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英雄--崇祯皇帝(关于崇祯内帑问题)

内帑问题


当然,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必须给予重点澄清的!那就是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谎言可谓甚嚣尘上,谬种流传,为害甚烈,影响波及,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能幸免!

据说明末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危机,崇祯的内帑里有的是钱,几千万两白银是少算的,几亿两也不算多,说成是金山银山都不夸张。崇祯这么焦头烂额的催征赋税,都是他自己小气舍不得花内帑里的钱,最后被李自成打到北京的时候还守着几千万两乃至上亿的白银不放,所以落得个上吊自杀的结局,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时常看见一些论者唾沫横飞的谴责崇祯皇帝,如何吝啬,如何小气,如何疯狂聚敛,如何躺在内帑的金山银山上,却不肯拿钱出来赈济灾民,不肯拿钱出来发军饷。按照这种说法,明朝末年哪里有什么财政危机啊,全是皇帝自己吝啬小气,当守财奴而已,所以最后灭亡也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或者说明朝政府根本不缺钱,主要是不会用人,再加上小气。这些论者在自己的唾沫横飞中获得了很大的快感。他们的舌头在口腔里舞动着,唾沫星子在鼻子周围飞溅着,可以想见他们被自己的雄辩所陶醉,被自己的英明所感动,体验着指点历史的快感。然而每当看见这种言论,每当看到这些论者的嘴脸的时候,我都感到说不出恶心。不知为什么联想到了鲁迅《故事新编》中一则故事的结尾《故事新编.采薇》说的是妇孺皆知的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之际,不食周栗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在故事的结尾插进来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很聪明,已经懂得了。她冷笑了一声。于是大义凛然斩钉截铁的说道:……”[130]p410

那个女人说什么,我们就不必去追究了,总而言之,伯夷叔齐两个人在听了那个很聪明而且大义凛然的女人的话之后,因为羞愧,连薇都不吃了。于是他们两个就这样的饿死了。

而那个叫阿金的聪明女人呢?按鲁迅的描写“于是许多人非常佩服阿金姐,说她很聪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阿金姐却并不以为伯夷叔齐的死掉,是和她有关系的”[130]p411她说,老天爷心肠好,派了头母鹿喂奶给伯夷叔齐吃,可是那两个人呢,“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喝了鹿奶还不够,还想杀了那头母鹿,吃鹿肉,于是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心了,母鹿也从此不去了,他们这才饿死了。“哪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130]p412如果那些制造散播崇祯内帑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白银的谎言的人就相当于这个故事里说伯夷叔齐喝了鹿奶还想吃鹿肉所以才饿死的的女人,那么那些听信谣言谎话的人就相当于那些“恍恍惚惚,好象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于是觉得轻松不少的人。

我做这样的类比是有道理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看看崇祯内帑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当时人的记载1、关于内帑的直接记载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熹宗在位七年,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扫地无余。兵兴以来,帑藏悬罄。尝将所铸银膺、银盎、搏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见也,空乏可知。廷臣动请内努,夫内努唯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二,一日金花,一日轻贵。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宦官宫妾赏贵,轻责银所以为勋戚及京卫武臣体禄,随进随出,非如唐德宗私库,聚而不散者。然而发之屡屡矣,安有余赀。野史谓城破,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贮方物也。天财库贮钱也,以备内外官员军校赏赐。古今通集库,贮书画符券浩命一也。东裕库,贮珍宝也。外东库,贮方物,无金钱也。库尽此矣。城破,唯东裕库贮珍宝存二耳,安得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者。而纷纷然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岂不冤哉。草野无知,传为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131]p22-p23此外“史淳在其所著《痛余杂记》中也反驳此说,并引曾任户部官的吴履中的话以证实他的意见: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133][132]p230

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还可以补充一条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是崇祯十七年二月时候的情况“二月中,贼势愈急,而昌平兵忽变,京城戒严,亟遣官以重饷抚之,始戢,然居庸已不可守矣。……然国计实窘极,户部合算海内应解京银两岁二千万,现在到部者仅二百万,朝廷至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其困乏可知。故援师之征,望其即赴,又若畏其即赴,诚虑夫饷之不足供也。上抚髀无策,欲以空名感动天下,故唐、黄、吴、左诸镇,封四伯爵以劳之,又封刘镇继之”[135][134]p67这条记载把崇祯皇帝因为缺钱面临的窘境叙述的相当透彻。一方面是李自成眼看要进逼京师,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甚至穷到拿不出钱来给守卫京师附近地区的军队发军饷,甚至直接导致昌平兵变。户部收到的银子只有区区两百万,而皇帝内帑的银子也早就搜刮一空,“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还不够。一方面是希望各地军队到北京勤王,另一方面却又害怕他们来,因为根本就没钱发军饷。没有军饷,本是前来抵挡造反者的军队,恐怕自己就先造反,这并非没有先例。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多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军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略.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2]p1120这则记录很重要,和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结合起来看是相当能说明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容易。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自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事实上崇祯当时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恐怕还是说多了,对照他堕泪对吴履中私下里说内帑的记载“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崇祯在吴襄面前多半还不敢彻底交代内帑的底细,这七万两只怕还是充门面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一万两都不满。当然也不排除这已经是向官僚太监们募捐后的内帑存银了(关于募捐我们后面再说)。

以上大多是根据各史料的内容本身来分析判断其记载的可信度。我们不妨再根据史料来源,作者身份判断辨析一下。顾诚在反驳姚雪垠的时候,针对姚雪垠所引用的胡介祉一大段话批驳说“这篇东西史料价值很低”,理由为胡介祉的话都是摘抄自他人。这样的批驳也可算有道理。但偏偏对于胡介祉摘抄的源头王世德的记载的史料价值,顾诚却不做评论,只用一句“未必是事实”[132]p286就敷衍过去了。

但实际上只要稍加考察一下就明白,在所有这些人的记载中,王世德记载的史料价值恰恰是最高的。根据《明史资料丛刊》编者给《崇祯遗录》加的说明中所言“王世德,字克承,大兴人,崇祯时官锦衣卫指挥。李自成克北京,他自刎遇救,后削发南奔,流离江南,隐居宝应。据其子王源《居业堂文集》称,王世德‘常居禁中宿卫’,于崇祯朝廷礼仪大典、政局变化皆‘委备详核’,因见野史失实甚多,故作此书”[131]p3。

显然由于职务关系,王世德和崇祯皇帝的距离远比一般大臣要近,对内廷情况的了解也远比一般大臣要多。他的记载可以算得上第一手资料,比起一些普通文官捕风捉影、凭空猜测之谈可信的多,也真实的多。此外如史淳引当时任户部官的吴履中和崇祯皇帝的对话,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可信度也相当高。再如写《定思小纪》的刘尚友当时也在北京城,虽然并没有担任官职,但是“其时任礼科给事中的申芝芳是他的亲戚,关系较深刻,因此他对明朝廷的若干情况也是清楚的”[134]p2。北京城在当时经历的一系列事变,他也都是亲身经历者。他的记载也同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反观赵士锦和杨士聪两人,都不过是当时的中层文官,赵士锦是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杨士聪是五品的左谕德。本身和皇帝没有什么接触,对内帑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明朝的许多文官似乎都对皇帝的内帑抱着一种幻觉,认为那是一个类似聚宝盆一样的东西,里面永远可以充斥金银,不会枯竭。所以他们动不动就请皇帝发内帑,似乎只要把皇帝的内帑拿出来,就什么财政问题都没有了。这种幻觉本身就相当荒谬,而赵士锦和杨士聪不过是被这种幻觉所毒害的文官当中的两个而已。他们的记载正是这种幻觉偏见再加上从李自成军队那里听来的谣言谎言混合的产物。所谓的内库三千余万两云云,都是他们听来的传闻无疑,因为赵士锦自己的记载都是左一个“闻”,又一个“闻”,更要命的是这个“闻”,究竟是“闻”自哪里都没有说明,明确的消息来源都没有,这正是典型的谣言传播的特征,也是无根史料的特征。所以这种记载的史料价值比起顾诚所贬低的胡介祉的话更低。

2、间接记载以上是从当时一些最直接的记载,从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来看看崇祯内帑究竟有没有一些人所说的那么多银子!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间接的记载来进行判断。上面引用的史料已经说到了崇祯皇帝自己省吃减用,吃的少,穿的差,甚至把皇宫里“酒扈器具之金银者”都拿去变卖充作军饷,实际上,根据其他资料,崇祯变卖的不仅仅是那些酒扈器具,还包括皇宫内储存的人参等物品,如李清《三垣笔记》中记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征也,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146]p33连皇宫里过去收藏的人参都拿出来变卖供给国家使用了,算是卖得了几万两的银子。当皇帝或者当国家首脑能穷到这样的地步,把日常生活用品拿出来变卖补贴国用,古今中外大概再找不出第二个来!内帑全部拿出来了,皇宫里的器具甚至人参都拿出去变卖了。这些都还不够,于是他还不得不象讨饭的乞丐一样,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属下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这无论正史野史都有大量的记载。《明史.温体仁传》中就有“帝忧兵饷急,体仁惟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的记载。而明史薛国观传中同样有记载,《晚明史》樊树志已经将之翻译成白话,不妨引用一下“由于财政入不敷出,薛国观向皇上提议‘借助’,即向官僚勋戚以‘借贷’为名捐献金钱,声称: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内戚畹,非皇上独断不可。他举武清侯李国瑞为例。如果李国瑞这一关能打开,其他皇亲国戚便不难就范”。结果是李国瑞一家故意装穷“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2]p1048,最后的结果崇祯皇帝迫于各方压力,只能作罢。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一次谈话中,崇祯皇帝吐露了自己苦苦哀求大臣勋戚以及地方乡绅们募捐以缓解国家目前的财政危机,结果无人响应的苦恼和困惑,他是这么说的“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2]p975

到了明亡前夕,崇祯实在是半点钱都没有,甚至连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军饷都发不出来。只得再次厚着脸皮,低三下四的向他的那些大臣以及那些勋戚还有太监们请求捐助。结果是几个太监还慷慨一些“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太监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 是不是这些人真的没有钱,不是的!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从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陈演也献银四万两”[2]p1125

于其他商人官僚查抄出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所以总数才有7000万两白银。如果不是实在穷的叮当响,崇祯也实在不必受这份窝囊气,以皇帝之尊,而且是一些人公认的掌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居然要如此低三下四,死气白赖的象讨饭一样去哀求自己的臣僚下属捐献银子,而这些人不肯多捐,他也没有丝毫办法,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就算西方的国王之类,碰到这种情形,也用军队硬抢了!

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不仅表明崇祯皇帝的内帑确实已经一无所有,拿不出半点钱来,否则的话,莫非他真的是犯贱么?莫非真的是有自虐癖好么?放下皇帝的尊严去当讨饭,去受那些大臣勋戚的窝囊气?这是某些人笔下一向心高气傲,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的性格么?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做出一点合理的判断!而且这个事实更是给一些拼命宣扬中国古代所谓皇权专制如何登峰造极,皇权之下,私人财产如何不受保护,而西方则是如何保护私有财产,国王权力如何受到制约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真象这些东西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古代(不包括蒙古和清朝)的皇帝要什么就有什么,全天下都是他的私人财产,那崇祯皇帝还募个什么狗屁捐,直接下道圣旨,让这些人把财产交出来不就行了?事实似乎倒是显示明朝的皇帝比起同期西方的那些国王们更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以至到了国家万分危急的关头,居然还要依靠募捐这样手段来筹集军饷。



本文内容于 2008-2-28 23:22:31 被大明中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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