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37南京难民营 37名婴儿走过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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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街头到处可见儿童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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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系列报道

第一篇:南京大屠杀记忆迟到半个世纪的寻找

明日刊出南京大屠杀70周年回顾与反思第三篇文章:1934年,中国民族资本家投资在南京建起江南水泥厂,1937年11月试产成功。日军入侵,资本家请德国人和丹麦人看厂,升起了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中国难民拥进厂内,近20000人得到庇护。

楼梯下临世

沈庆武取出了他的身份证。“我是农历丁丑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的,公历是1938年1月17日。”他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初临人世时的场景:在南京金陵中学一幢教学楼的楼梯下面的狭窄低矮的空隙里,40岁的母亲生下了他。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对中国军人和南京百姓进行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

沈庆武的父母拖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肚子里将要临产的孩子,在日军即将攻破南京城时,避入金陵中学。“我父亲答应帮一个叫任竹楼的人看房子,就在金陵中学隔壁。”

任竹楼是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高级职员,在南京保卫战尚未打响时,就带了家眷细软跑到了香港。南京的富商、权贵、稍微有钱能够付足去往长江上游城市船费的人家,早早地加入到了逃亡的队伍。12月7日,南京市长马赵俊也离开了南京,城市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个由德国人拉贝任主席、15个(后有变动)外国人组成的国际安全区委员会。

沈家躲入的金陵中学就在安全区内。“我家去晚了,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人,父母和哥哥姐姐只好挤在楼梯下面。”那处狭小的空隙,成了一家人躲避战火的所在,也成了沈庆武母亲的产房。

“我小名叫腹祈,母亲怀着我时和父亲商量,如果是个女孩就送人,是男孩就留下来。”谁让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呢?母亲对肚子里的孩子说:“孩子,你自己祈祷吧,别怪我们狠心。”

母亲同时担心的是,这个孩子是否能够平安降临。安全区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孤岛,每天同样有无数的人遭遇日军的暴行。

金陵女子学院的管理者,后被南京人称为“万人生佛”的魏特琳女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个女孩仅12岁。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她们高喊‘救命!救命!’……”

楼梯下降生的是一个男孩。11岁的姐姐拿着剪刀剪断了脐带,当起了接生婆。父亲冒险跑出校门,将小腹祈的胎盘埋到了任家院子里的一棵冬青树下。

母亲们的灾难

在沈庆武出生前的几个月,在日本,有三个男孩出生,后来他们成为日本的首相,这三个婴孩是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

这也是强人临世的一年,在伊拉克北部的一个村庄里,萨达姆·侯赛因呱呱坠地了。

在中国的南京,这一年,孩子们来到人世时面临的是刺刀和血腥。据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28案,包括被集体枪杀与活埋的计19万余人;零散屠杀858案,仅被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

来自第三国的魏特琳,不能成为一个平静的旁观者。她接着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

“这儿已成为人间地狱。这里叙述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到何时结束。我从未听说过或见过如此暴虐……只要是反抗或稍有不顺从,立刻被刺刀捅戳或枪击。”另一位外籍人士麦卡伦这样叙述道。

这就是“沈庆武们”临世时的南京。那是一个血色的冬天。

在南京陷落的前两天,一个后来取名黄桂兰的女孩出生了。“我是1937年12月11日,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出生的”,目前居住在深圳的黄说,“日本人快要进城时,父母就带着两岁的姐姐进了难民营。”

魏特琳见证了12月11日的南京:“在我们学校所处的小山谷里,炮声听起来不那么响,也不那么恐怖,但整个城市的情况却很可悲。马吉(美国牧师,曾在大屠杀期间冒死拍摄了珍贵的记录影像)说,在福昌饭店、首都机场门前以及新街口,横卧着许多尸体。……我们的飞机一架也没有了,而日本飞机却径直飞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杀,“你们曾经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像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12月21日,魏特琳写道。

安全区是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由中国人杭立武提议设立的,以中山路、汉中路、西康路为界,设立了一个3.86平方公里的中立区。20多万手无寸铁的平民拥向那里,寻亲庇护。陷城后,脱下军装、扔掉枪支、无路可退的中国守军也挤到那里。

就在金陵女子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开始允诺收留3000人的魏特琳,被一群群无处躲藏的妇女震撼了,她指挥学校工人开放了一栋栋校舍。“仅仅阁楼里就住满了1000人,在水泥路上,夜里一共有1000人。”

拥到金陵女子学院的10000名女子希望得到一个安全的孤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战后的调查认定,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的6个星期内,发生在南京市内的强奸案件是2万起左右。可是,台湾的史学家李恩涵却估计,大约有8万妇女被强奸和被肢解。

初世的痛

在血雨腥风里,新的生命还是降临了。并不安全的国际安全区(后改为难民营)里,几乎每天都有死,都有生。就在黄桂兰出生那天,中国籍神职人员程瑞芳记录下那一天的事情:

“今早死去了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下午又生了一个小孩,现在是生死都有,还有五六个妇人快要落月呢。”

12月13日,陷城之日,屠城之夜。“今日又生了两个来世吃苦的小孩,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程瑞芳忙前跑后,她希望能够找到给这些新生命合适的礼物,但却很难。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也想送给小生命们礼物。他在12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

“在我的收容所(安全区内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拉贝的居所)的草棚里,在污泥垃圾中,过去的两个夜晚共出生了两个婴儿: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不能为产妇提供别的栖息之地,我真感到惭愧。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护士来帮助这些妇女;没有包扎用品,没有襁褓,只有几块肮脏的破布,这就是父母为新生儿留下的全部东西。我送这两对夫妇每对10元,为此女婴取名‘多拉’,男婴取名‘约翰尼’,非常有趣!”

多拉是拉贝妻子的名字,约翰尼则是拉贝自己的昵称。

血流成河没有让陷落之城停止繁衍,残暴的杀戮见证了这里的生生不息。“到1938年1月14日止,生于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所的婴儿37个,死亡27个。在恶劣的条件下,有两个孩子得了白喉,还有的腹泻、疟疾,有的孩子、老人就悲惨地死去了。”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记本里记录着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和离去。

身为中国人的程瑞芳目睹着同胞的苦难,几乎崩溃了,她既要为死去的难民找棺木,还要为孩子接生,为生病的孩子找药。她无助地哀叹道:“死在炮弹之下比活着受罪强。”

“母亲生我时,没有奶水”,沈庆武将此归罪于日军,“没有有营养的食物,母亲怎么可能有奶水呢?”

“要是我们这里有校医和护士就好了!程夫人目前无法做更多的事,她和她的3个帮手,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魏特琳继续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黄桂兰的母亲也未能给初生的女婴足够的奶水。“妈妈后来对我说,没有什么可以给我吃的。”

日旗下的童年

沈庆武长到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告诉他,母亲生他后的胎盘埋在了冬青树下。于是,懵懂的他经常走到冬青树旁,站一会儿,一声不吭。“我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老喜欢往那里跑。”他最后一次去看冬青树,是在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前夕。

沈庆武出生一个多月后,沈家搬回了原来的住处,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艰难。“我父亲本来是江苏一个小城里的人,祖父是一个首饰匠人。父亲从小城到南京本来是为祖父开一个做首饰生意的小店,可是,生意还没有眉目,日本人就打来了。”

沈家栖居的“安乐里”并非“安乐之地”。日军的大肆杀戮停歇后,危险仍然时常光临。“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到我家,让父亲对着墙壁站着,我父亲手里提了一根棍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弯腰去捡时,日本兵的枪就响了,子弹擦着父亲的头皮飞过。”父亲大难不死。

出生于日本东京的日本厚生相桥本龙伍之子桥本龙太郎,肯定没有这样的童年,因为他出身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在内阁里,与大臣们一起正忙于讨论攻击邻国的各项计划。

一些随父母来到中国的日本孩子,与沈庆武在中山北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前相遇了。“我穿着棉衣棉裤,棉袄的袖子很长,我袖着手。”

那是1944年的冬天,沈庆武去五台山小学上课。几个带着饭团的日本孩子看到他并与他打招呼,“他们穿得很少,裤腿很短,手也露在外面,冻得一蹦一蹦的。”“他们好奇地摸摸我,想知道我的手在哪里。”

来自同龄的友好没有打消沈庆武对入侵者的厌恶。“住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几乎每天都要从一面日本旗帜下走过,每次都要弯腰鞠躬。”

鞠躬之后,沈庆武就盼着头顶上飞过国军的飞机。“那是我们军队的飞机,这时,日本宪兵司令部的警报器就响起来了。”他并不躲藏,站在马路上,“每到这时,我就看到日本人拉上了窗帘。”他依稀记得,厚厚的窗帘后面,国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传来了日本女人的啜泣。

1943年,趁着战事稍歇,任竹楼带着家眷从香港返回南京。“我家从此就离开了安乐里。”他最后一次去安乐里就是为看一眼那棵冬青树。

“不知道那棵树还在不在?几十年没有去过那里了。”当沈庆武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和首饰匠人的祖父一样老时,他突然想知道,在那一年,究竟有多少和他同龄的婴孩在堆满尸体的土地上出生,又有几人,活到了现在。

生活还将继续

那三位同样出生在1937年的日本前首相,已经有两位先后离世。中东政治强人萨达姆·侯赛因也已被美国人处以绞刑。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研究中,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负责了“大屠杀期间的金陵难民所”课题。她在相关的资料中发现,在当时的国际安全区有20万之多的难民,仅在魏特琳管理的金陵女子大学,就收容了1万多女性难民。

“魏特琳的日记里记载,有37名婴儿降生,他们挨过了灾难吗?”金一虹尝试着寻找这些打上了特殊烙印的生命,“他们的母亲呢?他们的家人呢?”

新生命在难民营的降生,为侥幸存活的人们带来生命延续的希望。生活,还将继续下去。

魏特琳此时也希望以宗教抚平悲惨女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沈庆武出生后的6周内,魏特琳安排每天两次聚会,一次为成年人,一次为新生的孩子,由美国圣公会留守的5位牧师来布道。

女人们很快学会了一些歌曲,魏特琳看到,这些女人特别喜欢唱的是《上帝,请拯救我的国家》、《我们热爱养育我们的土地》。

遗憾的是,金一虹的寻找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收获。“至今,我们能找到的,确切出生在南京沦陷后难民营里人,还非常少”,她接到过一位老人打来的电话,“那人叫李昌华,说弟弟是在出生30天后被抱进难民营的。”“她那年14岁,后来与弟弟失去了联系,不知弟弟是死是活。”

70年后,那些在屠城之时降生的人们,沈庆武和黄桂兰成为不多的、被寻找到的两位。黄桂兰说,她小的时候,大人总爱指点着她:“看,她是在难民营里出生的。”

沈庆武已在他出生的城市走过了70年的岁月。他在这里读书、服兵役,后来成为银行的职员,直到退休。“现在每月拿着1809元的退休金,够用了。”他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已经去世,曾一同在楼梯下避难的一家6口,尚余他和二姐两人健在。

桥本龙太郎在1962年传承了去世的父亲的衣钵,他曾成为日本最年轻的阁僚,先后任运输大臣、大藏大臣、通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政调会长等党政要职,在自民党内被称为“政策通”。

1996年1月11日,桥本龙太郎出任日本第82任首相。半个月后,他承认日本“有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历史”。1997年,桥本龙太郎参观中国东北“9·18”纪念馆,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的日本首相,在那里,他写下“以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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