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首次访女生宿舍后何以"浮想联翩"

1914,胡适在康乃尔大学读满四年,即将举行毕业典礼了。

毕业前夕,胡适于某日晚间去了趟女生宿舍,用胡适自己的话“今夜始往访一女子”,“往访”不奇怪,有点奇怪的是这个“始”。原来,四年康大读下来,胡适“所识大学女生无算”,但却没有去过一次“Sage College(女子宿舍)。对此,胡适平时尚有所自夸 ,但这次回来之后,却整个改变了看法。当晚,胡适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拔笔写了篇不算短的日记。日记中没有叙述去女子宿舍的经过原委,也没有青年男女间可能会有的绮丽,有的却是一番冷静的自述与反思:述其自小如何在女性中长大,反省来美后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变化。洋洋一篇“静夜思”,时在1914年的6月8日,一个初夏的日子。

王国维说南唐后主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是他为人君之所短,而为词人之所长。胡适呢,有类李煜处,虽无深宫所生,却长妇人之手。日记中的胡适回顾了自己幼时所受的母教,“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为余道吾父行实,勉以毋忝所生。”不独母亲关切,胡适的兄弟姊妹中大姊不仅贤惠多才,也很喜欢胡适,胡适上海读书回家时,去见大姊,经常能谈到半夜。另外,除了胡适的外祖母也喜欢胡适,他母亲的两个妹妹亦视胡适为己出。胡适被妇人包围了,因此,他说自己“少时不与诸儿伍”,结果呢,“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恇如妇人女子,见人则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这种情况直至胡适到上海读书后才有改观,到澄衷学堂第二年,已经能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等到进入中国公学,同学中都是比胡适大的人,经历思想都远较胡适成熟,和他们相处,于世故人情都有所得。至此,胡适认为自己前时受妇人影响才“脱除几尽”。自1904年离家读书,到今天1914年康乃尔即将毕业,十年之间,胡适不曾与贤妇人交际,即使在美国,认识的也多是些中年以上的妇人,于青年女子社会,“乃几裹足不敢入也”。对此,胡适有所自反:“其结果遂令余成一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世故中人……”

“智识一方面”,“感情一方面”,这两方面的不平衡,纵观胡适一生,还真给人这样的表象。你看,十年未结交年轻女子,又才去了一趟女孩子的宿舍,“三年不窥园”,哪怕自我兴奋一阵也好。可是,回来后的清夜长思,不是思凡,而是有关精神人格的自我反思。这倒不是叫人扫兴,而是以这通日记、且又以这样的题目,在阅读的预期中,会遇上什么样的感性内容。可是,展现在我面前的,却是这个23岁的年轻人,于夜深人静之时,拿着一把闪着冷光的刀在切腹。他把自己切开了,这本身就表明胡适“智识一方面”和“感情一方面”的分裂,表明在胡适那里“智识一方面”是远大于“感情一方面”的。胡适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在想办法救治,“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的发达。吾在此邦,处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犹有古井作波之一日。”文字老气横秋,少小年纪就谈什么“古井作波”?到得以下,“吾自顾但有机警之才,而无温和之气,更无论温柔儿女之情矣。此实一大病,不可不药。”(同上)

何以药之,当然是女生了,即胡适自己说的“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如果开个也许未必合适的玩笑,这不妨就是以女子为药了。于是便想到了鲁迅,想到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新药》,其中这一段: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办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

那些宫女以男生为药,是治自己的思春;胡适呢,药以女子,仿佛采补,可是,他补的不是“温柔儿女之情”,而是要疗治自己“智识一方面”和“感情一方面”的偏差。

检点胡适日记,不过十来天,6月20日,胡适应一个朋友之邀,去城里教堂参加一个美国人的婚礼。邀请他去的人知道他未曾见过西方人的婚俗,故征得新妇之父的同意,特地陪同。这个人,胡适称之为“吾友维廉斯女士”,和以后那个“韦莲司女士”疑似一人而音译不同。如是,这当是胡适情感生涯中一个重要女子的第一次出现。她一出现,很难不令我想到胡适上述的话,毕竟时间距离太近了。“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莫非胡适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与韦莲司交往,否则为什么他(她)们两人交往甚深,却止于柏拉图的精神之恋?他(她)两人有过擦枪走火吗?或者,胡适在感情上需要韦莲司吗?可以知道的是,韦莲司之需要胡适,不但情感,乃至婚姻。1937年,有某男士(R.S.)向一直独身的韦莲司求爱,韦把这件事告诉了胡适,信中,韦莲司坦诚:“在我一生之中,除了和我父亲的感情之外,我最感念的是认识了你,并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和你共同成长。”然而,面对胡适这个“我唯一一个愿意嫁的男人,我却连想都不能想”,短短一句,背后覆盖着多少感情上的苦痛。韦莲司说胡适:“你……在心智上和精神上(且不论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的启发都远比他(R.S.)多,但在实际上想保护我和照顾我的意愿却不如他”,弦外之音,这是一种怨。然而,胡适却加了一条眉批:“这就是我说,我们两个都很自私的缘故”。 当韦莲司感叹自己“老了”时,胡适这样回答:“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她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利福德(Clifford)。我会永远这样想念你的。” 胡韦关系,一个是自己唯一想嫁的人,一个仅仅是能启发自己思考的人。从旁观之,胡适未免不够意思。你当初相交以功利,人家却是以情感,你从对方“得其陶冶之益”,对方从你这里得到了什么?想到韦莲司终身未嫁,她那“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晚景,是否也熬成了“药渣”?尽管是在另外的意义上。

然而,即使韦莲司如此,似乎也没治好胡适的“病”。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一面重于智识一面乏于情感,两者有个“剪刀差”。他和江冬秀有儿女情长吗?或者,他和其他几位女性,除韦莲司外,它如曹诚英、沙菲,还有余英时晚近发现的Robby和台湾蔡登山披露的北大女生徐芳,胡适一生走得近的女子可谓不少,但他在她们身上有几多情感投入?或许你可以说胡适是“发乎情,止于礼仪”(其实也没止于礼仪),但至少这很表面。日记作为心灵隐私的秘藏,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胡适在这方面秘藏过什么。尽管我们知道,胡适的日记不光是写给自己看的,就是这“藏晖室札记”,也并不“藏晖”,它最初写好后就寄给了他的好友许怡荪。那么,日记固不会有“贾(假)雨村言”,但却可能“甄士隐”。将真事隐去?那么,又恰好证明胡适这人深于理智(甚至世故)而薄于感情,至少,在感情上他并不需要借重日记这种最私密又最便宜的方式。

偏于智识疏于情感,是胡适为词人之所短,又是他为公共人物之所长。胡适可是发起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可是,在创作上,体现文学革命实绩的,鲁迅就当仁不让了。鲁迅就敢在书信中和自己的学生情人打得火热,本来他们就是在火热的斗争中走到一起的。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热烈地互昵为“嫩棣棣”、“乖姑”、“小刺猬”、“小白象”。胡适呢,绝不会有这样的私生活记录。相应地,在文学上,当然也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便自知之明,不得不退居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然而,换一个角度,胡适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却是非常合适的。几十年间,胡适在盱衡时局、洞察大势、把握历史脉动上,向持一种“清明之理性”,使他很少发生价值偏差,这就远非长于文学的鲁迅所能及。

不过,事情总是复杂的。胡适可以乏于情感,却未必乏于情性。1921年8月26日日记,胡适对自己又做过一次相当深入也相当坦诚的自剖,它让我们看到胡适的另一侧面。事由乃吃饭引起,饭桌上主人为胡适看手相,对胡适说了两点,意思是胡适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胡适略不以为然,便在日记中写道:

(1)他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2)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

这是一次很深的自剖。那么,胡适一生中到底有没有“gay”?恐怕上述胡适不只是说说而已。但胡适的“gay”在胡适的书信中找不到,在胡适的日记中找不到,在胡适的口述中也找不到,只有在胡适身后他朋友有关他的回忆中才能找得到。20年代胡适在上海时有一个医界朋友陈存仁(陈在四十年代时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胡陈相识,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周的饭桌上,以后他们两人的交往并不算少。根据陈的晚年回忆,也是在一次饭桌上,

汪孟周又告訴我,胡适从前到上海,认识了刘半农,结伴游乐,常到云南路会乐里妓院中去。汪家与胡家是四代世交,他见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亲自到会乐里妓院,对胡适说:“你是青年人的偶像,如果你到妓院的事传开来,所有《胡适文存》及一切书籍,都沒有人来买了。”

如此劝阻,所以这件事沒有张扬出去。不料,后来胡适又认识了邵洵美,再度走入风月场中。这些事情,后来胡适自己在他的《四十自述》中都有提及的。

也许这是一个孤证。不过胡适的《四十自述》中,并没有“gay”经历的自述,想来胡适自己也不会公之于众。它所有的,是胡适尚未留学前的颓废经历,那是和朋友在“堂子”里吃酒,然后又去“打茶围”。前者是“花酒”,后者是在女妓房间里喝茶聊天。这是胡适自己在(1922年)一则日记里的解释”:“‘打茶围’,——坐在妓女的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

又,1926年8月23日,人在伦敦的胡适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信中说:

昨晚作长信与L.Gannett[L.加纳特]。他在二月初,在上海见着我,谈得很多。有一天晚上我要叫他看看中国的情形,带她去杨兰春、桂姮两妓家。他是我的旧友,别后于三月五日从北京寄我信,[深情]劝告,怕我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这种朋友很不易得。……昨晚才写信答他,告诉他我近来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作番事业。”他的原信也附在此册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

记过、记悔,这悔过是否与“gay”有关呢?看来,胡适的性情还颇不易测。

文章摘自《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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