里讲述一个幸存的老战士,长久寻找战友的遗骸,以此证明他们不是失踪而是烈士。这位老战士的战友在解放战争的一场战役中全部阵亡,为了缅怀战友,他住到军营附近,每当军号吹响,他总是出现在军营门口。

这些触动杨金远写出了《官司》,而被《官司》触动的冯小刚,将其改编并最终拍成电影《集结号》。

至于自己的小说为何会被冯小刚看中,杨金远的解释是,他所表现的军事题材有其独到之处,“是从人的本性回眸战争,对个体命运的叙述是其创作的主题,战争反而显得模糊起来,成为人物命运的背景”。

颠覆原有的战争美学

尽管《集结号》与对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一脉相承,但与国内习以为常的“战争”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它并不符合中国战争电影固有的思维习惯,更不是当年的经典战争美学。

杨金远说,冯小刚“颠覆了中国几十年的战争电影”。而明眼人可以看出,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仅仅是一个噱头,《集结号》的高明之处,在于其中隐藏着的现实意义,它摸到了当代人的某些痒处,折射出社会更深层的精神饥渴,引发观众的共鸣。

对此,杨金远解释说:“早期的战争片,比如《英雄儿女》、《南征北战》,都是描写军人顶天立地,形象完美,大声呼喊‘向我开炮’这样的口号。现在想来,我觉得其中不真实的成分很多。但在一个需要英雄和偶像的年代,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构筑了中国战争片的基座,离开这个基座几乎不可能构筑什么战争故事和战斗英雄。”

“后来,军事题材开始向描写人物内心方向转变,比如近年的《亮剑》、《狼毒花》、《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也脱离不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语境,主角都有性格的缺陷,喜欢打仗,一天不打,手就痒痒的,最后,这些小人物都成长为大人物。而《官司》自始至终都是小人物的故事。要说我有什么不同,就在于我探讨的是战争中人的本性问题,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对于战争与人性的解读,导演冯小刚、编剧刘恒和原著者杨金远三人可谓“息息相通”。《集结号》中那个经历了战争噩梦、但又对战争本身、对自己和战友们在战争中的玩命付出难以释怀的“小人物”,引起当下观众的惺惺相惜。

在早先获得金鸡奖的《张思德》一片中,作为编剧的刘恒已经把通常意义的“英雄”拽下神坛,开始从平凡小事、鸡毛蒜皮中重新塑造一个平民化的英雄。他曾对记者表述他的编剧理念:无论战争还是非战争,身在其间的每一个人都会显露自己的勇敢、卑微、痛苦、无奈甚至阴暗,只要把这种平凡讲好,就不愁打不动观众。

而对于杨金远而言,其战争小说中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成为他创作的主脉。就在《集结号》全国公映前夕,杨金远的《突围》横空出世。

他告知本刊记者,导演黄健中已有意向将这部新著改拍成电影。这部同样以战争作背景,重点叙述个体命运的战争题材,说的是主人公木匠陈池龙,新婚之夜发现妻子曾被恶霸强暴失贞,他怀着仇恨和逃避参军打仗,但内心对于爱人的处女情结却始终耿耿于怀。从木匠到士兵、红军副营长、团长,再到一个县的县长,陈池龙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纷飞,以及土改、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但即使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奄奄一息,他依然不改对于女人的贞操情结。

“我想写这种人性深处不可告人的鬼,这也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克服的。陈池龙不是个传统的高大全的英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和《亮剑》完全不同,李云龙是个完美的军人,战场上很勇敢,看到女人很害羞。我就是想写这种复杂的人性。 ”

杨说,两部著作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对人生的探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作品中表现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物,不论是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激情澎湃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都保持着质朴的想法,从没有奢望革命和胜利能给他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财富和利益,而是去做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战争带来了过多的“人性”变异,或者说,人性创造了最残酷无情的战争。经历了虚无缥缈的“《无极》故事”和虚假的“《英雄》传奇”后,人们想要被真实所感动。

暗合当代的精神饥渴

《集结号》用甚至很血腥的场面却让生活在当下似乎有代沟的几代人同时震撼于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同时感受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浓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和诸多精神的不朽。

事实上,杨金远对于谷子地的身份安排,有其深意。老谷生来实则无名,被弃之谷子地,遂被人以“谷子地”随便给个称号而已,这似乎冥冥中注定了其一生的命运,将宿命般与正名纠结在一起。

在孔子看来,君王治国平天下都要先正名,否则就会“名不正则言不顺”,而对于百姓来说,活得好不好,正名自然也很重要,有个受之父母的名字,再有个获得社会承认的身份,便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失去这个基础,自然就可能如身无所托,心无所寄,“无所措其手足”了。

谷子地的困惑也在于此。谷子地似乎活下来了,但他要证明自己的身份以及活下来的理由,却比对付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更加艰难。因为他突然之间成了“孤家寡人”,他甚至连组织也找不到了,他和47个兄弟浴血奋战的历史,也就随着他自身身份的可疑——他凭什么一个人活了下来?是投降?是被俘?还是逃兵?——无法得到确切的证据。

于是,47个兄弟被宣布为“失踪”,而不是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荣誉——“烈士”。失踪,意味着“失名”,意味着47名殉难者将成为孤魂野鬼,他们生前流过的血不被承认,他们死后也将在荣誉的名册中被永远删除。

在一个宽松多元的时代,我们应该追溯微小个体在战争中的价值吗?战争必然有牺牲,普通战士往往不可能被历史铭记,但他们也在创造历史。

其实观众的感动和共鸣,还蕴藏着我们这个社会更深层的精神饥渴。对于一个行进在现代化历程中的5000年古国而言,虽然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新秩序仍在建设之中,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旷日持久,许多人长期置于身份缺失的状态,身份创伤引发的痛楚笼罩整个中国。

普通人无以正名的尴尬依然存在,大城市里疯长的高楼大厦,那些无名民工的血汗被掩盖在富丽堂皇的装修材料下;制造工场里那些彻夜通明的灯火,是无名的打工者不眠之夜的见证。即便是那些行色匆匆的所谓白领,在为属于自己的车子房子而奔波劳碌的时候,总是难免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扪心自问:我还是我自己吗?

在这样的语境里,谷子地对牺牲战友烈士“身份”的执著,以及穿越生死不能撼动的兄弟情意,成为一种精神世界的甘霖。那种为了战友、为了尊严执著寻找的崇高情怀,都是当下社会所缺失的。在寡情薄义的逐利世界,在信任危机重重的社会氛围里,“情义”这个词成为日常美学的最高尺度。

冯小刚同样为这份“情义”所动。“我当时看刘恒的剧本,就被感动得稀里哗啦……我敢说,《集结号》是一部有诚意的电影。”冯小刚说,尝试战争片题材还在其次,关键是它是一种久违了的、你觉得已经没有了的情怀,但你一旦被它拨动,才发现原来你身上还有那么真诚的东西,那么有血性。

作为对中国战争电影的探索,《集结号》的出现表明了经过国家主义电影制度的养育,又在市场与票房的拉扯中分道扬镳的冯导们,开始与观众的精神期待和主流价值体系的呼唤和解。在几年的大片歧途之后,导演敏锐地把握住中国当下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冯小刚们终于接过了精神价值的叙事,用流畅的商业技巧和故事结构,进行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话语叙述,并以“每一个牺牲都值得尊重”的个体尊严,增添了自己的注解。

杨金远对此的理解是,“战争片一向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题材之一,1927~1949之间这短短一代人时间内发生的各种战争,仍将是中国电影取之不尽的源泉。很多人喜欢看美国军事大片,其实我们的战争片,应该更惊心动魄,只是还没有人去写,还远远表现得不够,因为禁锢太多。”

“战争电影的新潮流即将到来,通过战争折射人性,反思历史将成为今后国产战争大片的新趋势,这个方向,既与国际接轨,又与现实社会相通。”

7

欧美战争片的没落与转型

本刊记者 谢奕秋

由于二战和越战等传统题材电影在电视可以“直播”当下战争的时代不再吃香,当今欧美战争片开始在两个方向上作新的探索:一是从更远的历史中找素材或转而以人物形象、社会氛围塑造为主,回避或淡化现代战争中炮火纷飞的场面;二是从冷战结束后新的地区战争重燃并连接到如今充满争议的反恐战争这一现实出发,“赶制”贴近当代消费人群心理的小成本战争片。这两类探索中,前一类因历史底蕴深厚暂居领先地位,后一类则潜力不可限量。

史诗气质

战争片的衰落以二战片最为典型。二战虽然塑造了沿用至今的国际体系,但毕竟已结束大半个世纪,新一代制片、编导和演员都对二战缺乏相应的阅历和兴趣,这一趋势在美国表现得比欧洲更为明显,近几年欧洲拍的二战片声望已盖过同期的美国片。

无论是2001年锁定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兵临城下》,重现太平洋战争缘起的《珍珠港》,2002年放大印第安人纳瓦霍密码对扭转美日战局作用的《风语者》,还是2004年震动欧洲影坛的《帝国的毁灭》,抑或2006年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执导的《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来信》“姊妹篇”,这些志在“冲奥”的大片最终都没能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至多收获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技术类奖项。

越战片的命运更不济,虽然越战只过去30几年,但吃惯了“反战饭”的越战片很难再端出像样的新东西来。在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1979)、奥利佛·斯通的《野战排》(1986年)以及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1987) 等经典的光芒映照下,2002年的《越战忠魂》因为主打美式英雄主义而备受冷落;2007年的《重见天日》干脆主打“ 越狱”牌,战争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美国19世纪的南北战争曾经为20世纪的经典片如《光荣战役》、《与狼共舞》和《乱世佳人》提供布景,但同样设定在此背景下的《冷山》纵然由三大明星出演,还是失意于2004年奥斯卡。

既然19~20世纪耗时经年的大型战争都被前辈们诠释过多次了,后来者的不少作品干脆就把战场设定在相对遥远的古代或近代。只是1995年《勇敢的心》和2000年《角斗士》在票房和奥斯卡上的大获成功,并不意味着“史诗气质 ”就是战争片今后突围的护身符。2003年底推出的反映1812年英法海战的《怒海争锋》同样由《角斗士》主演、奥斯卡影帝拉塞尔·克劳领衔,也只拿到一项奥斯卡摄影奖。接下来的2004年,《特洛伊》、《亚瑟王》和《亚历山大大帝》等战争史诗片扎堆上映的结果,是它们的票房一部不如一部。2005年取材于十字军东征的《天朝王国》,更是乏人观瞻。

战争史诗片这一波颓势直到2006年才被扭转。这一年,梅尔·吉布森拍了部由墨西哥土著居民主演、完全以玛雅语对白的《启示》,这部标榜反思玛雅文明衰落的电影以血淋淋的杀戮场面招徕观众,毫无悬念地跃居当月北美票房冠军。同年,西班牙导演以17世纪尼德兰独立战争为背景推出了该国影史上投资最大的《佣兵传奇》,此片开始和结尾的两段战争群戏极为惨烈和感人,一度成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热门候选。而到2007年,丑化波斯人的《斯巴达300勇士》以疯狂残暴的血腥味和华丽奇幻的英雄主义征服了西方观众,上映短短3个月即斩获2亿多美元的票房。紧接着,取材于英国爱情史诗的《王者之心》以1.3亿美元打造的宏大战争场面和崔斯坦与依索德之间的旷世悲情再次感动四座。至此,战争史诗片的复兴已经蔚为气候,离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卷土重来又近了一步。

然而“史诗气质”对战争片的过度入侵却给军事迷们带来这样一个疑问:如此包罗万象、生造剧情、极度依赖电脑特效的战争片还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片?放弃了对现代战争介入的战争史诗片如果再把历史背景虚化,与近几年奥斯卡的宠儿如《魔戒》、《加勒比海盗》等有何区别?

异域风情

英雄主义的传统战争片和政治味过浓的反战片都不招人喜欢,场面浩大、细节失真的史诗片又与当代观众有距离感,这时候,渲染异域风情和人物命运的影片就有了稳定的市场空间。这里的异域风情,指的是颠覆了对传统战场想象的当地民俗风情画卷,这一画卷在影片中所占比重之大,甚至使战斗场面变成了一道简单的布景或一段插曲。

如以1993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为背景的《无主之地》(2001),该片极具象征性地将各为其主的一名波斯尼亚人士兵、两名塞尔维亚人士兵和一名联合国维和士兵置于同生共死的境地;战争与和平、幽默与憎恨、被俘与投降、生与死都发生在这个“三不管地带”中。该片获200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殊荣,非一般战争片,带有不少搞笑元素。

再如2002年上映的《沉静的美国人》,讲述1952年法越战争时期、纠缠在三国男女三角关系间的一个谋杀案,隐喻了美国人开始用暴力取代法国殖民势力的历程。该片没有通常战争片那种紧张动荡的气氛,而是显得慵懒凝重,内敛风格更接近欧洲电影。

还有2003年的《最后的武士》,描写美国内战退伍上校受命为日本天皇训练该国第一支现代火器军队,却在被叛变武士俘获后迷上了武士道。

再往后说,则不能不提到意在颂扬“非洲辛德勒”的《卢旺达饭店》(2004),片中没有对恐怖血腥的屠杀场面作刻意的描写,而是着力刻画主角饭店经理铤而走险的心态和住客们紧绷的心弦,达到了展现人性光辉的效果。

2005年的法国片《漫长的婚约》则以1920年如诗如画的巴黎和吞噬生命的索姆前线为背景,描绘了一个瘸腿女人执著寻找爱人的经历。

上述所列举影片对幽默、谋杀、爱情、东方神秘主义以及非洲暴力元素的娴熟应用,都可以归结为异域风情和剧情戏的胜利,战争或内战本身的输赢并不占有突出的位置。

作为欧美在中东的桥头堡,以色列身上集中了5次中东战争的伤痕,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将中东战争搬上大荧幕的作品却很少。《喔,耶路撒冷》算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在该片的带动下,2007年,以2000年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退为背景的《波弗特》成功上映。该片基于真实故事改编而成,讲述22岁的前哨指挥官里瑞兹无奈应对手下士兵的反战质疑声的过程,反映了以色列士兵脆弱的一面和用来掩饰这种脆弱的表面的勇敢。

尽管形式上并非典型的欧美电影,以色列战争片却在内容上较多地继承了欧美战争片的特点。传统题材战争片在欧美固然已不时兴,但在以色列,却方兴未艾。

毁誉反恐

自从美国2001年发动的反恐战争陷入泥潭,越来越多的战争片导演闻腥而至。尤其像在伊拉克、阿富汗这些西方导演一度不得其门而入的地方,战后的对外开放煞是难得。而来凑热闹的不光有传统的欧美国家,连土耳其这样的反战国家也趁机推出了新片。

其实最早开始这类尝试的该算是2001年的《黑鹰坠落》,该片根据1993年美军特种部队在索马里首都被军阀艾迪德的支持者伏击的实录改编而成,在摩洛哥完成取景。须指出的是,该片为了取得五角大楼的全力支持,曾三易其剧本,以尽量美化其实在索马里不得民心的美军。这之后,2003年的《拯救女兵林奇》更不幸沦为五角大楼的宣传工具。

随着伊拉克局势趋于恶化,以2005年《前进巴格达》为标志,批判现实主义开始占据上风。就连原本没多少争议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也在这一年被山姆·门德斯的《锅盖头》大加挖苦。而在2006年,土耳其花巨资拍摄了一部严重丑化美军的《伊拉克恶狼谷》,该片编入了美军婚礼现场屠杀伊拉克村民及把平民抓去后摘取人体器官等等恶行,渲染了土民众的强烈反美情绪。2007年之后,更多反战作品问世,例如开头有一段美军把伊拉克少年从桥上扔下去特写的《混乱时局》,以及讲述美军迫害无辜伊拉克女孩一家的《节选修订》。另外,2008年的好莱坞新片《止损》,也揭露了美军强迫士兵延长在伊服役期的丑闻。

相比以新反战面目出现的影片,在当下不甚景气的战争片市场上,搭反恐顺风车的其实更多。反恐电影成本小,跟一般的警匪片差别不大,战场又不局限于伊拉克或阿富汗,在该地区别的国家拍起来更具异域风情,这些特点预示着近期内该类型影片将呈现一个勃发的状态。单举最近的几例:2007年5月上映的《坚强的心》,以5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珀尔在巴基斯坦被恐怖分子杀害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在珀尔失踪的5周时间里,同样身为记者、且怀有身孕的玛丽安千方百计寻找丈夫的经历,影片数在贫民窟拍的那段抓捕戏最出彩。稍后上映的《染血王国》,则讲述美国FBI反恐小组对发生在沙特首都一处西方住宅区的爆炸案展开调查,最终将一伙宗教疯子抓获的故事。这一典型的乌托邦式自我疗伤故事,主角恰恰是两年前参演过反战片《锅盖头》的奥斯卡影帝杰米·福克斯。而去年底上映的《北约反击战》,则虚构了恐怖组织拟在北约会议上大开杀戒的情节,给厌烦了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核攻击之类老套情节的观众一个不换药但换汤的选择。预计2008年可上映的《拆弹部队》,则讲述了一支驻守伊拉克、深受炸弹和狙击兵困扰的美军的痛苦和无奈。

不过总的说来,战地反恐影片还是很不成熟的片种,也主要还是依赖动作片明星在支撑,其所占优势的跨文化协调部分其实就是加强版的特工片,而赖以运作的低成本也使得寥寥可数的几处实战场面显得跟传统战争大片不在一个档次。另外,尽管兵民混居的住宅区有别于传统战场,可增加袭击的猝然性和超限性,但这也对摄影技巧提出了更高要求。

21世纪西方影坛的流行色是黑帮片、间谍片、恐怖片、魔幻片、动作片等等,20世纪曾显赫一时的战争片已经退居一隅。而在和平风气日长、好男不当兵的社会氛围中,欧美传统战争片的没落和转型不可避免。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