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自由主义”论战解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流变特点



摘要: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社会思潮不断的在发生着深刻而又强烈的变化。总的来说,这些变化是以两次大的论战为阶段性标志的。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一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这两次论战使中国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大的思想分化,从而诞生了自由派、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国家主义等社会思潮。在这些论战中,新自由主义始终扮演着重要的主角,本文将从“新自由主义”这个当下时兴的思潮着手,进而全面总结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流变特点。





一. 新自由主义的滥觞和兴起背景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起源于英国,是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之一,它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了适应当时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大批社会学家就从格林的著作中归纳出了“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内容就是以道德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每个人在维护个人权益时要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只有人类的彼此互助才能导致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思想上强调个人自由,但不再是消极的反抗旧制度否定国家干预的自由,而是具有主动精神、富于创造力、倡导新秩序的“积极”的自由。

这种思想传到中国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首次登上当代社会舞台是在1979年和1980年被美国的弗里德曼和英国的哈耶克实施用于本国的经济社会,1989年前苏联也曾将此思想列为改革的主导思想之一。该社会思潮在上个世纪一传到中国就受到了各方的评判,在思想界曾经直接性的引起两次大的论战,而这种论战、却在另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日益发展成熟。

当代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是“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合体,而在九十年代之后这种思想就演变成了资本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从而“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资本自由化共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对于这样一种思潮,中国学术界相当多的学者报以批判的态度,因为“当代中国对寡头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使在知识界也是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民主妨碍了自由”、“平等必然取消自由”的论断一直被国内部分学者所批评。新自由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它影响了国际学术界中社会民主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重要社会思潮,以至于成为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重要理论基础。在中国这种思想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一方面大量学者希望从新自由主义中研究出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要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学者们期望能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一些可参考的内容。


二. 新权威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进入了政治的高度集权时代,这种集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1958年到达了顶峰,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到了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为******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这才将原来高度集权的领导模式调整过来。这种类似于前苏联的高度集权领导模式,西方学者称为“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社会学界引起争论是在1988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出现了推崇新权威主义的学者,他们将韩国等国家在二战后通过专家治国导致经济腾飞作为实例,将亨廷顿的政治学说作为理论基础,认为中国以经济市场化为改革的第一步,而集权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先决条件。这种看法遭到国内学术界诸多学者的置疑和否定。

关于新权威主义的定义国内学术界看法不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三个,一是张炳久的“半集权”政治模式,二是吴稼祥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必要过渡”,三是萧功秦的“第三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必要阶段”。这三种观点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评判这个社会思潮的意义所在。作者认为所谓新权威主义,就是提倡国家权利不是来源于全体公民通过自由、自愿的选举赋予的,而是通过行政权力、军事权力等方式来胁迫其他制度化权力来获得主导地位,在经济上提倡政府利用国家强制力而非市场杠杆来提高经济的发展获得政治权力的支撑的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在与新权威主义认为,新权威主义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高度一元化的特征,他们都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相结合的模式是任何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其次新自由主义认为新权威主义把民主混淆于无政府主义的动乱,把民主权威和集权权威混为一谈,最后新自由主义认为新权威主义否定了实践民主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论战更多的是新自由主义对于新权威主义思想的一种否定和批判。在新自由主义学者们看来,新权威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一种短期的、宏观的社会分析,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是一种后发性的、理性的反思认识。这种思想只能在学术界起到研究的作用,而不能真正的解决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新权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一方面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次争鸣,一方面是文革后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分化。


三. 新左派,以及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


新左派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社会主义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这种反映社会思想困境的思潮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但是把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予以评说,甚至提出要为文化大革命翻案,对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提出了置疑和挑战,这显然,是偏激且不得民心的。

部分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新左派的根本源头是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从葛兰西、卢卡其的思想出发,着力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予以批判,一方面反抗经济霸权,一方面反抗文化霸权。其直接源头就是西方最时髦的非难自由主义主流思想,其中包括以阿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球化理论与依附理论。新左派拒绝自由主义的言述,拒绝市场经济的理路,甚至拒绝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

新自由主义学者与新左派的论战焦点主要在于新左派对于当今中国现实的非客观性判断。新自由主义认为新左派有三个致命的错误:其一是错置具体感的错误,这种错误说白了就是“新左派援引西方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其二是文化浪漫主义错误,这种错误被新自由主义批驳已久,主要是针对新左派的“文革情结”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新左派将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弊端笼统的认为需要“文革”才能解决;其三是完美主义错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左派的方案是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切实际想法。中国人已经不认同左倾的政治思潮,新左派的思想无疑是不得民心的。

这种论战从表面上看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的论争,而这种论争的实质则是中国人对于思想的一种要求,或是一种困境,而这种困境是以前没有过的。


四.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解析当代中国思想流变趋势


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权威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都标志了中国民间性思想。争论正式出现在社会思潮的交替之中。自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此后经历的无数次论战都是和官方话语有联系,或是有关系的。

这种论战的积极因素在于:首先,活跃了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思想,彻底改善了思想界“文革”之后万马齐喑的局面。其次,大大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国家未来的热情,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理性的认识中国当前的形势并做出较为正确的判断。最后,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于某些思想和社会思潮的观点,进行了淘炼和澄清。

两次论战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从而加剧了中国社会思潮的流变。但是这两次论战都同时暴露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两次论战都以西方的话语为主要话语,中国本土的思想倒成了思想末位。其次,这种论战始终局限于少数院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未能真正的变成民间话语。

纵观“文革”后中国将近三十年社会思潮的流变,其间经历了八十年代初的“保守派”、“改革派”和“激进改革派”的分化,也有九十年代“老左派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四维结构,直至目前中国社会思潮中“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国家主义”、“新儒家”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这些都证明了随着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思潮也会逐步的出现各种分化和衍生,而这种分化和衍生都是不可能独立于现实社会环境存在的,正如之前“新自由主义”的两次论战。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思想界就会出现不同的反映,这是所有社会思潮发展和存在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