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强自卫队建设与新现实主义

2006年11月30日和12月15日,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法案;12月26日,日本国会批准了这一项政令,将防卫厅升格为“省”,相关法案生效实施日期定为明年1月9日。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后,在《自卫队法》中规定为“附属任务”的:国际紧急援助活动;联合国维和活动(PKO);根据《周边事态法》进行后方地区支援等项目,被提升为自卫队的“正式任务”。根据这一法案,日本自卫队在伊拉克的援建和支援任务被定为自卫队“基本任务”。这就完全违背了日本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的放弃战争和武力、禁止国家保有军队的法案,这给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形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是运用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日本加强自卫队建设以及由此给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新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

新现实主义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对现实主义经过“科学的修正和补救”而产生的,它反映了西方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化了的形势的新的理论认识和提出的应变对策。斯坦里.霍夫曼在评论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时曾阐述过:“现在需要的是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实现现有的战略,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为权利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了,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1] 。正如斯坦里.霍夫曼阐述的那样,在承认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际关系仍然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的同时,强调国际关系的秩序和限制,并以合作理论研究为侧重,已成为新现实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新现实主义仍然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安全和生存是第一位,国家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安全,权力本身不是目标只是一种可能利用的手段,因此,军事实力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是极其重要的;强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为此可以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强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要获得相对利益,也就是计算自己所的是否多于别人所获。

二、日本加强自卫队建设的合理性

新现实主义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主权国家之上没有权威机构。在无政府状态下,对于每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是不安全的,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安全,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各种危险。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就需要有强大的权力尤其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做保障。

日本战败后,美国按照《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对日实行非军事化政策,解除日军武装,遣散军队,销毁武器装备及弹药,解散日本所有的军事指挥机构,废除兵役法、国防保安法等军事法律。而且1946年3月5日,日本当局通过的《日本国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不保存陆、海、空军或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战败后不保有战争力量的日本面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感到极其的不安全,为了应对可能面对的各种危险,日本走上了追随美国的道路,依靠美国核保护伞获得国家安全。但是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决定重新武装日本,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彻底放弃了使日本永久非军事化的政策,并直接促成了警察预备队即后来的自卫队前身的诞生。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在听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反应是禁不住感叹:“天助我也。”[2]在美国的促使下,日本加快了重新武装的步伐,1952年4月成立了海上警备队,8月又将警备预备队更名为保安队,成立了防卫厅的前身保安厅。1953年6月,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1954年7月在保安队的基础上改编成立了拥有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至此,日本终于完成了重新武装。

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战败后的日本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第一位,如果仅仅依靠别国的保护根本无法真正的维护自身的安全,要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日本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紧紧抓住美国创造的机遇完成重新武装。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日本作为国际关系的主权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拥有一定数量的陆海空军事力量是合理的,而且,战后日本自卫队一直遵守日本遭到进攻时才进行还击、守势作战、在本土及其附近海空域作战、不攻击对方基地、不对对方实施战略侦察和战略反击的“专守防卫”的原则。

三、日本自卫队建设陷入困境

(一)日本自卫队力量不断加强

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要求国家更加关注安全和生存问题,国家应竭尽全力维护自身的安全并能适应任何竞争和冲突,这是因为无政府是塑造国家动机和行动的主要力量。因此,在日本社会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民族保守主义者认为在不具有强制力和缺乏统一法律秩序的国际社会中,自卫权是主权国家的自然权力,为了应对国家可能面对的各种危险,维护自身的安全,国家拥有自卫权是正当合理的。1955年3月,内阁首相鸠山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质询时表示:“为了自卫可以保持军队”,甚至“可以保持现代化的军队”。[3]日本以自卫为借口加强自卫队建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限制,自卫队建设没有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积极争做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要求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突破宪法第9条的规定,加强自卫队建设,进入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新时期。1991年海湾战争时,日本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派遣海上自卫队的扫雷艇赴海湾地区,参加多国部队的扫雷作业,实现了日本海外派兵的“第一次”。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自民党起草的《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案》,打开了日本军事由内向外发展的缺口。后来,日本依据这个法案,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卢旺达、东帝汶甚至中东的戈兰高地等地共20余次派遣了维和人员。2001年阿富汗战争时,日本开创了二战后允许自卫队在战争时期开赴外国领土的先河。并于2001年10月1,日本参、众两院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修正案》三项法案。这些法案使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国际公海、上空和“对方同意的”外国领土,同时也放宽了自卫队在海外使用武器的标准。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6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等“有事法制”的相关三法,这些法案为自卫队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自卫队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宪法的禁忌,摆脱了自卫的羁绊。2006年11月30和12月15日,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法案,国会也于12月26日批准了这一法令,决定于2007年1月9日正式实施该项法案。通过这项法案将自卫队的海外派遣升格为“基本任务”,使自卫队今后能够更加“名正言顺”地走出国门,进一步与美军实现军事一体化,在国际上发挥“军事大国”的作用。

(二)日本自卫队力量加强不利于周边和国际局势的稳定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依靠美国提供的机遇不断增强自卫队的力量,突破宪法禁止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限制,但是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引起了周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高度关注,他们对日本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感到担忧。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追随西方国家走上了侵略朝鲜、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的道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又成为东亚各国最凶恶的入侵者和法西斯侵略战争在东亚的策源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各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精神伤害。二战以后,日本一直不能正确对待这段侵略历史,在日本国内不断出现否认这段侵略历史的事件,如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修改和平宪法等,这是向亚洲各国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使亚洲各受害国很难理解和接受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尤其是冷战以后,日本不断借美国的力量加强自卫队建设,使自卫队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军队”。如果具有强大经济潜力的日本执意追求军事力量崛起,则一定会打破东亚格局的稳定与平衡,引起周边关系及国际格局的动荡和调整,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也是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力量遭到周边亚洲国家的坚决反对,使日本自卫队建设陷入两难的境地。

四、增强与周边国家的信赖,建立新型的安全观

日本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为由不断加强军事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这种思维模式不但不能建立真正的安全,而且还可能使其陷入更加不安全的状态,要想实现真正的国家安全,必须改变传统的冷战思维,建立新型的安全观。我国政府在冷战结束以后,从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4]这种新型的安全观主张建立共同合作安全模式,给予对手一起获得安全,而不是针对对手的安全,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一国的力量很难维护自己的安全。因此,我国政府主张把共同安全模式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机制,不仅可以有效保证世界的安全,从而也确保了国家安全。但是,要使这一机制顺利地实现,各国必须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安全。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日本国内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以中国为假想的潜在敌人不断发展其军事力量,这种多疑的思想对日本的安全是不利的,日本应该尽早放弃冷战思维,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增强相互信赖,以期建立共同安全模式,实现国家的真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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