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易大旗: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三)

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三)


易大旗


“愤怒青年”原系战后五十至六十年代初英国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作有剧本《愤怒的回顾》、小说《往上爬》(另一译名大概叫《坡顶上的房间》)等。其实,一代青年的思想脉搏大致是同步的,如美国的《麦田守望者》(1951年)、苏联的《带星星的火车票》(60年代),它们虽各有差异,却都对传统价值僵化和虚伪的部分表示出深深的怀疑。那时候,重门深锁的中国并无“愤青文化”,除非你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也算上。


文革骤起,愤青应运而生,他们叫做“红卫兵”,却是奉旨造反的一群。谁能说当年的他们不是丹心一片?他们让别人流血,而后自己也流血,卒令太阳更红,红得滴出汁来。鲁迅在《我要骗人》中写道:“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末了,这茬愤青被流放到穷乡僻壤,在彼处苦涩地咀嚼着自己残破的青春.....至70年代,神州霜凝寒野,国门锁得更紧,却出现了疾风劲草一般的愤怒青年,他们喊出的时代最强音,凝聚到北岛的一句诗里:“我--不--相--信”。有了这“不相信”的一代,才有了80年代青年对新知渴求。那是启蒙的年代,如潮涌入的新知尽管相当芜杂,且在这块贫瘠土壤里扎根未深,但关键是鲁迅所言的“瞒和骗”的把戏已经油枯灯尽,再难瞒骗下去了;何况血泪斑驳的日历才翻过去不久,惨痛记忆就是青年的导师,在那个年代,共产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宫廷藏经阁门前那对风化剥落的石狮子已摇摇欲坠。


权力者却从瓦砾之中翻寻出一个火盆子,用吹火筒呼哧呼哧煽旺了,再把“瞒和骗”这帖狗皮膏药烤软烤热,糊在民众溃疡的创口之上,竟立收奇效,欲消炎虽未得,镇痛倒也灵验。自不待言,这帖膏药就是“民族主义”,它的两大煽情口号一是“爱国”二是“说不”。前者诉诸大众浅层次的基本情感,后者则竖起一串假想的敌国靶标,使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有安全的宣泄去处。在摈弃了以前的僵硬的“主义”教科书,改为粗线条的感性灌输,这种舆论导向果然一呼百诺,非但拯救权力者于危难之中,更使之重新垄断了道德合法性和话语权。坊间对“爱国”和“说不”的共鸣,根植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文化挫折心理,和底层反智主义的义和团情结。一旦自由的诉求被妖魔化为西方帝国主义之颠覆黑手,那页猩红的日历便被撕去了。当时要求民主参政的共和精神,如今已在一片说不的狂嚣里被漂白。青年的血,再次被权力者拿去洗手......而那代人的思想方舟,又被一条镀了金的铁链锚定在“闷声发大财”的码头上,物欲、拜金、唯利的“经济发展”,加上令人胆悸的精神刑具。他们由沉默而迷惘,而迷惘而沉沦。一种糜烂腐败的气息弥漫了整个90年代,光怪陆离的社会就此浮现在茫茫欲海之上,如鲁迅言:“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鲁迅《夜颂》)十羊九牧,十官九贪、十商九奸、十仓九蛀、十物九假、十鼠同穴.....而社会摩擦碰撞出来的愤怒,却十中有九被“导向”引进了仇外民族主义的运河,它们只能在人工开掘的河床里翻腾喧哗,纵然声震十里,却无足为患。


对于身边的腐恶龌龊,眼不见为干净,一如鲁迅言:“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也难怪,在中国要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就要付出代价,常常竟至于流血。中国人为此已经葬送了多少性命,才锻造出这怯懦孱弱的一代!


鲁迅指出:“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沉重’的心。”(鲁迅《死地》)


于是,我们看到了新一代愤青的时代面影。他们并不都是“愤怒”的,因为90年代大众文化有一大支脉--顽主文化,它固然有着对现实政治的幻灭和轻蔑,却是典型的犬儒主义和阿Q式的精神逃遁。它对陈腐的正统意识形态之嘲讽和开剥,其实非常犀利,但除了风烛残年的前朝遗老为之蹙眉扼腕,执政的主流集团却“大撒把”了,要说他们无力兼顾,不如说他们经多年的“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攻防战之后,已大部弃守这块传统的思想阵地,它实在是把持不下去了。毕竟“顽主文化”并无迫在眉睫的颠覆性,被它化崇高为腐朽的那些信条,连权力者自己也不再信奉了,让顽主们玩一玩又何妨?说来王朔是位很有天份的作家,他对当代都市语言的提炼,几乎无人能及。如“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都是点石成金之笔,然而,当阿Q落败时,“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__虽然还有些热刺刺,__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阿Q正传》)这种自轻自贱的大众文化,原来早就根植于国人的遗传性格之中!


然而青年对社会现实的憎厌,并非光靠痞子式的黑色幽默就能排遣,青春总是有棱角的,无论服用几多凉血清热的汤药,暗疮总要生长出来;可幸有一种因势利导的大内秘制丸散,能让他们在捶胸顿足的“说不”吼叫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愤怒。90年代的另一脉大众文化,正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要说它是“思潮”,无疑成立,但更准确地说,它是大众文化;它固然是愤怒的、喧哗的,却又是消闲的、娱乐的,它是周围种种被毒化的垃圾和废气的排放管道。想采集一个粗鄙的标本,俯拾皆是__某年春节联欢晚会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万国运动会》(?)正是一例;如此肉麻当有趣,让人觉得迭经百年蹉跎与苦难的中国人都白活了,迄今竟一无长进。


对于嘻嘻哈哈和咬牙切齿的两股大众文化潮流,鲁迅当年也认准了穴位,对于前者,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巧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对于后者,他说:“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到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以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__或者本来就闭着。”(鲁迅《论睁了眼看》)


这代愤青的燎原之怒是民粹的,反智的,是庸众群氓式的喧嚣。他们爱国成狂的入魔状态,教人讶嗟。如《中国可以说不》这部秘笈,疾呼中国的青年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他们似乎完全不晓得,在上两代愤青“红卫兵”口中,曾迸发过一模一样的话语,而且说得是那么斩钉截铁、铿锵有力。那时是要“打”美帝苏修和一切国际反动势力,解放全人类,大有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豪迈气概。而今这辈愤青所持的是悲情苦主的报仇雪恨心态,只咬定中华民族唯一的心腹大患、“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霸权主义,所谓“丢掉幻想,准备打仗”,仗打不打得起来尚未可知,幻想却是丢不得的,这是最能为他们长气的“摇头丸”。


本来,喊几句“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也非难以治愈的臆想症。君不见前辈愤青”红卫兵“们,疾呼之余,意犹未尽,还真越境去投奔越共和缅共,解放全人类去了。如今的愤青不外是口舌逞雄,在防盗门后面耍大刀而已,其实有点心理病症,也未到耻于示人那么严重。要比精神狂躁,能比得过红卫兵前辈?正是集体入魔之深,才能有后来集体脱魔的大彻大悟。只不过,这一辈愤青的情与欲犹在疯长,而“超龄愤青”----关于超龄愤青,参见《审视我们的时代—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一)----则仍沉湎于“爱国气功”的调息大法之中,那是他们存活在令人憋气的酱缸里唯一的寄托和自拯。按说年轻气盛时喷发几句臆想的谵妄,并不丢人。但“超龄”之后仍珍藏着青春暗疮的疤痕,不时亮出来以示自己永葆“说不”的热血与激情,迹近滑稽,便又是在“做戏”了。如此敝“疮”自珍,亦如鲁迅言:“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热风》随感录39)


综合种种失心疯的梦呓,标明了民族昏热症体温表上的刻度。说不愤青为何入魔至此?因为他们的心理是扭曲的,其“国家主义”的民族情结,由自恋成癖到自虐成狂,他们把自己的民族想象成一个含冤怨妇,想象成一个披散着长发吊着长舌的、被人勒死的厉鬼,终日追魂索命,清算十代以上的血仇。为了诅咒仇家,便还要为别的“难友”申冤,他们的精神盟友(或准盟友)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米洛舍维奇、金正日、拉登、哈马斯.......然而,把“说不”愤青的心理扭曲至此的,还要算上他们自己的政府。权力者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为垄断意识形态话语权,他们一再加柴添火,让民族主义烽火台终日狼烟大举,让“说不”爱国狂们牙槽渗血、怒发冲冠,但他们只是这种把戏中的道具,因为权力者自己并无胆魄去“说不”,时不时作作态倒还可以,一到实际操作,便不离“投弃权票”、 “消气外交”。于是,每逢外交摩擦,北京当局念念有词的“说不”咒语,却总不见灵验。难免的,那些在拳坛香案下顶礼膜拜、忠肝义胆的爱国愤青,便益发屈辱,加倍愤怒,他们情绪的发泄,已不能依照官方精心构建的下水道而涓涓流淌了,911狂欢便是典型一例,群情鼎沸,咆哮万里触龙门。卒令乱了阵脚的官方也忙不迭地去“消音”,为决堤而出的排空浊浪去分洪蓄洪......精神暴民形而上的仇恨发泄,正应验了鲁迅之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鲁迅《热风》随感录65)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既然民族主义的炉膛里正大火熊熊,仅靠扬汤止沸又岂能解开爱国愤青怨恨交加的心结?于是“说不”怒吼的分贝仍在升高,民族受虐心态仍郁结于心。便见泼粪和泼漆的爱国义士层出不穷,由愤而粪,由愤而泼,是为必然。有此世情,遂有此世相。被阉割了“愤怒”的国民,只能去咀嚼被允许的“愤怒”。鲁迅在《杂感》中说: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瞪眼,并且想:

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__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鲁迅先生一语成谶,被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至今犹然。这谶语正是说不愤青们“愤怒”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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