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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片有多少不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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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士兵突击》、《集结号》、《投名状》等,成为街谈巷议和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相比较于《地雷战》、《南征北战》而言,这些片子英雄们不再高大全,也开始犯错误了,甚至还“迷恋”女色。但是,大多还是没有走出“国家战争观”的思维,只不过加了点“人性化”的佐料。以美国导演西米诺“好的战争题材必是反战的”这一标准衡量,中国战争片有多少不是垃圾?现代战争也很少有正义与非正义区别,很多不过是政治家的游戏。国威不是打出来的。人民幸福生活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但国家强大不一定会让人民幸福。反战才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征。


马鼎盛: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愤青”整天叫嚣要打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这纯粹是不了解中国的军情所致


邓一光:一个民族广普性地关注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不正常!


军事题材影片战争观仍在重复着沿袭:道德至上,集体之上,国家至上


政治家: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需要;经济学家: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中国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


《集结号》宣扬的也是一种国家战争观,最有可能突破的是九连的指导员,但他最终没有摆脱国家战争观的命运,而九连连长谷子地一切努力也就是“解放勋章”和“九连执行任务坚决,完成任务出色”的评价。

其实,这并不是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第一次“井喷”。以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征北战》为发轫,军事题材影片在19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期。由于当时的观众刚刚从旧社会的苦难中挣扎出来,对新生的社会制度抱有美好的期待,对这类影片自然有着同步的欣赏体验。而此时的导演、编剧、演员等创作者,大都亲历战争年代,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都带着那个年代里依然存在的纯朴与真挚的东西。这种高度的契合和响应,造就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的辉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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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的背后


在中国,人民战争被总结为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也一直是我军指导战争的神圣法则。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关于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是否还适用的问题,国内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人民战争确实是一种高明的战略,但人民战争能够打起来的前提是要有人民。如果没有拥护自己的人民,任何统治集团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去发动一场人民战争。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出现“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的战争奇观,是因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给予了人们梦想已久的利益:在农村,平分土地,减租减息,千百万农民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城市,许诺给知识分子渴望已久的民主、自由,从而争取到人民中的大多数。



后来无论是历史政治教科书还是文艺作品,谈到战争年代中国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往往只是片面强调思想动员和献身精神,而对此避而不谈。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要再次发挥作用,除了技术和环境的制约外,最根本的依然是人民利益和民心向背的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在战争方式与平民的死伤数量的关系。经受现代文明洗礼后的当今世界,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即便如此,任何战争都同样意味着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在以巴冲突中,我们看到兵民相混的情况造成了平民的伤亡悲剧。



人民幸福生活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但国家强大不一定会让人民幸福。而在很多人的心里,为胜利,为国家强大,是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的,而忘记了他们只是达至“人民幸福”的手段而已。这样一种对生命和个人价值的轻视,却往往被标榜为“豪迈”和“爱国”。如果当年这种做法是痛感国家积贫积弱的个体,深具道德理想甚至个人牺牲情怀的无奈选择,他们的行为理应得到我们的敬仰。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知先人这种牺牲的价值,正是为了后人不再或者尽可能减少这种牺牲。轻言牺牲者既挥霍了先人牺牲的意义,同时使自己成为摆脱了思考的责任的懦夫,只是犬儒地服从和亦步亦趋。这样的爱国,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风险,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了无遗憾。柏杨先生说过,千万不要结交声称做大事不怕牺牲的朋友,这种人迟早有一天也会为了人和“大事”牺牲你。至理名言。



现代社会里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另一种“人民战争”:尽管萨达姆一再呼吁人们抵御外敌,但大多数人民却自发选择了不抵抗,并自发推倒了萨达姆的雕像。显然,对统治者而言,以为凭借宣传和说教就能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去牺牲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它让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迟迟不肯让利于民,最后却悔之晚矣。而这枚苦果恰恰早在战争之前就种下了,和平时期的内政方针如果置民众利益于罔顾,拒绝建立公开公平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谈判机制,钳民之口,结果往往“因为一场战争而丢失了一个国家”。



为何有反战



美国影片《猎鹿人》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有句名言:“好的战争题材必是反战的。”以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很少有好的战争片——它们不是迫使我们思考战争,而是用来激励我们奋不顾身地投身战场。我们有的是战的喜悦,和无战的沉痛。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里,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杀戮,这在人类历史是很罕见的。奇怪的是,苦难和牺牲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反战思潮和运动,相反,许多人依然迷信暴力,骨子里相信战争能解决任何的利益纷争。实际上,近代中国有革命的传统,并不反对采用战争形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起义、武装斗争都是必要的手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对反战的呼吁则要冒被指为“政治幼稚”的风险。



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里主人公亨利厌战和逃离部队的事实,更不能理解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非暴力代表了甘地的幼稚和怯懦,远不如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来得痛快实际;少部分人的所谓理解,也只是停留在“非暴力”是一种斗争策略的层面,而想不到那会是一种原则和信念。



实际上,甘地的做法最终之所以能奏效,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对手造就的。英国人在印度犯了很多错误做了很多坏事,但现代国家建立在民主人权思想之上,行事有一定的规则底线,这与封建王朝帝制视万民如彘狗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这种制度下,甘地虽然屡次被拘捕,一次次坐牢,但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找律师为他辩护,进行公开审判。这样,甘地就能通过体制内合法的斗争手段来保护自己。



但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无以复加,而且完全剥夺他们通过合法手法表达愿望的一切可能性,因为法就是王法,是统治者自己制定的。统治的方式决定了反抗的方式,暴力反抗于是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这种以暴易暴的反抗方式又激起了统治者更加残暴的镇压,于是杀人放火、食肉寝皮等极端惨烈的事件和行为,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一道奇惨痛心的景观。



延续几千年的残酷斗争,不仅仅消耗了财力,滞后了发展;更重要的是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酷,使生命成为最没有价值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拿出去奉献。这与珍视生命、慎言牺牲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久而久之在人们心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嗜血因子。所以,我们看到在网络和日常生活中,一有意见不合人们就恶言相向,大打出手。如果哪一天中国人也能自由地毫不犹豫地去谴责一切暴力时,我们才谈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热爱和平”。



当然,历史上无数次灾难性的战争,很少被人们善良的和平主义运动有效地制止。这也是一个无情的现实。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你一生所追求的那些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能不能成功?”“不能。”爱因斯坦如此回答。“那你为什么又要继续这项事业呢?”“必须。”他同样肯定地回答。



我们不一定能有如此强烈的和平主义理念和普世情怀,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反战首先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征,当打杀声甚嚣尘上时,必须要有相应的制衡和反诘;其次,反战某种程度上是把我们从暴戾、对抗、粗陋的社会氛围中解放出来,过上平和、诗意、有美感生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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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战争片的基础问题


本刊记者 宁二



生于1956年的邓一光是当代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家。



自述为“读了5年小学,4年中学,除去‘文革’学工学农学军,正经读了7年书,高中毕业后下了乡,回城后在工厂当机修钳工,和工友打赌业余读了两年电大”的邓一光,现在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外表冷漠,内心激烈”。



邓一光不曾有过军旅生涯,但有评论认为他描写的是“中国式的巴顿”。事实上,2000年以来,但凡大热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中,男主人公们必定具有某种“巴顿”式的英雄主义气概。从2001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到2005年《亮剑》中的李云龙,甚至2007年《集结号》中的谷子地,莫不如此,而邓一光的“巴顿”创作于1997年——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主人公,独立旅长关山林。



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邓一光说:“我看巴顿和别人看巴顿不一样,我喜欢他在北非战场落日下那些怎么都遮掩不住的伤感,而不是他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以及那以后对美利坚政府表现出的桀骜不驯。这种喜欢和喜欢恺撒、安东尼奥、屈原和辛弃疾有相同之处,是对那种不肯向命运妥协的人物的兴趣。”



邓一光发表于1995年的《父亲是个兵》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单项奖,而1997年的《我是太阳》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2007年《我是太阳》由《亮剑》的原作者都梁改编拍摄为电视剧,将于今年播出。



战争中的人性



《南风窗》:你的《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代表作都是围绕军人展开,但你并没有军人的履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



邓一光: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力量的狂热肯定,一种反抗外来强迫力量介入的精神品质和行动能力,正是这些精神力量和行动能力引发了以掠夺、扩张、反掠夺、反扩张为基本目的的战争。人类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选择了战争,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必然会以牺牲自我和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惨重的代价。这些战争的特性,让我在写作中关注战争。



《南风窗》:你如何理解“战争中的人性”,以及残酷的战争中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邓一光:“子之于室,修我戈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是战争中的人性。毫无疑问,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



爱默生在《代表人物》中满怀赞叹地描述了拿破仑、柏拉图、斯维登堡、蒙田、莎士比亚、歌德这些英雄人物。他说,重温英雄人物的事迹,追寻他们的言行,是普通人通往高尚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普鲁塔克在描绘了古希腊与古罗马那些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之后说:“我对于书写历史没有兴趣,我热衷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表情与性格比那些辉煌的战役更能表现他们的魅力。”上述两个视角都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



战争生活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活领域,它以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让人类置身于非常态的特殊生存境遇下,诱发和逼迫人类展示人性的选择和被选择,由此,它首先是人性学。



《南风窗》:表达“战争中的人性”似乎越来越成为战争小说和战争影视剧的一个特征,譬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增加,譬如爱情线索的增加、军人家庭生活开始占据更大比重,譬如士兵和军官开始说脏话等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邓一光:你说的小说和影视应该指的是当代国内小说和影视剧,这类小说和影视剧我看得不多,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特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细节、爱情、家庭生活、脏话,它们不能构成甚至根本不能构成人性的标准。如果它们是人性的标准,那么文学和影视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来越失去对人性的判断。



安托尼努斯大帝在《沉思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称为人的东西。它们无权自称为是属于人的东西;人的本性与它们无涉,它们不是那种本性的完成。因此,置身于这些东西之中,既不是人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目的的亦即善的完成。而且,如果任何这种东西确曾与人相关,蔑视它们和反对它们则不是人的事。”人性的标准是个人肉体和精神的独立性、内在性,而不是别的。



国家战争观


《南风窗》:有学者评论认为《集结号》过于强调战争中的人性而去掉了理想性,也忽略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并且试图塑造一种“反英雄的英雄”。例如,影片的监制陈国富接受采访时曾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



邓一光:人性和理想性是分割的吗?人性的强调不正是个体生命对正义和非正义的追问吗?人性从来就没有完善过,当然是理想的一部分。如果真的做到了人性的强调,无疑包含着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深刻质询。



中国电影远不到令受众满意的时候,但它的确在突破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的难关。《集结号》的意义不在于是不是讲述好了一个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战争故事,而是讲述了战争中人的恐惧、失控、变异以及与恐惧、失控和变异不肯妥协的抗争,这比研究和争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更有意义,更符合电影这种形式。



《南风窗》:那么,你如何看待战争体裁创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邓一光:政治、宗教、民族、战争,它们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走开,问题是作家和剧作家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它们。以战争为例,政治家认为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需要,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认为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如此种种,不同权利主张下的人以不同的话语解释着战争。



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有些问题无法在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中得到真实的抚慰,那就是战争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是人类世界最无法被认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人类制度中一个完整的杀戮或自我杀戮的主干。



我们的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和剧作家都在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当代唯中国如是,这种情况让人不可思议。



《南风窗》:和这十几年诞生的绝大多数军事题材小说一样,你的创作是围绕国共内战和建国前后(譬如反敌特)展开的作品,针对这段历史,是否存在创作的“禁区”?近年来,大陆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和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和解,是否也影响到你审视历史?



邓一光:那段历史应该定义为主要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关乎国家统一的权力斗争的斗争史。事实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是困难的,有大量的“禁区”,大量的盲点。我不太清楚政党关系的改变是不是会影响到别的作家的写作,但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



我写的影视剧本有两部是1970年代以后的军队题材,一部是《归途如虹》,几年前给朋友帮忙写的,一部是《兵峰》,今年8月开机。我感兴趣的不是军队这个题材,而是人。



西方与市场



《南风窗》:作为一个小说家,参与影视剧的编剧工作后,会不会更受到市场的左右?



邓一光:我喜欢剧本创作这种工作,它让我离这个世界近了一些,同时它是一种相对不错的谋生手段。到目前为止,小说创作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小说是写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困惑或焦虑的叙事反映,与其说是谋略,不如说是内心困惑的外显形式。而影视创作则是工业生产,它是谋略,而且常常是很糟糕的谋略,这个糟糕其中之一就是你得考虑拍摄方和所谓市场的糟糕意见。



具体到电视剧《我是太阳》的改编,我和都梁(《亮剑》作者)不是合作关系,编剧是他,导演是安建,还有演员出品方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做。所以说,电视剧《我是太阳》不是我的作品,是都梁和安建的作品。



《南风窗》:那么你怎么看待近些年军事题材剧的兴起,并且广受欢迎?



邓一光:一个民族广普性地关注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你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我觉得不正常。



《南风窗》:作为中国战争小说的代表作家,你怎么看待国外的同类作品?



邓一光:最近读到的小说中,我喜欢的有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我的吃惊在于她那么平静地叙说着逼近的死亡之神,以及她在平静的文字中让我看到了可以穿越死亡的那些细碎的人性之光。巴别尔的《骑兵军》,他让我感受到战争和战争中人的张力如何深深地埋藏在细节之下,以及铁与血如何在他的笔下活过来、活跃起来。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他的小说让我看到苦难和难以宽恕之后的人类希望,那些弱小者巨大的悲悯情怀和对生命的热爱。



《南风窗》:国外的战争电影和国内战争电影相比,是否也是在处理“战争中的人性”这个问题?



邓一光:让我记忆深刻的电影大多不是战争大片,而是一些投资规模并不大的艺术片,比如《索菲的选择》《钢琴家》这样的片子。战争中的人性不是战争片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只是对国内战争片而言,这是一个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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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军事评论员,我厌恶战争


马鼎盛



我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较深入地研究战争问题,1992年开始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大量军事类文章。200 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凤凰卫视开办《军情观察室》,做了22天,反响不错;2003年10月,我正式加盟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也成为常备节目,反响不错,收视率一直是第一。



以前,凤凰收视第一的都是韩剧或外面引进的综艺类节目,《军情观察室》作为第一个自己制作的节目拿到收视率第一,算是个突破。2007年初,我的一篇300多字的博客文章获得了18万的点击率,当时在台里非常轰动,但这个数字很快就不稀奇了,后来我的其他文章又创造了160万的点击率。



坚守民间立场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军事节目不是小众节目,它的观众面非常广泛。有时出去做演讲我也发现,来的人男女老少都有,而且有时候女多于男。关心军事问题背后的社会心理有“居安思危”的原因,其它因素可以留待专业人士研究。但显然,人们对军事和战略是有需求的,而且需要有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有不同的声音和解读。



内地一些电视台也陆续开设一些军事类节目,目前大体可以分为讲武器装备的和讲战略战术的。我的节目偏重的是战略战术,因为我是学历史出身,从战争史角度出发也比较有把握。另外,内地大部分节目都以正面报道为主,我则偏重对负面教训的总结,因为我认为,对一支军队的长远发展而言,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宝贵。



我做军事节目坚持的原则是,坚持民间立场,说真话。我不代表任何人或团体的价值观和利益,我只说自己内心的看法,禁忌少很多,这是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



事实上,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允许不同的声音自由表达,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源和标志。人们不应该一有不同的声音就斥之为“卖国”,美国的传媒天天骂政府,没人说他们不爱国,美国也没有因此就亡了。中国国防的发展也需要民间的军事智慧,政府应该多让人民了解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参与讨论,提高军事透明度。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器物层面的变革迟早会投射到精神领域。不能想象,物质上我们与国际接轨了,而精神领域却能长期维持现状。



不要轻言战争



虽然是一个军事评论员,但我对战争极其厌恶,认为那是非常幼稚、愚昧和偏激的行为。国家间应该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好合好散,不一定要兵戎相见、你死我活,要解决争端有很多方法,战争是下下策。



二战以来,发达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美苏对峙了几十年,但每每在即将迎头相撞时急踩刹车;英国、挪威曾经为鳕鱼的问题、为北海油田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没有升级为战争,而是通过谈判解决;俄罗斯的整个国防观念也已经彻底改变了,从和美国全球争霸改到能自保就可以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是世界的主流。



中国在南沙、东海的主权也多次遇到其他国家的挑战,但都没有诉诸战争。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胸襟。治国不是儿戏,为逞一时之能而倾千万人之力,是大错特错。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社会繁荣和经济成就,全赖和平所赐。从鸦片战争到1970年代末,中国所经历的大小战争就没断过,现在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胡锦涛主席讲要备战、敢战、慎战,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但我发现,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愤青”整天叫嚣要打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仿佛手到擒来,这纯粹是不了解中国的军情所致。还有人整天嚷着要造航母,因为拥有航母据说是一个强国、强军的象征。但我认为许多中国人谈建造航母是不明智的,纯属没有明确军事目的的一种情绪宣泄。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大陆国家,航母是海军里面的顶尖,海军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性军种,没有防守,防守的海军是一支注定要失败的海军。如果中国真是要用航母,就要放在假想敌重要城市外500公里处,但目前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在海外也没有军事基地,航母如果只是放在天津或者青岛,那是没用的。况且,没有舰载机航母形同废铁,现在中国的舰载机和直升机水平又如何呢?



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其根源是对长期积怨的一个发泄。中国的贫富分化显而易见。国内有报纸报道,有性工作者为10元、20元而卖淫,人的尊严丧失到这种程度,实在让人心寒。这时候,骂骂陈水扁和美国,确实是一个非常廉价又解气的宣泄渠道。



国威不是打出来的



国内一些人一直认为,中国有今天的国家地位是打仗打出来的。但我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和打过什么仗没有关系,国威不是打出来的。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但在今天仍然获得了世界的尊敬,那是因为它肯认错,经济也发展得好。



今天,中美之间的利益远远大于矛盾,我们不应总把美国当作假想敌。退一万步,即使我们要和美国翻脸,那也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正是美国军事力量最顶峰的时期,和美国对抗对我们不利。



再如台湾问题。台湾地区现在已经有50多年和祖国大陆分治的客观现实,这也没有阻碍大陆有一套自己的发展路径,大陆无论倒退也好,徘徊也好,发展也好,都不是因为受台湾政体变化的影响。所以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非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马上解决台湾问题不可。台独是不可能成气候的,再怎么样你也是中国人,要说中国话。台湾独立不了。



况且,时间对祖国大陆有利。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祖国大陆沿海的生活水平和台湾已经差不太多。再过10年,大陆就有经济上的优势了。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当大陆在经济上不断发展,民主政治也不断推进的时候,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自然会增加。随着相互了解的深入,到有一天大家彼此已经没有太大的隔阂,台湾方面那种不理解和抗拒就会慢慢消失。统一就很自然提上日程了。



许多人经常提到血肉长城,提到人海战术,认为这是解放军制胜的法宝。我个人以为这是对人民战争的误解。人民战争的核心是全民一心,是打人民要打的战争,而不是驱策人民为少数人的野心和虚荣服务。其中,人心的向背至关重要。



事实上,军事技术发展到今天,不读书是没有办法带现代化部队的,但读什么则更为重要。我个人认为,了解失败比了解成功重要。在朝鲜战争中,我们确实一度把美军从陆地赶到了军舰上,但美军打了败仗却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名将刘伯承也承认这很了不起的。兵凶战危,不了解失败,不知道如何撤退,你就不是真正的强军。我们总以失败为耻,但美军的战史上,讲的全是失败。像珍珠港事件,哪怕一个少尉都能头头是道地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败得这么惨。从失败中学习和总结经验,这是美军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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