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滥杀滥换大臣,也是向来对崇祯诟病非议比较多的一条。其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金庸在在《袁崇焕评传》一文中的一段话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后来许多论及崇祯的文章都沿袭甚至原样照抄金庸的这段话(比如林洛写的《明朝灭亡的真相》)。怎么看金庸的这段话呢?我以为这段话本身真假搀杂,有故意误导人的嫌疑。金庸写《袁崇焕评传》是自诩为当成历史论文来写的,所以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似乎颇为详尽。但在许多关键地方,则写小说本性故态复萌,无出处,无来源,只是空洞罗列拼凑,以作耸人听闻,煽动读者情绪之资。

如果考察一下他这段话的来源根据,所谓五十个大学士的说法当是出于《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其中原话

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若

标等是也.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璟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

薛莹者观之,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

”[67]

十四个兵部尚书的说法则是出于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凤翼善温体仁,独居位五载。”[68]

从数字上看似乎并没有错误,但这种脱离具体时代背景以及事情经过,仅仅罗列数字就来归罪谴责崇祯,应该说有点存心误导愚弄世人的意图

1、频繁更换大臣的问题 论人论事,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否则得不出公正的判断。崇祯即位时所处的时局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接收的文官队伍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沉渣泛起,良莠不齐。如何从这支队伍中提拔挑选出真正贤能之人,是个棘手的大问题;第二,他即位时国家正处于险恶形势之中,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蜂拥并至,兵变民变迭相交起,内战外战轮番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扶危定倾”,扭转形势是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

了解了这两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崇祯时期,前后的内阁成员多达五十多位,以及兵部尚书更换十四位之多。

首先来看内阁成员的问题。崇祯刚即位的时候,四位内阁大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都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这四个人当中除了李国普为人正直以外,其他三人大抵是阿附讨好魏忠贤之流。但崇祯上任之初,乃至处死魏忠贤后的一段时间,并不可能对整个文官体系都来一个大清洗大换血,许多事情还要依靠这些人来办理。四位内阁辅臣受到弹劾,崇祯还对他们有所保护。但增加乃至更换内阁成员显然是势在必行。就这样仅仅在崇祯即位之初的天启七年十二月,批准原内阁首辅黄立极退休后,就通过外廷会推再加金瓶抓阄的方法一下子增加了六位新的内阁成员,以至内阁达到空前的九人之多。这样的内阁显然不会稳定,一来当时的外廷本身也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通过这样的外廷选举,很难选出理想人员;二来崇祯对这些内阁成员也都不了解,金瓶抓阄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接下来,施凤来、张瑞图连连受到弹劾,辞职而去,而新被推选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本身就是魏忠贤时期以拍马奉承、逢迎讨好闻名的卑污小人(杨景辰还是魏忠贤下令修纂的《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在言官们不断弹劾,仅仅半年左右,就被罢免。

在剩下的五人当中,也并非就都干净了。比如周道登是典型的滥竽充数,昏聩无能的代表。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69]。这样的人最后显然也只能得到一个罢归的下场。

再有一个刘鸿训,也是个沽名钓誉,徒有虚名,实则品行不端之徒。此人在天启年间得罪过魏忠贤,上任后,又以反魏急先锋的面目出现,明史中说他“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为自己捞取了足够多的政治资本。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表面上的道貌岸然的人,实则不过是一个贪污受贿的卑污之徒。《晚明史》中说“崇祯元年九月发生惠安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涂改敕书事件。按照旧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而张庆臻的任命敕书上,总督京营之外,擅自增改‘兼辖捕营’四字”[2]p816-817,崇祯皇帝追查之下,御史刘玉言说了实话,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才能修改敕书。“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佳璧亦供受鸿训指”,证据确凿,经过部院会勘,“明年正月,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鸿训、庆臻罪无可辞’。”[67]刘鸿训最终被谪戍代州,这个处罚也算得上是从轻发落。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阁九名成员已经被撤换了六人,而李国普早就申请辞职,崇祯虽然不断挽留,但还是留不住,崇祯元年五月,他就“得请归里”。所以实际上是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原先内阁定下的九人已去七人。平心而论,如此大规模的频繁调换内阁成员,从具体过程来看,崇祯并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

当然有人会说,崇祯初期的大规模的调换调整内阁成员,这确实可以理解。那么以后依然如此,则做何解释?实际上上面所引用的那段明史赞语中的话,已经给出了一点提示,那段话中说“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璟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薛莹者观之,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67]

这是评价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等崇祯时期的内阁大臣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些人“执正不惧,斟酌时宜”,不时贡献一些微小的益处,是可以的,但如果要他们“扶危定倾”,那就很难说了,显然这些人是办不到的。

但显然对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象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67]),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又派员赐给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钱等,还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祭,并派人护丧回上海。”[91]p123。崇祯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面还会说到,这里不必多说。崇祯所需要的能“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样的人在文官集团中相当难得,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为什么说文官集团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在后面的部分会分析到),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当然就只能通过不停的调换来寻找了。对于崇祯而言,这是无可非议的。难道明知道这些人难以胜任,还让他们一直继续干下去,坐以待毙吗?虽然最后的效果不理想,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崇祯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到最后,崇祯已经接触到一些相对来说当时文官集团中最有才干的人了,比如方岳贡,方以智,新生的一代更有头脑更有实际才干思想更敏锐的士大夫群体也已经成长起来,接近成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只可惜时局已经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了。

从另一方面说,当时的那些进入内阁的文官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往往干了没有多久,就自知能力不足,或者自知渎职,不断请求辞职。比如李标“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钱士升“引罪乞休,帝即许之。”,成基命受到弹劾后“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何如宠“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钱象坤“五疏引疾去”;郑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黄景昉“连疏引归”;王应熊“屡疏乞休去”,张至发“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薛国祥“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范复粹“给事中黄云师言‘宰相须才识度三者’,复粹恚,因自陈三者无一,请罢,温旨慰留”[67]

兵部尚书频繁调换,原因大体也类似。《明史》中关于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的列传主要集中在《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内,这一篇内共介绍十四人:张鹤鸣(弟鹤腾) 董汉儒(汪泗论) 赵彦 王洽(王在晋 高第)梁廷栋熊明遇 张凤翼 陈新甲 冯元飙(兄元飏)[68]

这十四人中,张鹤腾、汪泗论、冯元飏未担任过兵部尚书职务,只是作为附带介绍,可不论。而张鹤鸣、董汉儒、赵彦、高第四人主要是在天启年间担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在天启六年第二次担任兵部尚书,崇祯即位之后,由于魏忠贤的关系,接连受到弹劾,马上就退休了。如果也把他算作崇祯时期的兵部尚书的话,似乎有些牵强,当然勉强算的话也可以。王在晋在天启和崇祯时期都当过很少一段时间的兵部尚书,把他算崇祯时期的也勉强可以。如果把张鹤鸣、王在晋都算上的话,这篇内介绍的崇祯时期兵部尚书共有八人。加上只提及一句的申用懋、张国维,还有另有传的杨嗣昌[70],傅宗龙[71] ,以及无传但在其他人的列传中的提到的张缙彦,是十三人!比十四人还少一个。

按照时间顺序列举一下名单的话,分别是张鹤鸣、王在晋、王洽、申用懋、梁廷栋、熊明遇、张凤翼、杨嗣昌、傅宗龙、陈新甲、张国维、冯元飙、张缙彦 (或许有误)

2、滥杀大臣的问题

金庸竭力要给人造成一个崇祯喜欢滥杀大臣的印象,他说崇祯“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这些话初听起来耸人听闻,触目惊心,但细加考察,多有不尽不实的地方。⑴、明代的大背景首先他关于明代连一个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要杀谁不是皇帝一个人左右的。明代关于官员功过都有很明确的赏罚规定,有功的受到的奖赏,有过失的,就要追究责任。这并不是凭哪个人高兴来决定,更不是从崇祯时期才开始的。只不过崇祯时期国家战乱更加频繁,因此显得对官员追究责任加以责罚的事情发生频率更高,但这种情况本身并不以崇祯个人意愿为左右。崇祯时期的刑部侍郎徐石麒有一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国法炳如。后此纲纪凌夷,沦开陷沈覆辽蹙广,仅诛一二督抚以应故事,中枢率置不问。”[82]他举的两个例子,丁汝夔是嘉靖时期的,石星是万历时期的,也就是在徐石麒看来,崇祯时期对官员渎职的处置,比起嘉靖时期和万历时期是轻了不少,而非重了不少。他的话不能说是全面,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问题。崇祯时期之所以给人大臣动辄受罚,甚至多有被处死的的印象,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崇祯比起他的先辈皇帝更严苛,而是时局动荡,变乱迭生,官员失职发生的概率和次数远远多于以前的时期。而按照明朝的法律,官员失职,被弹劾,除非皇帝刻意包庇保护,否则是难以逃脱惩罚的。 《明史》中有一则记载“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祯元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视西城。内使周二杀人,牒司礼监捕之,其人方直御前,叩头乞哀。帝曰:‘此国家法,朕不得私。’卒抵罪。”[81]

崇祯说的这八个字“此国家法,朕不得私”,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决定自己身边服侍当值的一个太监的生死问题上,崇祯尚且做不了主,涉及国法,他也不能外加干涉。更何况对于那些朝廷的大臣巨僚呢?并不是他要抓谁就抓谁,他要杀谁就杀谁,根本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些最终都是要在文官的许可下,经过审理,对照法律,皇帝和文官们两方面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最终作出决定。而并非是单方面的因素

另外一点,当时的背景。崇祯登位之初,面对的首要任务就是整顿边防。而要做到这一点,严明法纪,有功必赏,有过必惩,是应有之义。这一点并非仅是崇祯个人想法,而是许多人共同的呼声。比如崇祯二年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给皇帝的上疏认为有必要扭转向来用人过滥,法律废弛,赏罚不明的局面。所以今后应该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以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以参驳弹劾,按律逮治。”[72]对此,樊树志评论说以法治军是绝对不错的,因此“如果继续发生敌军入境不能堵截等失职事件,一定要按律逮问。思宗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我们不妨把《明史.本纪第二十三(四)庄烈帝》中涉及到重要大臣生死或惩处的事件都一一罗列一下(或许遗漏),当然《明史》的本纪不可能面面俱到,更详尽的应该到崇祯长编中去寻找,但至少也能说明一下大体的情况

崇祯初年巡抚都御史毕自肃自杀;冬十月戊戌,刘鸿训罢,寻遣戍

崇祯二年九月丁未,杨镐弃市;甲申,大清兵入遵化,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推官何天球等死之;下兵部尚书王洽于狱。

崇祯三年庚寅,逮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策下狱,论死;秋八月癸亥,杀袁崇焕。

崇祯五年 己未,巡抚都御史孙元化弃市;逮刘宇烈下狱,论戍。

崇祯七年 十一月庚辰,逮陈奇瑜下狱,论戍。

崇祯八年甲午,以皇陵失守,逮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鹏下狱,寻弃市。

崇祯十二年秋七月壬申,熊文灿削籍,寻逮下狱;八月癸巳,诏诛封疆失事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三人,俱弃市;丙午,下兵部尚书傅宗龙于狱。

崇祯十三年 冬十月癸丑,熊文灿弃市。

崇祯十四年 丁酉,逮郑崇俭下狱,寻弃市;五月庚辰,范复粹致仕。释傅宗龙于狱,命为兵部侍郎

崇祯十五年以会推阁臣下吏部尚书李日宣六人于狱;丁卯,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寻弃市。

崇祯十六年 逮范志完下狱。[73]这些列出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事失利,玩忽职守而被惩处。其中大部分人即便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上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大概也绝不冤枉。尽管事实上对失职人员按律逮治也不能阻止敌军一二再再二三地入境抢劫屠杀,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做法。正如现在社会用法律惩处犯罪,并不能因此彻底杜绝犯罪现象的发生。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用法律惩处犯罪,那显然就荒唐了。 更何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之所以受到惩处,并不是崇祯一个人的意志能决定的!怎么能算都是崇祯滥杀滥罚?从受惩人员的数字来看,也绝对没有金庸其他一些人渲染的那么夸张!

在了解以上大背景的情况下,再来具体分析金庸这段话中提到的人物事件。仅仅初看就可以看出三四处明显的错谬,仔细和史料对照的话,更是千疮百孔。

⑵、具体的分析首先,他把自杀的居然都算在崇祯头上,说是被崇祯逼死的。这未免就是心理过于乖戾对历史人物有严重偏见下产生的怪异思维。

须知明代官员如果自知犯有重大过失重大渎职罪,往往会自杀,这和皇帝逼不逼实在半点关系扯不上。比如崇祯元年,在袁崇焕被崇祯任命前往辽东,但还未上任前,辽东巡抚毕自肃管辖下,宁远发生兵变,结果毕自肃“自知治军无方,上疏引罪后”,就在中左所上吊自杀了。难道说,这也是崇祯逼他自杀的?要知道这个时候崇祯才刚刚上任,唯一做的大概只是惩治魏忠贤,即便是对魏的阉党也还都网开一面,宽容有加,谈不上真正的清除。他如何来逼毕自肃自杀?说出这种话的人根本对古代士大夫官员心理缺乏基本的了解,这些人如果自觉有愧于国家的话,根本用不着谁来逼,往往会以一死来赎罪。崇祯上任以后,国家战乱频繁,兵变民变,以及军队失利,国土沦丧,城池失守,这些过程中都会官员因自觉渎职而自杀,难道说都是崇祯逼的?此外还有战死的,病死的,难道也都是崇祯导致的?“把所有的罪状往崇祯头上一推省力固然是省力,但也不过是在歪曲历史而已

再拿金庸特别强调的十四个兵部尚书(以我所见似乎只有十三个,不知道还有一个是谁?)的问题来说,按照金庸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说法,似乎这十四个兵部尚书大多都惨遭崇祯迫害,甚至许多都被处死的,以此来表明崇祯刻薄寡恩,猜忌多疑。但如果考察事实,就知道大谬不然。①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的问题他说“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似乎给人脑海中一个副图景,两个兵部尚书先后相继,满怀着对崇祯恐怖统治的愤怒控诉,一脸悲壮的从桌上拿起一杯毒酒,毅然服下,然后痛苦的倒地挣扎,痉挛扭曲,七窍流血而死,两只大大的眼睛还睁着,死不瞑目,似乎在向苍天控诉崇祯这个暴君屠夫的黑暗残暴的恐怖统治,这就是金庸试图通过他的文字想给读者传递的印象!

但事实真相如何呢?

梁廷栋是崇祯三年到四年间的兵部尚书,根据《明史》记载,其人才干还算可以“居中枢岁余,所陈兵事多中机宜”,但品行操守上有些问题“颇挟数行私,不为朝论所重。” 多次被人揭发纵容手下人“纳贿营私”,受到许多弹劾。所以他当了一年多,就被撤换,“得闲住去” 。到了崇祯八年又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此外“代杨嗣昌总督宣、大、山西军务”。[71]

张凤翼则是崇祯五年当上兵部尚书,在位将近五年,可算的上时间最长的一位兵部尚书了。仅凭这点看,他应该是有些实际才干的,在任期间对平定农民叛乱还是提出过许多有成效的建议。尽管明史中说了这么一段“初,贼之犯江北也,给事中桐城孙晋以乡里为忧。凤翼曰:‘公南人,何忧贼?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饲江南草。’闻者笑之”[71]。《晚明史》作者樊树志以此说“兵部尚书犹如白痴”[2]p950。但以我的观点看,这应当就是同僚之间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而已,被载入史书作为评论一个人的根据则未免过于武断。

崇祯九年的时候,满洲虏兵又绕道长城喜封口侵入关内,直逼京师。满兵经过的是梁廷栋的辖地,对此有直接责任,被命令戴罪入援,而作为当时兵部尚书的张凤翼显然也负有责任,受到言官王家彦的弹劾,为了减轻罪责,他也“自请督师。赐尚方剑,尽督诸镇勤王兵”[68],出外领兵打仗去了。结果他和梁廷栋还有一个罗维宁,“三人相掎角,皆退怯不敢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 [68]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就逃不掉被言官弹劾的命运,“两人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交章论劾。两人益惧,”“言官劾疏五六上,凤翼忧甚”[68]。他们两个人都自知渎职罪大,害怕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干脆每天服用少量大黄,最后生病而死。可以说他们的死和崇祯没有半点关系。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原因,真要说造成他们慢性自杀的真正原因,那也是言官的蜂拥而上的弹劾,而不是崇祯。明代言官群起攻击之下的舆论压力,连作为皇帝的崇祯都要害怕(以后崇祯之所以不能公开主张和谈,以及不能迁都,大抵都是屈服于言官的舆论压力的淫威下)。另外一点张凤翼当时虽然被“议罪夺其官” ,但到了崇祯十一年七月,又“论前剿寇功,有诏叙复。”[68]

如果说大黄是毒药,他们每天吃大黄就算是服毒死,那也就勉强算吧!但如果这都要算成是崇祯逼死的,那就未免有点滑稽了。②杨嗣昌自缢死的真相

再说杨嗣昌,所谓杨嗣昌自缢死,更是胡扯.事实上正如樊树志所说,“早在崇祯十三年底至崇祯十四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74]

等到张献忠奇袭襄阳,杀死襄王的消息传来后,惊吓忧虑之下,病情加重,饮食不进,“遂至不治”。有些人硬要附会说他是上吊或服毒而死,不知道是什么心肝?又是出于什么病态心理?

事实上崇祯对杨嗣昌这样有才有识,不计个人得失,真心为国操劳,和他肝胆相照,为拯救国家危难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披肝沥胆的朋友关系。杨嗣昌可是明末少数几个不光说几句空话漂亮话来沽名钓誉,能够真正提出可操作建议的文官,他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加饷足兵,以及用四面六隅、十面张网来围剿农民叛乱军,都不失为在当时条件下,当时的认识局限下,可以暂缓危机(至于解决危机,那是谈不上)的可行策略。至于具体实行过程中,没有能够贯彻到底,这就不是杨嗣昌的责任了。正因为杨嗣昌和崇祯同样是为了解救国家危难,置个人得失毁誉于不顾,有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以两人才能成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好友。

杨嗣昌举荐的熊文灿昏聩懈怠,以至纵放本已濒临灭亡的张献忠部队。面对言官们的疯狂弹劾,崇祯迫于压力,不得不让本来担任内阁辅臣的杨嗣昌亲自督师征剿张献忠,在临行前,崇祯亲自赐诗,赐酒,在杨嗣昌上任初打胜仗以后,他马上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手谕,其中说“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图”[75]。这话正如樊树志所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宗对杨嗣昌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之类琐事也挂在心上”[2]p1016。不象是皇帝对大臣说的话,象是对分离的亲人朋友深切挂念而说的话。

即使当最后杨嗣昌征剿不利,襄王落于张献忠手中被害,他自己也不幸病亡身死。崇祯也并没有因为一时成败而改变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他下谕旨说“督师阁臣杨嗣昌,攻虽未成,尽瘁堪悯,与祭一坛,地方官护柩回籍”[76],不仅如此,崇祯甚至还亲自写了一篇感情深厚的祭文,其中说“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英魂有知,尚其祗服”[77]。杨嗣昌是死了,群狼一样的言官对他的疯狂弹劾却没有停止,有人说他有六条可斩之罪,还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对杨嗣昌断棺戮尸(这是那个也在崇祯年间担任过内阁大臣的蒋德璟说的)。崇祯顶住这些人的压力,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以保护杨嗣昌,他说“杨嗣昌系朕特简,拥兵不效,朕自鉴裁,况才尚有可取,各官见朕有议罪之旨,大家排击,纷纭不已……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谕尔等知之”[78]。后来他又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保。

崇祯对杨嗣昌也算得上仁至义尽,情深意重。

仅以崇祯对杨嗣昌的态度而论,就足可驳斥那种认为崇祯刻薄寡恩,只会冷血滥杀的的谬论

③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以及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再说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的问题,这两个人从明史的记载来看确实曾经下狱。但事实上是下狱之后又都被放出来的。傅宗龙崇祯十二年因罪入狱,关了两年后就被放出来,崇祯十四年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在与农民叛乱军作战中,被俘不屈而死。

张国维,在专讲兵部尚书的《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中没有对他的介绍,只提到了一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飙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另一句是“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此外就没有了。从这两句话,似乎又是崇祯在张国维当了兵部尚书没有多久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就把他投入监狱,这样的叙述,很投一些人的胃口,很能验证他们心目中那个暴虐专横的崇祯形象。

但实际上在《列传第一百六十四》中有专门对张国维的介绍,对他入狱前后的经过叙述的比较详细,不妨摘引一下 “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入畿辅,国维檄赵光抃拒螺山,八总兵之师皆溃。言者诋国维,乃解职,寻下狱。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出都十日而都城陷。”[79]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的很清楚,他入狱原因并非是崇祯要和他过不去,而是他部署防守清兵失利,而受到言官的弹劾诋毁,“言者诋国维,乃解职”,而把他放出来的倒是崇祯,“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他基本上下狱之后没有多久就被放出来的,就这居然也被金庸列入被崇祯迫害的兵部尚书名单中,有些人看来在搜罗崇祯罪状方面真是不遗余力,无所不用其极了!后来张国维在南方从事抵抗满清侵略的活动,最后英勇就义!

还有说“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也是令人啼笑皆非,

王在晋在天启二年当过几个月的兵部尚书,崇祯元年同样只当了几个月的兵部尚书,他是因为被牵连到内阁辅臣刘鸿训受贿而篡改任命张庆臻总督京营的敕书的案件中,他是兵部尚书,连带的负有责任,因此才被革职[67][68]

这个如果勉强可以说革职查办(只是如果这种涉及贪污受贿的情况,不被革职的话,那是不是又要说崇祯统治下腐败公行呢?),那说熊明遇被革职查办就是纯属胡扯,他充其量也是正常的调换职位而已!

熊明遇是在梁廷栋之后当的兵部尚书,他过于相信对农民军用招抚手段,导致农民叛乱军“久愈猖獗,莱城被围几陷”,后来又袒护用金帛牢醴贿赂入侵的满虏退兵的沈棨,所以当了将近一年的兵部尚书之后,也“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荐起南京兵部尚书,改工部,引疾归”,这个待遇应该也算不错,最后也是他自己说身体有疾病才辞官退休的。这难道又是崇祯在迫害他了?(值得一提的是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80]p19。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

④王洽和陈新甲之死的原因

金庸说的这几个人当中只有王洽和陈新甲是因为渎职而被处死的。即便是这两个人的死,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崇祯横暴专断,想杀就杀。

王洽的死很大程度上是袁崇焕连带造成。已巳之变,由于袁崇焕的错误,导致后金军队绕道蓟门一带,长驱直入关内.而明朝方面,一直到后金兵临距北京仅三百里的遵化城下,才知道消息,作出反应。处在抗金第一线的袁崇焕耳目不灵,情报全无到这个地步,自然难辞其咎。作为袁崇焕最直接上司的兵部尚书王洽也相应负有责任,《明史》中说他“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68],这样王恰因为渎职,首先就被抓了起来,到了第二年四月,病死在狱中(事实上,袁崇焕是在王洽之后才被抓的,仅此一点就可见说袁是因为反间罪才被抓入狱中并最终处死的说法的荒谬性,论渎职,袁崇焕的程度远在王洽之上,岂有王洽被抓,而袁反而无事的道理?王洽被抓时,尚无两个太监从后金中放回之事也。)

王洽也好,袁崇焕也好,他们获罪而死并非是崇祯一个人能够擅自决定的,满清修的《明史》字里行间往往有意无意夸大崇祯个人作用,以达到丑化崇祯目的(同时也是受满清自身绝对专制的影响,以为大臣生死全由皇帝个人决定,以此来逆推明朝)。事实上,这完全是对明代的政治不了解的缘故,在决定这些人生死中,文官大臣的作用大于皇帝个人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大于个人感情的作用。

再来说陈新甲的死,明史中对此的说法是“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知不免,遍行金内外。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且曰:“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帝曰:“他且勿论,戮辱我亲籓七,不甚于薄城耶?”遂弃新甲于市。”[68]

按照这段说法,陈新甲是因为和谈泄密而被入狱,最后处死。但事实上真正决定陈新甲之死的并非和谈泄密本身,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埋下伏笔。他在洪承畴率军支援锦州冒进败亡的事件中就有重大责任,当时的经过是“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计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诸将以八月次松山,为我大清兵所破,大溃,士卒死亡数万人。若麒自海道遁还,言官请罪之,新甲力庇,复令出关监军。锦州围未解,承畴又被围于松山,帝深以为忧,新甲不能救。”[68]

也就是一开始洪承畴和崇祯皇帝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持重缓进,“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陈新甲则坚持要求分四道夹攻,并派遣张若麒去游说,同时亲自写信激洪承畴出兵,根据樊树志的《晚明史》,信中“警告洪承畴,你出关用兵一年有余,耗费饷银数十万两,既不能解锦州之围,若再使内地受困,到那时,你不进山海关则长城沿边空虚,如往辽西则宝山空返,何以副皇上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望?当此主忧臣辱之际,谅必清夜有所不安!”[2]p1032为了进一步说服洪承畴,“陈新甲又派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到洪承畴行营与张若麒相互配合,以赞画军务贯彻兵部的主张”。最终的结果是洪承畴被这些人游说心动,再加上为个人私利考虑,最终决定放弃持久作战,贸然出兵,导致松山大败,明军被围歼!

可以说松山大败首要的责任人就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其次才是洪承畴和崇祯皇帝。陈新甲在对敌情以及已方力量未做充分估计的情况下,就竭力鼓吹速战速决,主动出击,身为兵部尚书,他的责任是难以逃脱的。而洪承畴和崇祯皇帝一开始的意见都是打持久战,稳重为上,但最后在陈新甲的游说之下都改变了最初的正确意见,也负有责任。但这两人中洪承畴的责任又比崇祯要大,因为他是当时真正有直接权力调动大军决定是战还是守的人,同时身在第一线,最了解当时的敌我状况,最有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他不同意的话,谁都不可能让大军贸然去决战。他完全可以通过书信往来回复拖延时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君命,他在陈新甲的威胁逼诱之下,最终作出错误决定,同样是难辞其咎

过去许多文章常常把明军的松山大败归咎于崇祯,说是他催促洪承畴初战,才导致兵败的结果。这是不了解事情前后经过的胡说。事实上他从一开始也是认为应持久稳重作战,但既然兵部坚持认为应该进行决战,同时洪承畴这个最前线的统帅也同意了,那他还有什么话说?

如果严格追究松山大败的责任者的话,恐怕陈新甲当时就够得上处死的罪名了,张若麒和马绍愉虽然被攻击的最厉害,但平心而论,他们两人都不过是陈新甲的部下,受陈新甲指示派遣的而已。《明史》中说“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若麒复自宁远遁还。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68]再加上在当时明军和国内叛乱者的作战中也频频失利,丧师失地,陈新甲受到的弹劾就更多了“是时,闯贼蹂躏河南,开封屡被围,他郡县失亡相踵,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贼,先后陷殁,贼势愈张。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数十。新甲请罪章亦十余上”[68]。可以说这个时候要不是崇祯竭力压下这些弹劾,保护陈新甲的话,那他早就可以下狱论罪了。

而到了和谈事件中,崇祯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否则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结果陈新甲居然能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他这个国防部长,连最基本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如果放到现在的话,这样泄露国家机密,那也够的上死罪了。崇祯这个时候,是想不生气都难。一条本来可供选择的暂缓目前危机的道路就这样因为陈新甲令人惊愕的拿国家大事当儿戏般的疏忽随意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撤去了对陈新甲的保护。接着陈新甲入狱乃至最终被处死,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处死陈新甲并不是崇祯自己随心所欲的决定,他想杀就杀了。陈新甲是交给刑部审理,只有刑部得出陈新甲有可杀之罪才行。所以那些为陈新甲求情的人,走的也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刑部路线,“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营救于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听”;另一条则是皇帝路线,“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亦于帝前力救”[68]。这两条路线中只要有一条成功,则陈新甲就不至于死。但事实上是两条都失败了,则自然难逃一死。

其中刑部侍郎徐石麒在陈新甲之死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的,他“上疏历数陈新甲的罪状,认为非杀不可”,疏的内容前面已经部分引用过了“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国法炳如。后此纲纪凌夷,沦开陷沈覆辽蹙广,仅诛一二督抚以应故事,中枢率置不问。故新甲一则曰有例再则曰有例者,此也。不知亲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82]后面还有一段指责陈新甲专擅和议的话就不引了。最后定的罪名大体上就是这个基础“陷边城四,陷腹地七十二,陷亲藩七,从来失事未有之奇祸,亦从来刑书所不忍载之条例者也。当临敌缺乏,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斩。”[82]

在这个事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皇帝下令进行的会谈为什么要秘密进行呢?以至于主持和谈的陈新甲把秘密泄露出去后,不但和谈马上终止,甚至连陈新甲本人也前罪后罪并发,入狱身死。按照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明代的皇帝不是专制独裁么,崇祯不更是以专制刚愎而闻名么?既然皇帝决定了要和谈,下面的人迎合皇帝就是了?有什么必要偷偷摸摸的进行?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和某些人想象的相反,明代的皇帝不但不是所谓的专制独裁,而是在许多事情上,如果得不到众多文官的支持,那么就根本推行不下去的。许多人把崇祯之所以秘密进行和谈,以及秘密泄露后终止和谈归结为是面子问题,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真把历史当儿戏!这里有什么面子问题?国家当时所处的困境众人皆知,和满洲叛乱分裂分子暂时达成和议,不失为暂时缓解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难道明朝军队两线作战,疲于奔命,左支右绌,接连打败仗,崇祯就有面子了?崇祯再愚也不会愚到这个地步!更何况,和谈最后的目的是要达成一个结果,一个协议,过程固然可以秘密进行,那最后的结果也能秘密不成?和议成功的话,最后达成的协议总要公布出来,难道那时公布,崇祯就能更有面子了?

有些人看待历史真是皮相肤浅之极!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和议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在众多文官的反对声音中,从一开始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就算崇祯作为皇帝,就算他支持和议,那也无济于事!在和谈这样的大事上,明朝的皇帝也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力(这和某些人头脑中想象的那个所谓君权专制对照一下,真是讽刺)。这才是和谈之所以要瞒着众多文官秘密进行的根本原因!正如樊树志所说“按照思宗的本意,是想秘密达成协议,造成即成事实,减轻北边压力,集中力量对付中原的李自成、张献忠”。也就是先斩后奏,先不经众多文官许可达成协议,然后再让他们面对即成事实,崇祯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够委曲求全了。一旦泄密,在文官集团强大的舆论攻势压力下,和谈也就只能终止。

一些人以为崇祯想杀谁就杀谁,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什么过错都往他头上推,亡国的责任要他一个人来担,真是荒谬已极!

王洽和陈新甲这两个兵部尚书的死,我们做了一个交代,很显然上面所说的事实可以看出,他们远非是崇祯皇帝随心所欲,想杀就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